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像
表在《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题目叫《顾颉刚难题》,他提出一个如何研究古代文献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文中引到顾颉刚先生在读书笔记里面的一段话,顾先生说:“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这里指的是谁呢,张京华博士说是指王国维,王国维《古史新证》里面有这样的说法。下面顾先生说:“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分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这就好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逸周书》一样,有几句你可以证明它们是春秋时候就有的,那么你能证明其余也是春秋时候就有的吗?其实这个道理,我想大家一想就明白,我们对于任何史料,包括近现代的史料,要求证明它的所有内容为真,这是做不到的,根本就做不到。包括近现代史的所有史料,都不能要求将所有各点证明为真。那么我们怎么说一个史料是可信的呢,我们得看里面的内容,比方说我们能够证明里面有些点是特别好的,确实是真的,这就可以增加其他各点的可信性。史料不是只用真假来判断,而是有可信性高低的问题。没有任何记录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一个史书也不能说什么都是真的。特别是古代,有这样的东西吗?没有的。古人编一个年谱,好多地方都能证明它不对,可是你不能否认这个整体,问题是它的可信性有多大,我们能证明一个古代文献中有一点为真,那么各点的可信性就会增加,如果我们证明三点为真,就比那一点为真的可信性又大大地增加。应当从量的方面看这个问题,而不能简单地用二分法来讲这个问题。不知我说这话对不对,如果错了,各位可以群起而攻之。
我们再回到学术史,刚才谈到了商、西周,关于孔子以前的西周那段古远的时代,要求我们拿出太多史料来,这是做不到的,哪有那么多材料啊?如果有够多的材料的话,就用不着来讨论了。从能够得到的信息,我们看到孔子学术传统的久远与深厚。过些年我们岳麓书院也将成为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中心了,我相信岳麓书院这一方面的发展会非常迅速,很快会成为全国与世界简帛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些年里,我们发现的出土的战国秦汉的材料有一点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能够证明战国时代的人承认有六经,这一点特别重要。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晚清以来的学术史,就会觉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些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了,比如说汉代只有五经,因此就认为先秦的时候只有五经而没有六经,虽然六经之说见于《庄子·天运篇》等。汉代人为什么说只有五经而没有六经呢?因为《乐经》已亡,所以只剩下五经了。更有人说古时从来没有经。我们现在证明,当时确实有六经,而且《乐经》也应该有文字。近年发现的郭店楚简,两处都有《诗》、《书》、《礼》、《乐》、《易》、《春秋》,次序和《庄子》完全一样,时代也和《庄子》一样,郭店简在公元前300年再加一点,当然《庄子·天运篇》不是庄子本人写的,可能是他的弟子写的,可是也差不多,那个时候中国已认为有六经了。
冯友兰先生把中国的学术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我个人不太赞成。这样说法认为先秦没有经学,先秦经典没有得到一个受尊敬、崇敬的地位。其实,那时对六经的引用不仅仅是儒家,其他各家包括特别不喜欢儒家的人也在引用,像墨子,像庄子、像法家,实际上六经已是当时的基础教材。
这也是中国学术源起的重要一点。《诗》、《书》、《礼》、《乐》、《易》、《春秋》从来就属于主要的教本。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呢?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一些清代的学者,他们主张:《诗》、《书》、《礼》、《乐》是没问题的,《易》、《春秋》很晚才进入经的范围。我们不说《易》、《春秋》进入经的时间一定和《诗》、《书》、《礼》、《乐》一样早,可是不会是像很多人说的那么晚。因为他们认为《易》、《春秋》之所以进入“经”,是因为孔子,因为孔子晚年好《易》,孔子修《春秋》,后来《易》、《春秋》才成为经。这种说法现在非常普遍。《易》、《春秋》当时是不是具有和《诗》、《书》、《礼》、《乐》完全平等的地位,我们还可以讨论,至少它们已经逐渐地走向那个方向,那个趋势在春秋时代已是如此。这一点特别要注意。
