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40、5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转折时代，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文学体制的改变与建立是中国文学能成为“当代”的重要标志。它有效地实现了当代社会与文学的互动，促使文学作家、作品和读者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就当代文学体制之下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展开讨论，说明文学体制与作家身份之间所发生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矛盾，促使作家形成新型的主体认知与行为方式，从而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
[关键词]文学体制 当代文学 作家身份
建立有效而合理的文学体制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特征。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实现了意义和形式的双重变革，在其背后也有着文学体制的变革，文学不断寻求和建立能积极有效地推动文学社会化的文学体制。文学体制是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变化的重要力量，在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文学的生产、评价与接受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了一套文学体制，如职业作家、社团文学、文学报刊与出版、文学论争与批评，以及文学的审查与奖励等等，它们都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到了一定的引导、支配和控制作用。中国当代文学有别于现代文学的生存状态和生长方式，它借助于文学体制的力量实现社会政治对作家创作、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以及文学读者的阅读与欣赏的严密控制，从而完成文学整个社会身份的转变。
1949年前后，作家和知识分子是满怀热情和希望走进历史的。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共产党干部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和自我批评作风，新政权铲除社会黑暗、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社会秩序的能力，整个社会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这一切立刻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和赞誉。他们感到“事事在变，物物在变，人人在变，南京在变，上海在变，整个中国也在变。”① "中国民族—新生命确在开始"②。在新生命开始的过程中，作家感到了深深的自卑与愧疚，由自卑与愧疚而生自我改造的欲望，这正配合了党和人民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许杰就有过这样的感受："如今我们是被解放了，但我们能安于"被"解放，而不再进一步改造，把自己加入人民当中，在人民中学得一些什么，又发生一些什么作用?吗"他夸奖解放军"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他们虽是"土里土气的中国农民青年"，但却是"现代的英雄"、"现代的圣人"。而他在他们面前"感动得几乎流出眼泪"，"顿时心地清明"，感到自己需要有一个长时期的"理性和生活"的改造，因为"在人民当中，在群众的进步当中，人是可以改造的。我为什么不能改造呢？"③"人民群众"和"历史进步"两个关键词也就成为了50、60年代作家以后知识分子实现自我改造的重要凭据，在人民群众的时代面前，知识分子是渺小的个体，在历史进步面前，他们又曾是缺席者，于是，他们就有了一种历史和身份的双重"原罪"④，这也促使知识分子参加政治学习，接受从批评、检讨到自我批评思想改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他们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从思想到情感、从心理到行为、从服饰着装到说话方式都发生变化。巴金从一开始就为自己不同于解放区作家的身份背景而负疚："我们同是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写的书仅仅在一些大城市中间销售，你们却把文艺带到了山沟和农村，让无数从前一直被冷落、受虐待的人都受到它的光辉，得到它的温暖。我好像被四面高墙关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你们却仿佛生了翅膀飞遍了广大的中国，却散布光明"⑤。他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历而愧疚，从而怀疑自己的创作，"现在一个自由、平等、独立的新中国的建设开始了。看见我的敌人的崩溃灭亡，我感到极大的喜悦，虽然我的作品没有为这伟大的工作尽过一点力量，我也没有权利分享这工作的欢乐。……我的一支无力的笔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了欢迎这伟大的新时代的来临，我献出我这一颗渺小的心。"⑥
作家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对他们而言而已成了一种精神的挤压。作家被定位为国家的干部阶层，除在文联、作协机关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到了学校和文化出版部门，有着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享有国家一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如研究员和教授的工资（京津等的六类地区）为207到345元，副教授为149．5到241．5元,并对工资定了不同的级差。教授分为四级,一级345元,二级287．5元,三级241．5元，四级207元。副教授也分为四级，一级241．5，二级207元，三级177元，四级149．5元。而50年代初期的物价基本稳定，虽然职工和公教人员实行低薪制，大家都不富裕，但基本生活没有下降。一个月工资四、五十元的职工，能基本上养活一个四、五口之家，当时人均不足4．5元的家庭才算困难户，户主可在所在单位申请困难补助。同这些人相比，中级以上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就算是比较富裕的了。对于饱受战乱、忧患和冻饿之苦的大学教授和高级知识分子而言，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生活稳定、物质生活相对优裕的时期。作家、艺术家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都高于一般工薪阶层和劳动群众，他们有的是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自由职业者，但大都是除工资之外还有其他收入。他们有的是在文联、作家协会编制之内，享受高级干部的工资级别，有的在新闻、出版等文化领域，有的在教育部门，都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只有农民作家没有工资收入，但发表作品后也可以折算成工分。
