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戏说之风与历史之眼

　　戏说之风一直弥漫在荧屏。有一段时间，清代题材的流行电视剧差不多都涉及纪昀、和珅。此二人，一个是聪明智慧正义的化身，一个是权谋奸诈邪恶的代表，围绕二人善恶公私的斗争推动着剧情一步步发展。而创下清朝盛世的乾隆皇帝似乎是在纪昀的带动辅佐下成就了自己的文治武功的，是是非非大都需要纪昀的聪慧笃行方能圆满解决。

　　但是，这并非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读学士、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他才思敏捷，机智聪慧，博赡多思，稽古淹通，诗文书画无所不通。但与人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不同，纪昀不过是以其过人的才气成为乾隆处理公务得心应手的助手，成为繁忙公务之余愉悦一时、雅兴文思的器具而已，乾隆的厚爱在于纪昀的学问，而非他的政治见识，且纪昀谈论政治是得过乾隆“腐儒”之称的“赏赐”的。在乾隆眼中，纪昀只是必备的文词经学之士，有如当年汉武帝御用的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但乾隆对纪昀的恩遇根本不能与汉武帝对司马相如、东方朔的宠幸相比。因为以乾隆的风流倜傥，在才具和相貌之间，他会选择英俊而才具略逊的那个。我们的纪昀偏偏不是美男子，而和珅则符合乾隆的审人标准，加之和珅的善解人意与智识绝不下于纪昀，所以，和珅才是乾隆政治上的帮手，而和珅的真正对手是刘墉等人。

　　当然，纪昀也并非完全不会溜须拍马，他笔下写出过不少歌颂乾隆的美文，“恩荷高深，冀仰酬于万一”，是纪昀常常挂在嘴边的。纪昀既是饱学之士，又很识时务，“腐儒”只是乾隆对纪昀一时不满的评语。纪昀一生心血几乎全都花在四库馆修《四库全书》了，此书耗时十年多，修到乾隆去世，还有后续工作等待完成，纪昀根本没有时间去参与政务。但也只有这样的“腐儒”方能把《四库全书》修成而不惹祸。四库修书，乾隆热情自始至终不减，所有书籍的编撰无不亲自把关。在乾隆不定的恩威下，参与修书者可谓在宠辱中度日。有为此而倾家荡产的，也有为此而命丧黄泉的。修书，历来被中国读书人视为最高荣誉，但这一荣誉在四库馆要得以保持，往往还是需要技巧的。纪昀就做到了这点。据载，四库修书中，纪昀一边尽弃所谓鄙诞之小说以符合朝廷的需要，一边却私自抄存以满足个人喜好。以小见大，纪昀可谓智识与聪慧的化身。既能完成学术，又能远离祸患。时下风靡的清史影视剧在这一点上倒表现得很到家。

　　历史是什么？大抵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的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和个人的经历。换言之，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把历史依今人的趣味来戏说一番也未尝不可，因为中国史书本就有正史、野史之别，野史大约就是如今戏说的前身。不过，从野史中常常能发现正史之外被掩盖的真实。如要知道古代温文尔雅的禅让的真实，野史可以告诉我们。《竹书纪年》写道：舜囚了尧，又把尧的儿子丹朱关起来，使他不能与父亲尧相见。于是，舜得以称帝，尧则率诸侯朝拜舜。《韩非子·说疑》道：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是弑君者。此外，相声也可以“戏说”，但这是艺术，人人皆知，不是真实，是一种诙谐的笑骂艺术。就此而言，今天的“戏说”与它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戏说”与历史真实的剧烈碰撞，究其根本，是当今大众文化的产物。大众要求的娱乐、消费、世俗消解了历史深度、文化深度。但这危害程度实在不小。

　　“戏说”剧上演，知道“戏说”剧这段历史的，权且看看，作为饭余的娱乐，亦未尝不可，但那些懵懂的小孩、少年，乃至青年，或本就不知道这段历史的，就会真以为这就是历史。这样一来，戏说的危害可就大了。因此，是否建议“戏说”剧打上“戏说”二字，如《戏说乾隆》就做得很好，并且在开幕中显示道，“剧情有虚构，不得以历史视之”。或许，就能解“戏说”无意中造成的对中华历史的淆乱，功德无量。

　　如果为“戏说”圆场而搬出《三国演义》、《红楼梦》为据，那就有些可笑了。《三国演义》、《红楼梦》是小说，并非与“戏说”一样在谈论历史事实。对历史的合理的文学想象属于创作。不过，《三国演义》等足可以为“戏说”提供深刻启示。

　　“戏说”的心理依据也许在于，人世间有很多历史发生在今人不愿正视的状况中，而时光的列车又拖着每个人无情地走向远方，与那段历史越去越远。人大抵只能抓住一个个感性的瞬间，于是将历史看成自己的重新书写，就似乎成了信息时代一个历史幻觉化的游戏景观——历史之眼只好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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