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大量西方学术界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一些相关的学术话题也随之被“移植”到了中国学术界，“消费社会与消费文化”便是其中之一。近年来，这个话题成了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一些敏感的学者针对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为了将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文学评论》编辑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以及四川师范大学于2004年6月28日至6月30日在四川成都联合召开了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45篇学术论文，就当前中国消费社会与消费文化中的种种现象和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紧张热烈的讨论。综合地看，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如何理解“消费主义”与“消费文化”
西方社会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已经进入了被一些学者称为的“消费社会”，产生了所谓的“消费文化”。半个世纪之后，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否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的“消费社会”和 “消费文化”，与会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如何理解“消费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文化”，在学者们当中却有着很大争议。
周宪（南京大学文学院）抓住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理想来理解消费社会。他提出:“当代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特征渐趋明显、形态渐趋完善的消费社会。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丰裕而多样化的商品生产，旺盛的消费需求和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准，新的消费观念和模式的兴起，闲暇和假日经济的出现等，这些都赋予‘小康’这一概念以丰富的文化意味。‘小康’不仅带有物质的量化的意义，而且代表了一种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他认为，“消费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单纯的物质性商品的占有和消耗，而是具有一系列复杂的文化意义”。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是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他从学者们对待中国“大众文化”之态度的角度对目前的研究取向作了概括:简单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人文精神”论;“道德理想主义”的态度和“新左派”的批判态度。他本人则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市民社会理论出发，坚持认为:随着消费社会而出现的世俗化“具有消解一元的意识形态与一元的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而首要的是历史主义地肯定大众文化的意义，这是他“评价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最主要的尺度”。蒋荣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同样从社会理论出发认为:“消费社会的结构逻辑从根本上说，即是所谓市场民主制”，其实质“意味着持币者公民社会的最终确立”，它“规定了‘持币者公民’作为普遍有效的身份在货币交易行为中至高无上的权利，同时也使当事人双方成为某种交易所当之事的最高主权人”。这种“消费者公民社会”具有“不可辩驳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这也是我们理解消费文化的出发点。
与上述肯定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观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对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抱着强烈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认为:当下“国人正在消费主义的温情掩盖下遭受西方‘洋消费文化’的侵蚀。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主义成为时尚，甚至消费本身就成为幸福生活的现世写照”。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超前消费和一掷万金成为时代精神的表征;个人在消费中获得社会的价值认同和身份确认。他对消费主义背后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进入与后殖民文化的深层问题深表忧虑，把消费文化的核心概括为“对消费者的引导和操纵，以便使他们淹没于通过媒体特别是电视创造的‘符号’和‘形象’之中，其目的是使大众生活于脱离现实的‘模拟’世界”。章国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把消费社会的特征归纳为三个方面:过高估计消费的价值和作用;在货币和商品消费面前的“普遍平等”是虚假的平等;文化文本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审美化。他认为，消费文化的审美特征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完善和文字文化的衰退;媒介的形式化和形式的媒介化。这一切变化都意味着文化的观念和存在形态的变化，它消解了崇高、意义、精神，颠覆了传统文化，将“一切文化行为和文化经验通通推入商品的洪流”。林和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感叹消费社会一方面使一切都成为消费，另一方面又使一切的消费都过度，“如此的消费过度最终自然也体现为对人类家园的破坏过度和污染过度”，“被大众消费生活方式所征服的现代人已经（或近乎）走到头了”。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对于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应当进行更为学理性的分析、研究和评价。