文学稿酬也比较丰厚，新中国的稿酬依据苏联的稿酬标准而制定，苏联作家是社会中的高收入者。新中国稿酬制度的正式制定是1950年9月25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之时，会议的决议说："稿酬办法应在兼顾著作家、读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的铁榆原则下与著作家协商决定；为尊重著作家的权益，原则上不应采取买断著作权的办法，计算稿酬的标准，原则上应根据著作物的性质、质量、字数及印数。”当是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在他的日记里对稿酬制度的商谈和制定也有记载。1958年7月，文化部颁发了《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草案》正式制定统一的稿酬标准，它规定著作稿每千字为4元、6元、8元、10元、12元、15元。翻译稿为每千字3元、4元、5元、6元、8元和10元。制定稿酬的指导思想是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保障作者、译者的经济收入相当于大学教授的水平，鼓励创作，又要防止作者追求物质享受。实行3个月以后，1958年10月，文化部又颁发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希望把稿酬标准降低一半，认为："过高的稿酬标准，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脱离工农群众，对于繁荣创作并不有利。"实际上，在"通报"发出以前，曹禺等几位作家已联名发表文章，主动提出降低稿酬，冰心还提出取消作家的工资只靠稿费生活，巴金一直是只靠稿费维持生活，不拿国家工资的作家。1958年9月，姚文元还在《论稿费》的文章中，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的"高度"，论证作家（包括学者）不应该要稿酬，批评"右派"分子傅雷是要稿费的一员猛将。大跃进年代，许多地方就取消了稿酬。1959年3月，文化部又发出《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认为实行"稿酬标准""既要有利于作者的思想改造，又要照顾到作者适当水平的物质生活，这样才能有利于繁荣创作，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既需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物质生活，又要配合全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也是一种潜意识心理，认为物质与思想是矛盾的。它也许是传统中国重义忘利思维方式的遗传，也可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在革命者看来，物质欲望与私有财产、保守落后、小农意识是相关的，追求革命就必须脱离物质欲望，消灭与物质相关的感情、心理和思想观念。还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就告诫人们不要"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要经得住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⑦。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最后成为了检验思想是否进步，是否得到完全改造的重要尺度，稿费制度显然属于满足写作者必备的物质需求，没有一定的物质保障怎么能写出优秀作品，但国家又相信，稿酬利润的丰厚又会影响作家的精神追求。这就成了一个两难问题。所以，到了1959年10月，文化部又发文否定了降低标准的文件，恢复了原来的标准。1960年，又废除版税制，对一部分完全依靠稿费维持生活的作家一律实行工资制，稿费只作为生活的补助和鼓励创作的一种次要因素。到了1964年，再度停止实行印数稿酬，稿酬标准维持每千著作稿4—15元，翻译稿每千字3—10元。"文革"期间，稿酬被彻底取消。
50、60年代出版作品比较多的老作家有巴金、茅盾、郭沫若、老舍、冰心、赵树理、艾青等，他们不但有文集、选集和翻译作品出版，还有新作问世。巴金出版了14卷本《巴金文集》，从1950 年翻译高尔基的《回忆契诃夫》、《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布洛夫》和巴甫洛夫斯基的《回忆屠格列夫》到1959年出版译著高尔基的《文学写照》，一共出版翻译著作10多部（篇），还出版了新创作的小说和散文集。郭沫若出版和修订的著述，包括文学作品、学术著作、文集等有几十本，老舍从1950年到1966年共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还重印了过去的大量作品。这些老作家的稿费收入也就难以计算了。就是刚出道的年轻作家依靠一本著作也有非常丰厚的稿费收入，如《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岩》等在当时都是"流行"读物，印数都在几十万册，梁斌的《红旗谱》和《播火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同时印行，他也被称为"十万富翁"。
