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自觉的生命行为，而不是口号和运动的结果。这是巴黎带给我们的启示，巴黎的现实也是一种文化的证明，它的久负盛名，让人惊叹的并不是它的香艳和金发女郎，而是让人梦牵神绕的文化魅力。难怪徐志摩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到过巴黎的人一定不会再稀罕天堂”，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也曾把巴黎称为真正的“巴比伦”。这到底是座怎样的城市，让全世界为之着迷，让艺术家、文学家和众多的哲学家为之倾倒？这是每一个没有到过巴黎的人自然形成的疑问，然而，无论你的想像力如何丰富，一脚踏进巴黎，你就会被它的文化魅力所震慑，因为你会发现你的文化想像远远不能赶上巴黎的文化存在。
在巴黎虽然是走马观花，对于流水帐似的游记书写实在无法表达我对于它的认识和热爱，何况连散文大家朱自清也认为：“巴黎需要慢慢品味，走马观花是不行的，”所以，那些描写景物和细节的文字将是长期生活在巴黎的结果。但是，一座城市似乎是一个生命，我与它的相遇，其实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是灵魂与灵魂的交融，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这里有真实的生命直觉，有着无法言说的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所描述的“揭示生命深层的秘密的本能。”难怪柏格森在他生活的实证主义流行的年代，不顾孔德 、穆勒和斯宾塞等实证主义哲学大家的广泛权威，坚决认为生命是宇宙的一个基本事实，不仅指个人的生命或有机体的生命，更指宇宙内在的生命力，所以直觉能够把我们引向生命的深处。因此，如果形而上学以揭示和把握生命的本质为最终结果的话，就应该以直觉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原则。在直觉的意义上，对巴黎的初识就足够了，这瞬间的闪耀会成为永恒，会成为我对巴黎永远的热爱和祝福。
巴黎的文化魅力在于它高度的文化自觉。巴黎是全世界公认历史遗存保护最好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象一个巨大的天然博物馆和艺术圣殿。在它的城区几乎看不见现代建筑，受到保护的三千多座建筑至今都在使用，而每一座建筑都是一本生动的历史，或是一幅油画和一部乐章，它的安详矗立是在用自己的文化坚守抵抗着无数的风雨沧桑。雨果的书房，象是主人刚刚离开，一会儿还要回来继续写作。莫奈的睡莲池中，象是画家刚刚观察过太阳变幻的颜色。巴尔扎克的小花园里隐约能听到轻轻的踱步声。萨特与波伏娃每日光顾的咖啡厅还在飘着咖啡的幽香，让人在宁静中追思历史。卢浮宫、凡尔塞宫和爱丽舍宫也都述说着城市的过去和辉煌。协和广场、巴士底广场、孚日广场尽显着文化的气度和宽容。而每一个广场也都是政治、哲学、艺术与历史的和解，承载着历史的沧桑之美，远胜过百座玻璃高楼的夸张和炫耀。昂莱城堡、宛赛纳城堡、卢瓦尔城堡、荣军院、凯旋门、巴黎公社墙、圣心教堂、巴黎圣母院、玛德兰大教堂能够和谐而居，充分显示了巴黎人民的文化气度和精神包容，难怪有人说，巴黎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它已经成了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所代表的是一种心灵的宁静，富足和从容。与我们的城市化进程相比，我们已无颜面对祖先，更无权面向未来。我们有着比巴黎更久远的历史，更丰富的文化，更灿烂的遗存。过去的毁灭是在一种文化短视中酿成了永远的遗憾，北京城的完整保护方案终于挡不住政治的急功过利，千年骄傲无法抵抗文革中的毁灭性狂热。然而，在已有了过多历史教训和伤痛的今天，明智的人们在继续摧残着文化，几乎每一座城市的历史遗存都在厄运中颤抖，这里有着决策者的精神苍白、文化盲点和功利企图，也有着权力和资本的扭结和纠缠，这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伤痛。
的确，巴黎人是值得骄傲的。因为他们有这些建筑在证明着自己民族的历史和创造，1190年建成的卢浮宫，规模宏大，曾经居住过50位国王和王后，现在收藏着40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稀世珍宝，其中也不乏来自中国的书画和瓷器，有的还精美绝伦。按照世界文物公约，这些文物应该归还中国，而法国人没有归还的原因是他们怀疑，一个创造力如此萎缩，选择了计划经济的民族怎么能创造出这么完美的作品，倒不如让他们保存起来更为妥当。这种说法当然无法去详细考证，但其中有着对我们文化环境、哲学思考和制度选择的警示。