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耐保尔说，他对婚姻在出现危机时他经常光顾的妓女们表示“感谢”。这一在新世纪初的惊世之语而引发出了不小的震动，许多人因此怀疑作家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观是否和他的作品有关联，作家的作品中所表达，呈现给人们的有多少是作家本人的道德观，是否可以做为一种对人的评判标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和作家的文化背景和作家本人的诸多方面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妓女，在中国古代除了那些纯粹是卖身的而外，有相当多的是属于艺妓。这其中也包括了唐代三大女诗人，薛涛、李冶、鱼玄机。具《唐才子传》：“涛字洪度，成都乐妓也”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所载<沈亚之诗九卷>下注<李季兰，妓女>。这是因为在唐代女冠多近于娼妓的缘故，所以李冶和鱼玄机都可说是艺妓。这三大女诗人不光是给后人留下了优秀的诗篇，又好与文士交游，如李冶就与越中高士陆羽、皎然来往甚密，她的诗作有《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由此可见他们的交往非同一般，这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更多的古代文坛佳话。在唐人崔令钦所作的《教坊记》、翰林学士孙棨作的《北里志》以及元人夏廷芝所作的《青楼集》里，对中国古代的妓女和妓女的生活已是介绍得非常的详尽了。由于我国古代的音乐、文学往往都与那些艺妓所讴唱的曲子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作曲的才子们又常常生活在那些才貌双绝的艺妓们中间，因此人们可以从在那些记录了有关妓女们的一些书里，找到了蕴藏了若干有关音乐文学史的资料，是值得后人珍视的。仅在《教坊记》里就记载了两百余首曲名，而这些曲子给后人留下了多少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不言而喻的，又如《青楼记》里所记载的妓女，许多都是色艺超群，许多名士为之倾心，如赵松雪、商正叔、高山房等就为妓女张怡云画图、题诗并赠。
中国古代的艺妓是绝不能和现在的妓女同日而语的，也不能和耐保尔所说的给他“慰藉”的妓女同日而语。耐保尔说：“这种女人不会教给我们什么东西。”也许他说的是对的，但古代的艺妓们都是先要经过以容色选入内，并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筝等等乐器后才能与客人见面。也许耐保尔所所的“慰藉”多数是指性的，而古代的艺妓们所给客人的“慰藉”应当是心灵和精神的更多一些。这二者有多大区别，那要看一个人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的特殊性来定的，所以一个作家的作品应当是和他所谓的道德观没有多大联系的。对一个作家而言，那是独立的心灵、心理状态的一种直接地选择。苏东坡在他的笔记《约客湖上》里写到：“子瞻守杭日，春时每遇休暇，必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对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适哺后鸣锣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极欢而罢……”这能说与苏东坡的道德有关吗？能说苏东坡的作品不道德了吗？从耐保尔就他所言“感谢妓女”而言，他是直言不讳地说那就是性的。所以正如文学院的成员艾伦所说：“诺贝尔奖 是对文学的褒奖。与他事无关,这不是品行或道德的评奖。”我赞同这样的观点。
人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因为人是自然的人，但他同时又是社会的人。二者看似矛盾，特别是作为作家的人，应当在自己心中有一种良知和道德的温度计。这样的温度计能决定做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文。那样的自身的道德标准，是否能和社会普遍的道德相吻合，那是要看自己对世界和人本质的认识、觉悟、思考的程度，要用时间和自己的良知来做评判的。
耐保尔所说的：“感谢妓女”。就是在对自己确实得到了的“性”的“慰藉”而发自内心的感叹，对他来说是真实的，也许是幸福快乐的。但这不能代表所有人，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感受，仅此而已。
辛巳年竹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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