王晓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强调，要从体 制内部和学术界的职业性生产的角度来理解消费时代的文化生产，因为“消费文化也是一种市场社会化的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化生产亦由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所控制”，要“位于刊物和出版机构所提供的平台上才能进行言说，学术评价体制和这一平台构成了主流知识界由此预设、规定理论想象的话语边界”。但是，我们在跟踪西方的理论资源时往往出现“错位移植现象”，这是学术界必须加以注意的。余虹（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提出，中国的现代文化存在着“结构性缺失”，即“由于多种原因，中国迄今未能形成一种真正有力的自由文化，从而一直未能建立中国现代文化的张力性平衡结构，这导致了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谋与放肆”，“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复杂而暧昧”。我们必须对这种情况进行仔细的研究。吴兴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从对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的解读出发，认为波德里亚等人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批判与文化批判丧失了“现代社会的规范性基础”，因而“大部分批判理论家所持的价值图景都不是法理性的，而是审美主义的”，其批判也是一种审美主义的批判，它的两个走向需要警惕:经验的具体性和针对性上的凌空蹈虚;天然的精英立场及其在消费时代的保守性。他提出，“社会理论需要对位准确的规范性论证和法理性批判，美学需要重新发现‘新感性’，而哈贝马斯的工作是对批判理论的结构性拯救”。邱晓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研究不可缺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野，必须警惕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合谋而不自知，有必要对这种趋势进行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批判。
二 文学与美学的边界及其走向
在消费社会之中，曾经作为文化重要领域的文学与美学学科毫无疑问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所带来的明显后果就是它们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尊显地位，它们的学科“边界”变得日益难以确定，它们的“地盘”似乎正在日渐萎缩。这些后果正在引起不少学者的担忧和反思，他们由此思索着如何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以及如何在中国重建文学与美学学科。曹顺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认为，消费时代美学视野的解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生活化使得艺术的“自律性”边界被取消;学术和知识生产在消费逻辑中由于向“文化资本”转变而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超越性距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合流消除了精神与现实、形上与形下的二元分野;美学精神作为“审美救世”的乌托邦意向失去了感召力。这四个方面确定了传统文艺学知识建制的解体。他提出，在此处境下，文艺学要处理好门类知识与整体指向的关系，要考虑普遍知识和异质知识的谐调;要在普适性学理支撑下建立由民族知识话语所构成的文艺学，这就是全球化时代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艺学。徐岱（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从艺术与娱乐的矛盾关系出发讨论了消费时代的艺术精神，他明确提出:“只要艺术还以‘艺术’的名义存在，它就不能不面对生活世界的种种问题，承担起为时代的精神世界提供能量的职责”。钟仕伦（四川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中存在着“美学上的反感”，但这并不是说日常生活的审美问题是“浅层次的审美”，我们的目的是要祛除日常生活审美中“非美学”的东西，“敞开由日常生活审美化所遮蔽着的美学的本来面目和美学的真正价值，使人从现代技术挤压下的‘碎片’变成感性完美的人。同时让美学从‘艺术哲学’回到‘美学’，对人类越来越复杂的感性认识进行科学的研究”。欧阳友权（中南大学文学院）通过对网络文学的消费表达与价值限度的反思，提出我们需要关注以下突出的问题:媚俗时尚的亚文化书写;身体缺席的欲望叙事;削平深度的世俗文本。他认为，我们需要“坚挺健全的文学精神为平庸和媚俗的消费母语补铁补钙”，在获得了“计算机网络的技术自由以后，下面最需要得到的就应该是电子诗性的艺术责任”。李天道（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在消费时代物质泛化的景况下，我们需要运用现代理性去重新激活传统美学精神，特别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精神（如仁爱、重“生”、中和等），对它们进行重新阐释和发掘，以便重构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及其价值体系。
