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新天研究员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虽然中国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巨大潜力，但目前中国仍不是世界文化强国。主要因为一是硬实力支撑不够，二是价值观认同还需培育，三是进入国际体系时日尚短，与世界其他文化对话的能力还较弱。但我也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处于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之下的判断，因为弱势文化仍可有所作为，强势文化也不是无所不能。在其他国际领域内竞争并非零和游戏，在文化领域内更不是零和游戏。经济全球化给各国提供了赶超机会，也给弱势文化提供了强身机遇。
讲演者小传
俞新天
现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台湾研究会会长等；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1990-1991年曾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和加州伯克莱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1997年曾参加美国艾森豪威尔交流成员项目。著有《机会和限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条件和比较》、《走自己的路：对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设计》、《世界南方潮：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专著。主编《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下——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战略纵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Cultural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等论文集。
一、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明显上升
当代，指冷战后期即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期。为什么恰恰在这一时期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被人忽视到举足轻重了呢？因为这一时期内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造成了许多新的现象、趋势和特点，其中最突出的结果之一是文化对国际关系的作用明显上升。
首先，冷战结束，美苏两个阵营间严重的意识形态斗争终结，原先被掩盖或压抑着的许多矛盾冲破了“潘多拉的盒子”。在1990年以后的世界冲突中，绝大部分涉及种族冲突、民族分离、宗教战争等等。为了理解宗教、民族、种族的矛盾冲突，不得不进一步认识人们的身份认同、思想情感和文化心理。已有的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的解释远不足以解释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其次，经济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迅速深化，使文化相互激荡的可能性剧增。文化互动已经在国际关系中产生出某种结果，例如在人权这一观点极为分歧的问题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注意人权的重要性，而发达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把生存权、发展权纳入人权范围。这就要求进一步开展国际文化研究。
最后，在世纪之交人类面临许多共同难题，要求新的国际关系能够协调解决，这就必须改变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思想、原则和规范，达成新的共识。它呼唤国际文化研究来完成这一任务。毒品、艾滋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恐怖主义，皆非一国国力所能解决。如果用最简单的词汇概括现代人类的成就，恐怕就是科技进步。它源于西方的科学理性思维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然而，对科技的崇拜也会形成科技迷信，束缚人类的发展。种种悖论在挑战人类，固守传统的观念将无以回应。它要求国际问题研究从多元文化中汲取精华，以便形成指引人类前进的新思维和新价值。
众所周知，文化具有三个层次，最表层的是物质文化，例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器物文化等等。更内层的是制度文化，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等等。最深层的是思想、信仰、道德等等，其核心即文化价值观。我这里使用的是狭义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尤其是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各种文化的价值观具有鲜明特性，是理解文化的钥匙。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一旦形成，便长期传承保持。随着历史长河的冲刷和不同文化的碰撞，文化价值观也并非一成不变，但即便变化也在其原有基础上变化。
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政治独立之后，为了实现现代化，也有意识地向西方国家学习，学习的内容中包括思想、观念和文化。然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赞成“现代化即西化”的命题，愈益重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结合。它们也对西方国家试图以西方价值标准来评判一切表示抗争。因此，虽然由于现代化在各国都有进展，可以见到一种世界性的工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滥觞，然而在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中，“世界文化”还不可能产生。“国际文化”的概念反映了各国不同文化互相激荡的现实。
世界经济理论的兴起并不能取代世界政治理论，国际文化研究当然也并不能代替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研究，它们各有自己的理论侧重点，帮助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国际现象。然而，这三个向度又不是孤立的，它们是国际事务整体历史进程的不同反映。为了能对国际事务进程有总体把握，只有进行文化的研究。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要设法解释世界，组织起来，处理各种事务，改善和美化生活，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这一意义上看，文化具有广泛包容性，国际关系研究如果要超越时事描述和阐释的层次，必定要通过文化研究上升到历史哲学的理论思辨，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研究也必须突破国界，回答当今世界产生的问题，从而进入新的境界。
二、文化在国际体系和国家层面上对国际关系的主要作用
从国际体系层面上说，文化对于国际关系的作用大致通过四个方面实现。
观念的认识和认同是文化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观念的提出并非一定出自国家政府或权力机构，它也可能由非政府组织甚至于个人提出。但是，任何观念都有其文化背景，都与一定的文化价值观相联，却是毫无疑问的。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不仅孕育了不同观念，而且也进一步影响了观念传播的方式。传播方式的不同也会反过来影响观念的认识。虽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观产生了不同的观念，不同观念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竞争，但是不同的观念之间可能通过交流与对话，达到相互认识。甚至某些相当不同的观念也可能互补、共存和融合。促进观念认识，既指国家政府的倡导，并通过其战略和政策来推行，也指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世界各国民众的接受和认可，两者缺一不可。