我们把这个问题接着讨论一下。《春秋》比较容易讨论,因为大家都知道《春秋》在很早的时候就作为教材了。我必须说明,《春秋》是个大名,不是儒史的专名。这个例子很多。问题出在哪呢?因为过去的人最喜欢、最经常读的是《四书》。《四书》里《孟子·离娄》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这给人一个印象,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杌》,鲁国的史书叫《春秋》。这当然是对的,是这么回事。可是这不等于说《春秋》只有鲁国叫《春秋》,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其实在《注疏》里面已经讲清楚了,当时的史书一般都叫《春秋》。只是鲁国就叫《春秋》,没有加个名,而晋国、楚国自己加了个名。至于为什么那个叫《乘》,为什么这个叫《梼杌》?到今天也没人能讲懂,讲不明白。《春秋》乃是大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墨子》,《墨子》里面就讲清楚了,不但有鲁国《春秋》,而且还有周的《春秋》、燕国的《春秋》、宋国的《春秋》、齐国的《春秋》。你不能说鲁国的才叫《春秋》。《春秋》就是大共名。我们看《国语》,在《晋语》与《楚语》里面都有晋国人和楚国人讲到历史教育。在《晋语》里面有一个晋国的司马侯就说:“教之《春秋》,以感动其心”。他教的《春秋》当然不是鲁国的《春秋》,特别不是孔子写的,那时孔子还没有出现。楚国的申叔时也是这样,大家知道楚庄王为太子找老师,老师去问申叔时,申叔时也说“教之以《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耸善抑恶”是史的作用,就好像孔子说史有褒贬一样。不管是晋国的教育还是楚国的教育都要用《春秋》,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在《左传》昭公的时候晋国的韩起,就是韩宣子,在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就说:“周礼尽在鲁矣”。《易象》不会就是《易》的经文。有人说《易象》就是《周易》,那这话就等于说晋国就没有《周易》,如果晋国有《周易》,那他又何必惊叹?在《左传》、《国语》里面晋国用《周易》占卜的事好多,他怎么会没有《周易》呢?这一说法本身就不对。所以《易象》这本书,一定是一本讲易象的,类似《易传》的书,它是讲《易》的象,而不是《周易》经文本身。这就看到了当时在鲁国已经有一种易学。这种易学的存在在《左传》中很多,后来就吸收到孔门的《易传》中间。这些都是早于孔子之前的易学。“《鲁春秋》”,这说得很对,鲁史不是周、燕、宋、齐的《春秋》,而是鲁《春秋》。韩起一看到这个,就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他明白周王朝成功的道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不是没有学术,而是有很多的学术,而且学术是在六经。《诗》、《书》、《礼》、《乐》为主,《易》、《春秋》后来也成为重要的学术,这是当时的学术传统与教育。孔子对六经都有所述作,在这个基础上,孔子是“集大成”者。
我们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要否定孔子的作用。“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因为孔子修《春秋》,里面有所褒贬,带有他的道德、政治、伦理的原则,跟原来不同。这样的“微言大义”,是不是都像《公羊》、《谷梁》讲的那样,我们还可以讨论,可是无论如何它是有的,这点是不会错的,所以,孔子对于这方面,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孔子本人是不是作《易传》,我们不知道,但《易传》一定作于孔门,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里面包括了很多孔子关于《易》的讨论。如果有些人不信这些,那么现在我们在上博的竹简里面发现了《诗论》,看下孔子怎么讲诗。孔子讲诗确乎有“微言大义”,这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看出里面的一些观点,跟后来从《毛传》看到的有些很不相同,有些地方还很开明,很特别。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孔子确实是讲了,因为《诗论》的内容,唯一的可能是弟子的笔记,肯定是孔子当时讲的,不是后人编造的,想编也编不了。它就是一个笔记,孔子讲《诗》的笔记。从《诗论》里还可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大家知道《诗论》整理的时候,有一个想法:《诗论》是不是可以证明有很多的佚诗?结果证明当时孔子用的《诗经》跟现在本子基本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当然文字是不一样,这个不奇怪。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自古以来中国有一个经学的传统,孔子就是研究经的,你能说他不是经学家吗?如果说当时没有经学,是成问题的,所以说中国的经学和子学从来是并行的,经是更早形成的,经以外各家就是“子”啦,包括儒家也在内。这样就看到中国学术确实是源远流长。
三
我们还应该特别谈谈《周易》。近些年我们有些发现,证明《周易》不是晚出的。这方面我们做过很多的讨论。《周易》这本书的时代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个人有一本小书叫《周易溯源》,试图在不涉及其思想内容的情况下,从文献学、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周易》这本书,包括它的《经》、《传》部分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结论平淡无奇,就是证明它是很早的,《易传》也比较早。《周易》经文我个人意见就是像《系辞》说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当文王与纣之事”。那么,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这个问题呢?