一些学者把人文精神的衰落和文学的式微看作是消费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冯黎明（武汉大学）认为，古典时代的人文精神承担着许多沉重的职责，而消费时代的文学证明了自己存在的方式乃是 告别认知、走向游戏。“文学的式微实际上是认知文化中的指物性形式、概念性意义的式微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日益走向浅表化和话语游戏，甚至出现所谓‘身体写作’，也是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通过对消费时代文学评论的思考提出，文学评论作为“知识资本”既可以成为知识形态而具有自身的价值，也可以作为知识资本创造新的价值。在消费时代，“文学评论作为消费对象是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它意味着文学评论的主体由文学评论的作者转向了读者，意味着读者主体性的确立，因此，“文学评论的生存和发展，将取决于文学评论读者的购买或不购买”。曹万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文学所体现的“人文性”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具有遗传和变异的两重性。文学的“人文性”在近代社会产生了消费性融入的变异，由“田原性”（返朴归真）与消费性的对立统一构成。他不主张对消费时代与消费有关的文学采取藐视的态度，同时也不认同消费时代“没有文学”的说法。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曾永成（成都大学）依然坚持“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傅其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表达了对审美和美的衰落的看法。他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体现了审美特性、商品逻辑、自由主义制度化与科学技术进步幻象合谋的经典形式，其结果是使审美本身“从神圣的天使沦为下贱的妓女”，“美作为道德自由的象征已成明日黄花……在市场中游荡，成为欲望机器的一种有效的润滑剂”。任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认为，消费社会“毫不犹豫地用商品来讲述审美。在消费社会中出现的审美化现象不是我们个体精神的自觉，而是依靠审美的庇护，把商品变成了神话”，美学成了商业策划的“同谋者”，“美学研究的成果被分割成术语、意象，其在日常的使用中往往充当了消费神话第二系统的能指角色;美学也因此逐渐离开了自身，流于空洞能指的相互指涉，成为真正的操作性的‘拟象’”。
三 如何看待“欲望”与“身体”
在对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学术批判之时，人的“欲望”与“身体”的问题成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它们同时也是对消费文化进行批判的焦点所在。在这两个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大多数学者都对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关注“身体”与“欲望”表达了否定性的看法。王岳川认为:“对‘身体’和‘欲望’的过分强调，可能会逾出对生命本体生命感觉的正当伸张的限度，走向绝对化私人系统的不可沟通性”，“身体的满足成为灵魂逃亡的最新形式”。林和生则指出，“大众消费时代的本质不是别的什么，正是欲望和能量的大爆炸，这一大爆炸的性质和当量前所未有”。他甚至一连用了二十几个“过度”来描述“消费过度”（包括纵欲过度、享受过度等）。欧阳友权认为，“身体是人的感性存在，一种价值承载的资本，它身上积聚了社会权力和社会不公，显示了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欲望的现代断裂导致的身体话语生产的膨胀，使得重生命感觉，重灵肉分离，重精神游戏，成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标志”。他明确提出，“……文学不是简单的‘写字’，创作关乎人的精神而不是人的‘下半身’，千百万民众参与文学的目的是要打造千百万健康的灵魂……”。曾永成认为:“消费时代即以物质消费为价值轴心的时代，物欲横流和占有欲极度膨胀是其基本特征。这种价值追求泛滥到精神领域，感官和情感的消费也与之合流，并造成严重的‘精神污染’。这正是造成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任真根据波德里亚和罗兰·巴特的理论提出，消费社会有意掩盖了“个体的真实性”，个体的审美状态被有意保留在欲望阶段。“我们要想满足欲望，就不能审美。因而审美被迫降低到（对物的使用）快感的层面:我们由此被迫承认快感就是审美。”在消费社会中，审美“仅仅停留在快感阶段就像自由意志仅仅停留在欲望阶段一样，如果我们仅仅依照这样的 态度去生活，那么任何的感官快感都不能满足我们内心的真实需求……”
但是，在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不能把“身体”和“欲望”的问题简单化。陶东风认为要历史地和社会地理解“身体”及其负载的意义。“身体从文化的幕后走到前台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我们关注身体政治性与批判性、颠覆性，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身体必然地、无条件地具有这种批判性和颠覆性”;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文学界的所谓‘身体写作’与所谓‘下半身’的颠覆意义都应该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语境加以理解。”曹万生则认为，对于性和身体的问题，“起码应该在昆德拉、村上春树、奈保尔和库切等关于性的描写的基点之上”来谈论。这样一来，中国当代文学不是涉性不涉性、身体不身体的问题，“而是这种涉性与身体本身的人文性意义与人文性表现”。“人物的精神与思想是融进人物关于性的满足、进行甚至想象与追求中的，体现在性爱的方式中的”。用这个标准来看，当代中国文学对性与身体的描写还很幼稚，“这是对当代人们生活的一种伪善，也是当代文学在人文性方面的落后体现”。马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认为，消费时代审美活动的关键词之一是“审美的欲望化”，它是指通过将商品审美化来达到在消费商品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满足，从而刺激精神欲求。称赞“欲望的合法化带来人性的解放”或者批判消费社会以刺激欲望为目的、沦为“商品拜物教”的牺牲品，“都体现了对‘消费时代’的人文批判”。“事实上，‘消费时代’对于人文理想而言，本身即是一柄双刃剑，任何只及其一的言说都不能达到批评的深度。”
看来，要在精神与身体、欲望与需求、当下与超越之间找到一条平衡之路，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在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发展的趋势似乎不可阻挡的情况之下。作为严肃的学者，要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自己角色的准确定位，坚持进行建构性的价值批判，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四 对消费文化的现象与个案的研究