当代国际体系的结构既包括物质内容，也包含观念内容，即国际集体认同。国家间的共同观念越多，国际体系的集体认同程度就越高。世界各国对于“国家”、“主权”、“国际法”、“外交”、“战争”等具有基本的共同认识。其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共同观念造成了当今国际体系的三种主要趋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平衡政策成为普遍现象，大国之间结伴不结盟。冷战结束后，也出现了对于国际集体认同的严重挑战。长期存在的极端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运用全球化技术达到了新的高潮。与此同时，以美国单边主义政策为代表的霸权的宰制也在发展。
世界宗教界、知识界、文化界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倡导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从所有的文化资源中寻找有益因素，然后综合创新。地区集体文化认同对于地区国家的整合、地区组织的发展及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产生了和产生着重大影响。
文化理解、误解和有意曲解对国际关系的作用。理解是信任的前提。人类的交往最终是为了达到文化理解，促进信任，建立合作。各行为主体的价值体系并不相同，可能比较接近，也可能存在巨大鸿沟。理解是行为主体间价值观的交流。寻求理解，可使主体对于他者的价值体系做出小心、仔细和善意的判断，找到主体间建立信任关系的文化价值观的切入点。缺乏理解与信任，即使有利益驱动和制度保证，也不能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性与长期性。理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深度，不同深度的理解导致不同深度的信任与合作。理解不仅要寻求主体之间的共性，更要承认他者的文化个性，这是实现国际合作的基本前提。
因为对异文化的任何理解都要通过本民族文化的过滤、筛选和折射，所以误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误解是通往理解的阶梯和桥梁，误解是理解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虽然误解可能造成磨擦、冲突乃至战争，但它也可能造成正面效应，带来国际和平与合作。从历史看，它的正面效应更值得重视。现在的误解与过去的误解不同，过去多半是想象中的误解，而今天全球化促进了广泛国际交流，文化误解已经大量表现为现实的误解。人们不得不去缩小和克服误解，这就会推动国际合作。
有意曲解是人为的有意贬损异文化，以有色眼镜看待异文化，通俗讲，就是把异文化“妖魔化”。与此同时，宣扬本文化的优越性、先进性，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文化曲解表现为新的特征，最为突出的是，以“普世价值论”面目出现，把西方文化价值观说成是唯一“普世的”价值观，为把它强加于人披上了合理外衣。冷战结束之后，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文化有意曲解的现象，例如塔利班政权。廓清话语霸权的迷雾，揭示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是减少和消除文化有意曲解的重要途径。当然，最根本的是，要推行文化多元主义，承认各种文化的特殊性和平等价值，重视文化之间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共有观念基础，才能对文化有意曲解釜底抽薪。
文化对于国际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创新的作用。近代以来，国际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源于西方文化，无论组织形式还是文本风格，都体现了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要求，成为国际制度中的主流价值取向。二次大战后，非西方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也对国际制度的创新做出了独特贡献。文化价值观作为国际制度建构的最核心要素，决定了国际制度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基础。在当今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国际制度的发展和创新将成为主要方向，也是各种文化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内容。
当代国际制度主要存在着四大缺陷，即合法性缺陷、价值缺陷、监督和执行困难，以及自由主义困境。这些缺陷除了自身的法理原因外，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
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制度观念的变迁。目前国际体系的创新具有以下特点，即地区层面的制度创新较快，全球性问题成为制度创新的新增长点，政府组织是国际创新的主力，文化多样性与变迁成为国际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托。文化观念实现制度化，一要有权力配合，二要有制度的收益预期，三要有一定的实践与试验。文化理念制度化的成功转化，往往还要经由一个制度化的临界点。临界点从时间上多由战争、国际危机或国际重大事件构成，空间上是观念与权力、实践三位一体。从国际层面讲，制度创新又与大国互动有着密切联系。
文化对于国际冲突与融合的作用。引起国际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在当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对于国际冲突的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可将不少国际冲突概括为文化的冲突。国际文化冲突的界定是，国际各行为体由于民族、宗教和文化差异及所追求的思想精神目标而导致的对抗和磨擦。
国际文化冲突具有普遍性、不确定性、隐蔽性和顽强性四大特点，必须引起高度敏感和关注。国际文化冲突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目前西方大国与崛起的新兴大国虽然属于不同文明，但它们间的关系又竞争又合作，都在寻求对话、协调与合作。其次，在地区冲突层次上，大量事实显示，是国际文化冲突而非“文明的冲突”正在发生。最后，在全球范围内，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是否会发生“文明的冲突”？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但是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发生。目前在美国与中东关系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如果美国继续其改造政体、输出民主、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政策，如果中东国家不能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它们之间的冲突将越演越烈。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还不是“文明的冲突”，因为它不是伊斯兰文明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文明对抗。国际文化冲突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也会促进文化反思，认识文化冲突的危害性，设法缓和它，就可为文化融合铺平道路。从这一意义上看，它在客观上也具有积极作用。
目前世界上的文化融合，主要指各国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学习、借鉴和吸收，丰富和更新本国文化，进而发展和创造更多和更高的人类共享文化。世界文化融合的程度越深，它对国际关系的正面效应就越大。目前世界文化融合的新趋势主要有二，一是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文化从被动融合转向主动融合，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文化从单向融合转为多向融合。过去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融合主要对象是西方文化，今后也仍然是其重要内容；但是现在文化融合已不限于西方，而是全面地向世界开放，具有很大意义。
