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
著名翻译家。祖籍山东蓬莱，1952年生于吉林九台。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并获文学硕士位。1982年至1993年于暨南大学外语系任教。1993年至1996年于日本长崎县立大学任教。1996年回暨南大学文学院任教。1999年调往青岛海洋大学。2002年赴东京大学任特别研究员。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译有《挪威的森林》等村上春树文集及夏目漱石等名家作品凡30余种。
村上春树(1949-)
日本著名作家，京都府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1979年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奇岛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被译介至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深具影响。
据统计数字，早在两年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名著《挪威的森林》上下两册日文原版已印行826万册，而中译本18年来总印数近150万册。随着该书持续热销，中文译者林少华彻底成为“林家铺子村上专业户”。
“我翻译了32本村上春树的小说，译完出齐应有35本左右。翻译是我比较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感到快乐。”——林少华
每一颗心都是一座森林，成长的记忆茂密如织，快乐与疼痛滋长成不完整的思念，贯穿一生。这是林少华向我们展现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相信30至40岁这一阶段的许多人，不管他是一位已经成功长大了的孩子，还是他曾经拒绝长大被迫长大，这本书都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打上了一个青春的烙印。
《挪威的森林》在中国风行已有18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因之家喻户晓。如果你是一个村上春树迷，那么你对林少华的名字就不会陌生。迄今为止的村上春树大陆版译作，几乎都是出自他的手。当无数年轻易感的心被村上春树打动时，其实又何尝不是被林少华的译文打动呢？北师大学者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有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
6月29日，林少华赴穗参加《挪威的森林》读者见面会，完成了一次饭桌上的的采访。杯盘狼藉，但丝毫没有影响这一场围绕小资情调和高雅文学的谈话的进行。林少华始终面带微笑，是那种谦和有礼的笑容；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说到激动处，辅以身体语言，瞪大的眼睛里仍是一汪清澈。他的低调，一如村上春树在日本的姿态。对于一个至今还沉浸在村上春树世界里的译者来说，当很多生命的契合通过笔端传达出来的时候，语言反而显得多余。
已经翻译村上春树32部作品的林少华，正在致力于扭转中国读者对村上春树作品的粉红色“小资情调”的传统阅读视角，“深度阅读”是他的新主张。一本关于村上春树作品的评论集也已创作近半，不日将付梓。林少华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读者了解到村上春树作为斗士的、刚性的一面。
暴力是打开日本的钥匙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这次在广州作关于村上春树的演讲，主要内容是什么？
林少华(以下简称林)：如何超越“小资”这个层面，对村上春树的作品做一种深度阅读，认识村上春树的另外一面。
记：那是否意味着“小资”是对村上春树作品的误读？
林：也不是误读。村上春树的作品到中国已经18年了，但读者还停留在原有的“小资”印象，应该不够了。中国读者最看重的是《挪威的森林》，欧美不是这样的，美国流行的是《海边的卡夫卡》《寻羊冒险记》。村上春树作品除了小资“软”的一面之外，后期作品注重的是作为斗士的硬的、刚性的一面。这一点国内的读者关注得似乎有些不够。
记：这种刚性具体是一种什么概念？体现在哪里？
林：村上春树曾说过“我只写我自己的感受”，前十年的作品主要关注城市人的感受，刻意经营个人心灵的后花园，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小资”情调；后十年以《奇鸟形状录》为分界点开始转向，强调一种“担当”或责任意识，致力于对日本的历史尤其是二战期间包括侵华战争在内的充满暴力与邪恶的历史进行了追究、揭露，发掘日本文化里暴力性因素的源头和传承，进而反省和思考日本民族的未来。《奇鸟形状录》《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等都属这类作品，但村上春树这一面并没有被我们的读者认识得很充分，相关评论也很少。
村上春树曾用英语说过一句话：violence，the key to Japan(暴力是打开日本的钥匙)，敢于这样说的，在当代作家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大江健三郎也没有这么明确地表达，这需要勇气和良知。
努力发掘日本的病根
记：村上春树作品里的中国人往往是正面的角色，你认为村上春树对中国人到底出于怎样的判断？
林：我在2003年见到村上春树时，问及他作品中表现出的对中国人的好感的原因。他解释说，他的父亲在京都大学读书时曾作为文职人员应征入伍参战，战败回国后经常跟他说起中国；后来在神户上中学时，华人华侨比较多，朋友里面也有中国人。村上春树觉得自己身上很早就有中国因素。
我觉得这也许是村上春树的一种忏悔意识的表现，也可能是促使他正视日本民族充满暴力和邪恶的这段历史的原因之一。以前对社会问题他是“不介入的”，从1994年《奇鸟形状录》开始转为“介入”。由放弃责任到拥抱责任，由关注个人心灵到关注整个社会。他认为现代的日本病了，他要努力发掘日本是怎么病的，病根又在哪里。
记：那你认为这种转折是否说明村上春树的小说更厚重了？以往中国读者把村上春树定义为小资作家，也许跟他前期作品比较“轻”的特点有关，后期这些小说又还未被中国读者充分消化。
林：确实是这样的，这也与销量有关系。前期作品通俗易读，仅《挪威的森林》就发行了150万册。后期作品中《奇鸟形状录》译成中文都有五十万字，而且思考的是暴力的起源与传承这样严肃的问题，这对生活节奏快的现代人来说很难读，目前发行一共也就5万册左右，影响之小可想而知。
记：但是从文学价值来讲，《挪威的森林》应该不如后期的作品吧。
