早期中国神话的破碎本性，盖源于春秋和战国，而非后世儒生所指认的秦朝。这方面的证据来自《孟子》，其中记录了战国时代卫国太宰北宫锜跟孟子的对话。北宫锜求教周朝爵禄如何排列的问题，而孟子则答道：我也不知详情，因为各国诸侯讨厌这些旧典会妨碍自己的作为，把它们全都毁了。
正是这番出人意料的对白，揭出了翦灭上古文化的罪魁祸首，那就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诸侯们。这个四分五裂的贵族阶层，为扩张权力、疆土、人口和财帛，努力创立“新制”，推行各种“革命”举措，却苦于孔子之类的守旧派人士的反对，因而焚毁了上古传下来的重要典章，以免被人拿来当作反对改革“新政”的武器。而焚毁的文献，除了孟子提及的周王室的爵禄制度以外，还应包括整个诸夏、商、周三代的仪典、法规、神话、诗歌和历史。孟说虽有为儒家贴金之嫌，但它却足以为第一代神话的亡佚，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这种焚毁典籍的恶劣传统，并非只有来自孟子的孤证。《韩非子》宣称，商鞅曾经建议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而韩非子本人对这种焚书之举大加赞叹，声言“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意思是明智国王统治的国家，只要以苛法为基准，而须清除掉所有的历史文献。先秦时代的这种焚书原则，显然已被各国统治者所普遍运用，成为消除意识形态异端、架设专制权力的基本策略。韩非子的教诲，更是直接被李斯等人奉为圭臬，为嬴政的焚书坑儒提供学理依据。
跟中国历史上众多文化毁灭运动相比，这场运动具有三项重要指征
集体作案，无人领衔，策划者和参与者都难以指认，以致无法就此进行历史审判和文化追究，这种结果为后世的反文化运动，提供了可以热烈仿效的样板；
高度低调和隐秘，几乎不被言说，以致在顾颉刚之前，很少有人发现并谈论它的发生，更由于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成为视觉焦点，这场犯罪运动遭到进一步遮蔽。它从历史中隐身，如同它所要消灭的事物。毫无疑问，这是东亚史上发生的首次文化毁灭运动，它企图以“现代性”的名义抹除文化记忆，却导致战国民众跟宗教与历史的断裂，并为民族国家的自我认知，制造了难以逾越的屏障。
这场“先秦文化革命”具有罕见的彻底性，以致后世无法借助遗址发掘，重新召回那些亡佚的典籍。近百年以来的文献考古发现，如少量简牍和帛书之类，多为战国中晚期遗存，而鲜有西周及春秋之物，即便是大规模建设引发的文物出土狂潮，也未能提供任何新的革命性发现。最古老的革命，制造了我们最耳熟能详的灾难。
必须追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第一代中国神话早已死亡，那么世人现在所面对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货色？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在战国和秦汉时代重新打造的替代品，混合着早期传说、异域神话和民间想象的碎片。在宗教典籍遭到诸侯湮灭之后，新一代思想者只能面对一个空无的精神废墟，这迫使他们从商人、移民和牧人手里，寻找来自“亚洲精神共同体”的神话资源，以创造性挪用、借鉴、移植、重组与颠覆的方式，勾勒第二代东亚神学的模糊轮廓，藉此完成精神救赎的伟大使命。经过几代文人的拼图游戏，这些可怜的碎片，终于获得被广泛引用的契机，成为上古意识形态的脆弱徽记。
尽管如此，鉴于上古宗教体系的瓦解和缺席，第二代神话只能保持碎屑化的容貌，难以形成神话的内在叙事结构。《山海经》和《楚辞》是其早期代表，前者犹如一幅毫无精神逻辑的地理拼图，浮现出众多“异乡神”（the alien God）的模糊面容,而后者则保留了大量难以索解的问号。至于《古文尚书》，更是汉代或魏晋的“造伪杰作”。这正是所有替代品的弱点无法真正实现第一代神话的复原，反而制造出更为严重的认知迷津，把人们置于进退失据的困境。
但在今天看来，内在混乱的第二代神话，仍然不失为一种文化瑰宝。它的作者大多为各地移民，从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印伊等地，援引大量“亚洲共同体”原型，叙事支离破碎而生气盎然，散发出明快的童年气息。更重要的是，基于非洲原型的基因力量，第二代神话和第一代神话一样，基本沿用了相同的神名音素标记。正是这种识别标记，维系了两代神话的有限连续性。与此同时，在一个民族觉醒的年代，新神话所提供的“异乡神”素材，足以支撑中国人的价值信念，以重构民族血缘叙事的基本母题。
这是一场双向的精神运动：一方面是春秋战国诸侯大肆消灭古籍、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咸阳，这些凶险的事变，导致上古神话的逐级瓦解，形成被洗劫一空的作案现场；而另一方面，战国和两汉文人，孜孜不倦地寻找那些文化废弃物，在捍卫神名音素标记的前提下，以西亚神系和印伊神系为原型，挪用、捡拾、拼贴、填充、重释和新撰，辛勤勾勒第二代神话的模糊轮廓，形成东亚神系的南北两个支系。这种严重分裂的状态，正是人所要面对的文化景观。但鉴于汉儒过于热衷血缘世系叙事，并掀起大规模的篡经运动，导致神话的再度受伤，双向运动虽然有过两个相反的向度，而最终的结局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加速中国神话的湮灭进程。最终，人只能可笑地面对掩埋众神尸骸的坟墓。
（作者系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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