我过去曾经提出一个材料:北宋的时候在湖北孝感出土的中方鼎。中方鼎铭末有筮数,将它转化为易卦之后,正好说明铭文的内容,但这毕竟是个推论。前些时候,在陕西西安长安县西仁村出土了两个陶拍子,上面刻的卦数我觉得足以证明《周易》的年代了。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陶拍子?在座有考古专家,都知道古代陶器是盘制,拿泥条盘起来,搁在陶钧上转,转的时候,得搓它、弄它。陶器表面上有时候要做成纹饰,就找一个东西来拍它,拍出纹饰来,这个工具就是陶拍子。陶拍子其实也是陶的,就像一个蘑菇形的东西。
长安西仁村这一带是西周陶窑遗址,关于陶拍子的简报发表在《文物》2002年第11期上,有两件,都是采集来的,是西周中期的东西。一件上有四个筮数,四个卦都是很清楚的,一个是《师》卦,一个是《比》卦,一个是《小畜》卦,一个是《履》卦。这就是四个卦,一个陶拍子有四个卦。另一个陶拍子有两个筮数,一个是《既济》卦,一个是《未济》卦。大家要知道这六个卦分成两组,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师》、《比》、《小畜》、《履》是《周易》上经第七、八、九、十卦;《既济》、《未济》是《周易》下经的第六十三、六十四卦。每两个卦是互倒的,把它们刻在一起决不是偶然的,这和《周易》经文的卦序一样。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当时可能有精通易道的贤人,遭了难,给抓起来烧窑,他就刻了这些东西,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无论如何,从卦序等方面看,这证明当时不但是有经文,而且还有易学。
这些例子使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在孔子以前,不光是《诗》、《书》、《礼》、《乐》,甚至是《易》、《春秋》,都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而孔子以他的天作之才,集其大成,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开创私人讲学,所以说他是“集大成”者。
善本《大戴礼记》
最后,我想用几分钟把我最近写的小文,也是我的想法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印在曲阜师大编印的《孔子文化研究》上。在《论语·公冶长》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有人据此说孔子是不谈“性与天道”的,像孔子的高徒子贡都听不到孔子讲“性与天道”,可见孔子整天谈的都是政治、道德之类,不言“性与天道”。
我认为这完全是误解。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孔子不但谈“性与天道”,而且谈得很多。马王堆帛书里面的《易传》、《二三子问》等都是讲“性与天道”的,新发现的《诗论》中谈“性”、“命”的也不少。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特别引用了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的说法。金景芳先生已经过世了,他整整活了九十九周岁,论虚岁,就是百岁的学者。他说这段话不是说孔子不讲“性与天道”,而是说“性与天道”是一个很难了解的问题,即便是子贡都以“不可得而闻也”兴叹。这就对了,这段话说明了什么呢?“性与天道”是很难了解的,子贡叹息孔子讲的有些他听不懂,他是客气的。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在马王堆帛书里看到了子贡跟孔子之间关于《易》的谈话,他们谈的就是“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的意思,按我个人的理解,不是说听不见。古代的语言里面“听”和“闻”,“视”和“见”不一样,意思不同,层次也不同。我们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视而不见”不是说没有眼睛,或者是瞎了,或者眼花了,而是看了而没有辨别它。“听而不闻”,从耳朵来说可以听见,但从心里头理解才能叫作“闻”,所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子贡的谦辞,说孔子关于“性与天道”之论深奥微妙,他自己也不懂。孔子实际是讲“性与天道”的,把孔子说成不言“性与天道”,这种解释是对孔子的根本贬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篇就是专门讲“性与天道”的,如果说这些不是儒门的,跟孔子没有关系,那就完全错了。
今天我讲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么一个思想,孔子正是孟子所讲的“集大成”者。中国的学术渊源在前头是长得很,孔子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才有他的创造性的、根本性的新发展,是承前而启后。我讲的就是这些,谢谢。
录音整理:王胜军、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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