林：我最佩服的当然是后期的作品，村上春树本人也并不看重《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作品里的另类，是唯一用现实主义手法写的长篇，有很多个人成分在里面，而其它作品大多写得扑朔迷离虚实难辨。
低调、畅销和纯文学
记：你与村上春树在2003年见过，他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林：村上春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只与他见过一次面。他不是那种随便与人见面喝酒的人，我们见面是在他的事务所办公室，一人一杯茶，坐下来聊天。事务所是个三房一厅，租来的，两个女秘书，分别负责国外版权和国内版权。
感觉他与《挪威的森林》里的主人公很相似，有点儿沉默寡言。你不问，他不会主动说话；你问了，他则侃侃而谈，条理分明，声音很平静，说话时眼睛也不看人，看着桌子，好像是在看着他思维的轨迹。说话习惯、用词都和主人公口中的基本一样。
记：村上春树的低调好像在日本也是出了名的，他跟日本的作家联系多吗？
林：他没有参加任何作家同行的团体，也不出席任何座谈会、讲演、电视采访等，只接受纸质媒体的采访，而且还仅限于文学刊物。原因是他不愿个人生活受干扰。
问：村上春树的作品在日本国内获奖多吗？
林：很少，但是他在日本属于影响力最大的作家。日本文学分类只有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两种，村上春树的作品被归到纯文学一类，像渡边纯一的《失乐园》则属于大众文学。在日本，大众文学是不能进入文学史和大学课堂的，写论文一般也不以大众文学为主题，这方面的界限很严格，不像我们国内的文学门槛已经低到一定程度了。
记：那日本纯文学界对村上春树也很承认吗？
林：一开始不太承认。村上春树曾说《挪威的森林》卖到20万册时，大家对他还算友好；到七八百万册时，大家就不怎么友好了。那时候在日本待得不太舒服，所以就去了美国，并在那边写了《奇鸟形状录》等几部作品。日本的文学圈子，也就像亚洲其它国家的文学圈那样，有许多说不出来的东西，你书卖多了，就有人感到不舒服。
记：村上春树最近几年在做什么？
林：这几年他做文学翻译比较多，如《麦田里的守望者》《long goodbye》等。去年9月份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他曾透露，现在日本的民族主义上升让他很忧虑，并点名批判右翼石原慎太郎仇视中国，他说在下一部作品将涉及这一题材。
日本评论界的集体失语
记：中日之间的关系现在很敏感。你在日本也待过几年时间，中日之间是否存在许多误解？
林：是的，偏差很大。比如说，咱们认为追究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日本干了坏事，中国人没让日本赔偿，还把战后孤儿抚养成人，而日本不但不知恩图报，连承认都不肯。日本人则不这样想，他们觉得道歉都那么多次了，已经不需要再道歉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超越，对此大家都很困惑。
记：这种误解，是否与文化界的相互沟通的力度不够有关系？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很多作家都从日本留学归来，如周氏兄弟，郁达夫，郭沫若等；当时日本也有许多作家，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到中国游历过。现在这方面的交流是不是反而不如以前？
林：这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的学校教育没有把真正的历史告诉学生，我曾问一个日本的高中历史老师有没有教过日军侵华战争这一段。他说没教过，而且事情非常巧合，每次刚好讲到中日战争这段，学期就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几乎每所学校都这样，即使讲，课时也非常少，这应该是日本有关部门刻意安排的。日本的当代文学作品中也基本没有涉及到中日战争这段历史。所以，许多日本年轻人不了解这段历史，对中国人抗议他们参拜靖国神社觉得莫名其妙。
记：日本文化里是不是缺少一个真正的自我反省的深度？在这种情况下，村上春树的小说涉及日本民族的暴力，会不会显得更可贵？
林：是啊，作品中也谈到侵华战争，例如在《奇鸟形状录》借一个士兵之口提到南京大屠杀，“将人推到井里去，再往井里扔手榴弹，有好些事都难以说出口”。这些虽不是作品的主要内容，但即使这样，绝大多数日本作家也没有写到。
记：那村上春树在作品里写到这些，日本的读者和文学界有什么反响？
林：日本文学评论界对这个敏感的问题，大多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这本来是日本知识界、批评界反省历史的一个契机，但日本评论界基本回避了这个，出现了集体失语状况。日本读者也似乎没有关注到这点。
记：你对中国现在这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什么看法？
林：我在博客里只要提到日本，就经常挨骂。我觉得，愤青有一种偏激的情绪，我们作为知识界，应该看得更全面些。人家好就好，糟就糟。我们有责任把一个比较完整的日本呈现出来。某些偏激情绪的产生，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知识界没有尽到责任，没有把完整客观的日本介绍过来。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存在失语的问题。我们的知识分子，我总觉得不幸，以前因种种原因不能发出自己声音，而现在则是经济大潮中受商品经济诱惑，没有坚持。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冷静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但是众声喧哗，影响越来越小。
记：像村上这样有良知的日本人在日本是否有一批人？还是说很孤立？
林：如果就人数来说不少，对中国有偏见的右翼力量，人数不多，但能量大；雨点不多，但声音大。因为他们控制着舆论工具，与大财团、大公司联系密切，能得到很多赞助，广泛宣传。
记：村上春树对于你的人生来说是怎样一个存在？
林：我陪伴村上在中国走了18年。要说谁受谁多大影响，都不太现实。两个大男人，我碰见他的时候，都已经四十岁了，人生观、价值观都已经定型了。要说影响，我觉得主要是文笔上的，我以前写东西缺少幽默感。我觉得村上春树是一个最不像日本人的日本人，无论是行文风格，还是思想架构，都不是水平线上的日本人。日本人没有一个普世的价值观，他们觉得对自己所属的小团体有利，就是善；否则就是恶。村上春树则不同，他追求普世性的人性价值，如公平、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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