在17世纪以来，法国有着200多年的中国文化热，一些大哲学家如伏尔泰、狄德罗、笛卡尔等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捣毁了巴士底狱，由此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在当时发表的《人权宣言》中还有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我们在近代丢掉了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现在，更是在一种文化盲从中失去了文化自信。在城市建设中我们的文化传承已完全断裂，可惜我们在追求城市高度的时候失去了厚度，在擦拭亮度的同时减少了温度，在拓展宽度的时候丢掉了深度；在赶超速度的时候丧失了风度。我们是在追求大楼，追求那些张牙舞爪、没有礼貌的建筑实验，而巴黎是在崇尚大师，在崇尚有着独特思想和另类行为的精神创造。在我们每一座造成光污染的玻璃大楼内多是扁平的灵魂，而在巴黎，一个小小的古旧咖啡厅，或在一条赛纳河的破船上，可能正在进行着深遂的哲学辩论，或正在诞生又一个塞尚、罗丹、巴尔扎克和米开朗基罗。“每一条街道都温柔地保存下来”，每一个建筑都有着历史的温度，这曾是大批评家龙应台在台北的幻想，可这是巴黎的现实。遗憾的是，我们一方面喊着繁荣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的口号，进行着文化产业的全民式运动，举国上下打着“文化XX”的旗帜，一方面在摧残着文化，把优秀的文化遗存在各种拆迁运动中踏成碎片。
巴黎的文化自觉不仅在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而更在于一种文化的尊重和宽容。艾菲尔铁塔可以说是巴黎“离经判道”的典型建筑之一，是法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成果展示，这样一个由7000吨钢材，18000个钢铁部件和250万个钢铁铆钉建成的钢铁巨霸，在当时甚至受到过著名作家左拉和小仲马等300多人的抗议。但最终被保存了下来，并且作为工业革命时期的杰出代表，已成为了与巴黎、与法国不可分割的部分，甚至已成为了法国的标志。与卢浮宫能够和谐共处的还有华人建筑家贝 聿铭在卢浮宫广场建造的玻璃金字塔，这个建筑在开始时也遭到许多非议，包括在今天，也有许多人认为它破坏了整个卢浮宫的整体氛围，可是巴黎人包容了它，认为它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艺术与现代技术的统一。还有蓬皮杜中心，更是现代巴黎的象征，是前卫艺术的殿堂，收藏了20世纪以来西方各种风格的前卫艺术作品，建筑本身象一个化工厂厂房，裸露着各种颜色的管道，象一个横卧的怪兽，现在也成了一道著名的风景。30多年前，时任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在1969年提出大胆设想，建一座既是博物馆又是艺术活动中心的场所，在巴黎的中心区，在四周历史风貌的包围下，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设想。然而，它以一种巨大的运动着的机器的形象面世了，并荟萃了各种现代艺术于一身，现在它的客流量已超过了巴黎圣母院，成为巴黎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这便是巴黎人在文化上的宽容，能够容纳异端，能够欣赏另类，能够让冲出价值习惯的形态屹然独立，无形中伸展了巴黎人的文化想像，拓展了心灵感受世界的空间，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境界。从而也使巴黎成为各国艺术家的“麦加”，20世纪以来，包括美国的众多作家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都曾在这里栖居，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些艺术家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印在了塞纳河左岸，让瞬间的思绪化作了永恒，巴黎给了他们博大的艺术宽容，而他们把灵感，把对生命的感悟和思考留给了巴黎，成为与凯旋门、卢浮宫和香榭丽舍大街交相辉映的文化之光。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你都可能看到他们留下的痕迹和那些现代文明无法掩饰的生动气息。