拿了国家工资待遇，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和社会地位，作家们的思想观念就被要求合乎给予其物质待遇的政治意图，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历史经历与主体阶级的不一致，这就需要进行现实的思想改造和身份的重新确认。阶级出身成为了一种身份的原罪，“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成长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⑧在毛泽东看来，“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今天用不着。”⑨这样，对知识分子既要利用，又要改造，改造以后才能更好地使用。思想的改造是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任务，并且认为是长期的任务。作为中共党史专家的胡绳这样描述这段历史：“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建国之初，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大多数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不肯跟随国民党逃亡而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以李四光、老舍为代表的著名知识分子大批回国参加建设，就是一个明证。知识分子学习热情也很高，他们要求了解新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⑩这里，胡绳仅谈到了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的主动和热情，没有提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被迫和被动性。
相对于人民群体和国家政党而言，作为个体的作家总是落后而弱小的，需要进行不断的思想改造。作为一种方法的思想改造在延安得到实践，解放以后，思想改造被上升到一项国家政策，成为团结和斗争的策略。在何其芳看来，在革命文化界和革命文艺界的内部，实行长期的彻底的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创造，“是在党内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思想上的纯洁和在党外扩大工人阶级思想的阵地的伟大创造”，是“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顺利和成功的条件，对作家而言，“全国的文艺工作者要无愧于光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称号，就必须在这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中，走在全国人民的前面。”11 沈从文检讨自己曾经在几个大学里"鬼混"了二十年；萧乾说自己文艺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人生采访》一书的序言里"供认"得"很露骨"；朱光潜说帝国主义的洋教育把他养成了一个不但自以为超政治而且自以为超社会的"怪物"等。这种"自虐"背后充斥着一种莫名的"罪感意识"。这种意识或者源于自己政治立场的错误(不革命甚至反对革命)；或者源于某种糊涂观念(不想革命)，或者就是一种"原罪" (非无产阶级的家庭出身与教育)。范文澜在1952年动员中国科学院知识分子检讨时，就明确提到了这种"原罪"，他说知识分子家庭的经济地位，一般在小资产阶级以上，无产者家里的子弟是不可能或极少可能进高级学校的，更不用说到国外留学了。非无产阶级的出生与中外反动阶级的教育，必然使知识分子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自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范文澜可以说深谙"检讨"的门道，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他就因对中央研究院出现的王实味事件而负有的领导责任痛悔不已，谴责自己"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丁玲也说过类似"原罪"的话："我们从什么地方来?不可否认我们一般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当我们还没有决定自己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要脱离本阶级，投身到无产阶级中来以前，我们的思想言行是为小资产阶级说话的，带有本阶级的一种情绪。但进步理论的接受，社会生活上的黑暗，使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转变了。然而要真正地脱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衣裳，要完全脱去旧有的欣赏、趣味、情致是很难的。我们的出身限定了我们不能有孙悟空陡然一变的本领。加上我们的知识、文学教养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思想和情趣……这一些沉滤在我们的情感之中的杂质，是必须有一个长期而刻苦的学习才能完全清除干净的。"12知识分子的这种出身，使他们在思想改造与检讨问题上，别无借口。"罪感意识"渗透到话语中，使话语与检讨者的当下身份之间产生错位，说话者的表述因此显得失态与变形，给听者一种不适应的感觉。当然，听众的这种感觉经过一段时期的耳濡目染后会被钝化，将其视为知识分子的自虐表演，检讨因此也演变成一场语言的操练与比拼，比谁自贬自虐得厉害，比谁跟当下的政治话语(上纲上线)跟得紧。这样说，也许对某些检讨者的真诚有失公正，但大多数人确实将检讨作为应时的策略。
有意思的是，50-70年代由于作家和知识分子需要经常写检检讨文章，报刊上还出现了《对写好检查提纲的意见》这样的文章13，专门教人们如何写检查，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体，值得进行思想史和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检讨的自贬自虐与上纲上线的特征，其实也内含着一个两极对立：即在个体“罪感意识”的对面，有一种外在的高高在上的超个体力量，它构成检讨者的诉求对象。这一对象令检讨者敬畏，不敢轻慢；它能对检讨者施以现实的威压与直接的利害关系。这种力量可能源于民意的约定俗成，也可能源于对英雄的崇拜或政党的强制。它们被认定具有先验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因此，任何对它们的冒犯，冲撞与轻慢都应招致相应的惩戒，除非进行即时的忏悔与检讨。一个人如果长期生活在忏悔与检讨所制造的精神压力下，他会变得不自信，拘谨，内敛，也不直言是非，变得逆来顺受，甚至会放弃应有的权力。
思想改造的形式多种多样，基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参加各种政治和业务学习，二是下放到社会生产第一线去锻炼，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最终都是为了完成思想改造。1952年初，全国文联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工厂、农村体验生活，改造思想。让作家参加土地改革，就使他们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抗美援朝就清洗了作家的崇美思想。在巴金去朝鲜后，他感到"生活在新的人中间，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在我的周围每天都在发生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每天都受到那种深厚的爱和强烈的恨的感染。我自己的感情也逐渐在改变。"14