除了对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学理探讨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消费文化的现象和个案研究之上。这成了此次研讨会的一大特色，似乎也符合在当下“后现代”语境中学术研究的潮流。
周宪对消费文化中的“视觉消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从视觉消费与身份建构、视觉消费的意义生产两个方面作了具体的论述和分析。他认为，“就消费社会所谓依据物品来建构自我身份的意义上看，可以说视觉形象在消费文化中也同样承担了语言那样的建构功能……它成为建构世界和自我的重要通道”。视觉消费的意义生产的重要性至少包括了这样几个方面:在消费社会中看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消费;视觉消费既包括了对商品本身的视觉关注，也包括了与之相关的其他视觉关注;形象消费在生产出对形象之欲望的同时，也生产出过剩的图像，它推动了视觉文化的消费运转。
阎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将目前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休闲场所“农家乐”当作中国式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本作了个案分析，提出“农家乐”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正在形成和完善的“后现代主义”的空间;它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以“关系”为核心的“场域”;它以自身特殊的方式在后现代语境中生产和传播着意义与快乐;它制造了一种时尚和一种中国式的“休闲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个案分析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在主导意识形态倡导“与国际接轨”的潮流之中，各种本土的经济与文化势力都试图在其中获得各自的利益，从而在不谋而合的基础之上、在不知不觉之中、在事实上制造出了必将对中国本土产生深远影响的后现代消费文化。高踞于书斋楼阁之中的学者们对此似乎并没有学术上的敏感。
唐小林和李凯（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后现代消费文化热衷于改编“经典”进行了批判式的个案分析。唐小林通过对民间投资公司“万科影视公司”投资“红色经典”内幕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处于消费社会的今天，民间资本在投资文化产业的时候对权力资本的渴求达到何等惨烈的地步”;“当民间机构投资红色经典的改编时，实际上它实现了商业资本、文化资本和剩余权力资本的牵手，也就实现了‘看不见的手’与‘无形的脚’之间的融构”。李凯通过分析提出，在消费时代，文学经典与消费主义文化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勾结，其表现就是被“影像化”。这是一 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时也为文学经典的创作和接受带来诸多问题，比如造成艺术接受能力下降，稀释或削弱了经典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义，以及为了追求利润而突出娱乐价值等。
王小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通过对流行时装的分析得出的看法是:服装的发展历史是一部人类对自身本质认识的历史，今天流行暴露身体的时装在满足人们偷窥欲和性幻想的同时，也成了资本控制下的促销工具和赚钱机器。王宗峰（安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分析了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其特征是人物的市民化、朴素的精神追求、语言的喜剧性等，在当今赢得了雅俗共赏的效果。他认为，有必要给予这种大众文化以一个合适的价值地位，对这种电影的蔑视是文化上“禁欲主义”的表现。朱忠元（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分析了流行音乐，认为它依靠“角色同位”的叙事策略而取得了消费大众的认同。它一方面消除了一切文化壁垒，成为所有大众的消费对象，另一方面又成为没有终极追求的平俗文化。谭光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分析畅销书得出的看法是:畅销书在大众之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反映了大众心理，是未来文艺研究对象的主流。我们不应只看到主流的“纯文学”，而毫不关注拥有广大市场的“畅销书”。李琴（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通过分析当代中国城市空间试图说明:在当今的消费主义时代，城市空间由有序走向无序、由政治性走向游戏性、由现实性走向虚幻性，与城市生存者颠覆权威、现世享乐、宣泄欲望的生存状态相生相克。由于政治控制力消退，而民间组织系统又处于萌芽状态，使得城市生存者的归属感遭到了破坏。欧震（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通过对“读者”历史的梳理试图证明:“读者”不过是一种历史建构，随着这种历史建构语境的消失，“读者”也宣告了死亡。消费时代的“读者”不过是一个空有“读者”之名的幻象。
从以上的概述来看，我们隐约感觉到，无论中国学术界承认与否，消费时代和消费文化的到来显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对于从事学科研究的人文学者们来说，最为重要的可能不是急于表态或者发表愤激的言辞，而是以客观冷静的姿态去审视我们面对的基本事实，尤其是中国不同于西方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特殊情况与走向，从中找到可以建构我们自己的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理论的生活世界的表现与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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