正是由于巴黎有着文化的宽容和胸怀，赛纳河左岸孕育了一批风格各异的哲学家和艺术家。尤其法国的哲学思想对政治，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民主与法制启蒙，催发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捣毁了牢狱般的封建体制，使世界初现了民主与法制的曙光，结束了中世纪的黑暗统治。所以伏尔泰的头像雕在议国大厦旁，而卢梭的雕像在凡尔塞宫也赫然屹立。卢梭长期居住在巴黎附近埃尔姆农维尔，他认为在史前的自然状态中，人是善良、自由、平等而富于同情心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和法，以保障自由平等、财产和人身，从而结束了自然状态步入文明社会。但此后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使人日益遭受压迫、奴役并陷入道德堕落状态，封建专制制度便是这种发展的顶点。他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对日后的政治思想发生过重大影响。狄德罗比卢梭小一岁，一生过着贫困的生活，为《百科全书》的编撰倾注了毕生的心血，1784年7月30日，狄德罗吃过晚饭后，坐在桌边用肘撑着桌子就安然地与世告别了，临终前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怀疑是向哲学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古典哲学家的风范，他们都是以哲学为生命，为终身的人，正是由于他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引导法国在当代的中学教育里加大了哲学的培育，可以说，在法国，哲学成为了教育体制内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巴黎，每一个咖啡馆里可能就有哲学家，《巴黎的天空下》这首歌中唱到：“巴黎的天空下，坐着一位哲学家，两位乐师，和一群看热闹的流浪汉，四方游客云集，他们在海阔天空地神聊。”从启蒙运动开始，政治家、哲学家在咖啡馆里讨论哲学已成为巴黎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代著名哲学家萨特、雷蒙·阿隆、加缪、海洛·庞蒂等都经常在咖啡馆里主持哲学沙龙，这真是令人神往的精神王国，与之相比，在我们的茶馆里尽是麻将声和“斗地主”的粗野叫喊。由于这种文化的涵养，当代巴黎又产生过一批灿若群星的哲学家，罗兰·巴特、德里达、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利奥塔、鲍德里亚、布迪厄、里克尔、德勒兹、伊尔加雷、波伏娃和克里斯蒂娃等。他们以结构主义、后弗洛伊德主义、文化符号论、新尼采主义、解构主义、结构动力学、反思诠释学、混沌哲学和女性主义等，放大了对写作解构的反思、话语的失序、知识论悖谬、游牧式遭遇的意义效应以及强调了各种不可公度性或不相容性。他们敢于打破一切禁忌，对现存的一切理论进行挑战，毫无顾忌地为新思想设计全新的方案，让自由的想象和大胆怀疑结合起来，永不满足现成的理论秩序，理想的理论永远在创造中的未来，他们认为伟大的创造来自批判和怀疑，所以鼓励异端思想的出现才是创造的开始。难怪雷蒙·阿隆说：“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如果怀疑主义能平息狂热，那么就让我们真心呼唤它的来临吧”（《知识分子的鸦片》）。最有哲学家风度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通过他的同学雷蒙·阿隆在咖啡馆知道了胡塞尔的哲学，便一生研究现象学，当1961年瑞典文学院准备向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他拒绝接受，他认为他的哲学属于自己的思考，从不接受任何官方机构颁发的任何奖项。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哲学家品格，他们在精神领域的历险，没有任何世俗的功利压迫，他们仅是想从另一个角度和层面来认识世界，来找出更多的理解和意义的可能。萨特的这一行为足以让我们整天奔 争各种大奖的所谓各种“家”们汗颜，这一潇洒的哲学行为显然也是宽容、自由的巴黎文化给他的创造舒展。
我无法写尽巴黎，巴黎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梦幻和期待，因为文化的巨大魅力，波德莱尔发现在巴黎连“孤独”、“昏暗”也是美丽的，因为这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德里达的故乡，他们在巴黎受到的注目和敬仰超过了所有的帝王。于是，列维·斯特劳斯才说：“对于一切新的、必定要出现的社会表达形式，不论其如何怪异，我们都不要在大惊小怪中抵制。宽恕不是一种只把宽容给予过去和今天的纯思想的立场，它是向前看的一种能动的态度，是对于希望成为的东西的理解和促进。”
这就是文化的巴黎，是哲学和艺术并存的巴黎。塞纳河游船上那些各色皮肤中惊叹的眼睛，在明媚的阳光与河水的映照下，分明在热恋着巴黎，因为巴黎已成为他们梦想中的境界。认识巴黎，将“让我们从充斥的种种符号中看到这个世界被遮蔽的意义”（罗兰·巴特）。
2006年6月28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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