举办各种讲座和培训也是思想改造的方式之一。《文汇报》1950年5月30日报道了一则"培养文学干部，文协主办讲座"的消息，每逢星期日举行，共二十一次。1954年7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第7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遗产的参考书目。书目以《文艺学习》编剧部的名义，刊载于同年第5期《文艺学习》上。以文学组织的方式要求作家该看什么书和不看什么书，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学体制特色，不知道有没有检查是否阅读的机制？阅读书目主要有理论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代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著）、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若夫）、卡尔·马克思（列宁著）、列宁文选两卷集（其中必读《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于三个组成部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列宁主义问题、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与德国作家卢德维希的谈话、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著）、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在第19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马林科夫）、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毛泽东选集、（茅盾论、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苏联文学艺术问题。文学名著开列的书目包括中国、俄罗斯、苏联以及其他国家（英法美德意等）古今作品，如中国的诗经、论语、四大名著等，国外则诗歌、小说、戏剧均有，共计136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书目只有鲁迅的小说、杂文和杂感选集和瞿秋白选集两人的作品。
改造作家作为一项长期的思想工作，最后上升到采取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对作家的伤害也更大。由思想改造发展到被划“右派”，再到“文革”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乃至被迫害致死。1957年划定右派有六种处理情况：第一类：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第二类：监督劳动。第三类：留用查看。第四类：撤职。第五类：降职停薪。第六类：只戴帽子不予处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的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和出团。无论是哪一种对作家知识分子都是残酷的。
作家不过是一种社会角色，它主要体现为作家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模式。作为社会角色的当代作家，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是一元化的，不允许有其他身份，只有同一性，没有差异性。作家们对自己的角色领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也许他们对自己所担当的历史重任有所认识，但他们内心隐藏的文学之梦却会让他们陷入痛苦之中，虽然他们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才符合自己的身份有相当的理解，但他们的行为和文学理想并不能实现完全的配合，即使配合了也不一定完全令人满意。所以，这就使作家们的角色行为与政治期望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和矛盾，正是在种种矛盾的交织、渗透、克服和抵消的过程中，作家们才创作了当代文学。
* 王本朝（1965——），男，重庆梁平县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梁希：《南京今昔观》，《光明日报》1949年7月26日。
② 梁漱溟：《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新建设》第1卷第7期。
③ 许杰：《从今日开始》，《文汇报》1949年6月25日。
④ 季羡林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5期）一文中也说道这种没有参与革命事业的“原罪”意识：“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处处自惭形秽”，恨不得时间轮回，重新有“立功赎罪”的机会。
⑤ 巴金：《一封未寄的信》，《文汇报》1950年5月5日。
⑥ 巴金：《<巴金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7月。
⑦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
⑧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119页。
⑨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9页。
⑩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
11 何其芳：《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何其芳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71页。
12 《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04页。
13 洪涛：《对写好检查提纲的意见》，《文汇报》1952年9月1日。
14 巴金：《衷心的祝贺——献给第二次文代会》，《人民文学》195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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