从第二种趋势来看，过去西方文化只是向全球扩张，而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开始出现双向和多向的文化融合。欧美最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在认识西方文化的优势和缺陷，反思“西方化”的成败，倡导双向和多向文化融合。
文化对于国际关系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全球层面，而且也表现于国家层面，即对于每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影响。
文化对各国外交的作用。外交决策是在国内外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完成的。为了解开外交决策复杂而神秘的“黑箱”，研究者们提出多种模型，文化也与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局势一样，成为外交决策的直接动力。文化对外交的影响反映于决策者、决策目标和决策过程。决策者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文化塑造了他们的判断标准和行为模式。外交决策的具体目标，根本上为了国家利益。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具有深刻的价值观背景。在现代国际社会，对利益判断的价值取向还应充分考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中国的文化战略和软力量建设
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国家利益。一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是维护国家利益。但是，人们往往把国家利益视为物质的、具体的，忽视了文化因素。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由于人们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认知不同，就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并无一种先天给定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被建构而成的。它不否定物质力量的作用，但物质力量只有在被建构为对行为体有特定意义时才是重要的。正因为观念和认识对于建构利益和权力如此重要，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就变得至关重要。一方面是国内的文化结构建构了国家身份，另一方面是国际体系的文化结构建构了国家身份，国家利益的界定受到这两方面文化的影响。以新的价值观念界定国家利益，其实也是一国学习和模仿的过程，既可能受到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启发，也可能受到国际社会规范的引导和压力。
文化价值观不仅是界定国家利益的根据，而且本身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即使看来完全在追求物质的、具体的和现实的国家利益时，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观也在发挥根本作用。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必须包含道义目标和理想追求，以便凝聚国民，引领国家前进方向，并且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增强话语权、说服力和吸引力。在国家利益中，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既可能相辅相成，也可能南辕北辙，后者将会损害国家利益，成为国际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总的来说，中国现在应当特别强调文化利益与物质利益的一致性，因为文化利益有时不能立即对眼前的物质利益产生效益，但将维护长远的根本利益。而且，坚持理想和原则是有可能获得国际支持和认可的。虽然今天的国际体系仍不完善，但是比起过去已有了很大进步，特别表现在尊重主权独立和国家平等上。
加强软力量建设。软力量反映了文化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观念、制度以及政策三方面。软力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软力量与硬力量必须互相配合与支撑，否则就会损害综合国力。为了加强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必须深入探讨中国的文化立场、文化形象和文化地位等问题。
目前中国的文化立场是坚持文化多样性，它基本上符合世界发展趋势，是完全正确的。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立场的内在缺陷，争取弥补缺陷。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处理民族整合与文化多样性的矛盾，不仅要处理好国内矛盾，而且注意跨国民族、宗教和文化的敏感性。文化多样性强调各种文化一律平等，但它没有给我们提供判断的标准，而文化的先进性与落后性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应当由于采取文化多样性的态度就忽视这一点。人类不仅需要多样性，也需要统一性，把多样性与统一性结合，将会达到更高的境界。
一国的文化形象由多种因素构成，但归根结底决定于其文化价值观。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战乱、内外冲击和急剧变化之中，在文化价值观上出现了相当的混乱，必须进行艰苦的文化建设。中国应当进一步学习世界的包括西方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同时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先进行现代化的提炼，再进行世界化的传播。应当继承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倡的文化价值观，把时代特点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
虽然中国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巨大潜力，但目前中国仍不是世界文化强国。主要因为一是硬实力支撑不够，二是价值观认同还需培育，三是进入国际体系时日尚短，与世界其他文化对话的能力还较弱。但我也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处于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之下的判断，因为弱势文化仍可有所作为，强势文化也不是无所不能。在其他国际领域内竞争并非零和游戏，在文化领域内更不是零和游戏。经济全球化给各国提供了赶超机会，也给弱势文化提供了强身机遇。
中国应当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认识、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精华，积极开展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增信释疑，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筑就更坚实宽广的基础。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流是积极的，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然而，也要防止极端民族主义，它将会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政府应当提倡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使中国人民认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义，支持对外战略和政策。当然，现在提倡的国际主义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助互爱的基础上。最后应当强调的是，软力量的建设并不只是美丽的外包装，它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华民族的文明素质，更好地改变自身观念，把本国发展与世界人民的利益相结合，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