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究竟要退化掉多少死去的皮，我们无从详细计算过。但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每一天都会老化、退掉一些皮，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退掉之后，不但没有觉得可惜，因为又有新的皮长出来，反而感到轻松。有时，因为老皮退得不够及时，我们会感到骚痒、烦恼，这种情况下便去借助水把它洗去，然后感到精神倍爽、信心又起。这是因为生命充满着活力，生命在旺盛地成长，生命的欲望不喜欢旧的老皮无用而束缚自己。当它没有了保护身体的功能之后，洗掉它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共识，我想没有人会为此常识而提出什么问题。
我们的文化一如生动的生命体，从它诞生的那刻起，也不知已退化了多少皮，因为这些老化的皮已不适合肌体的健康成长，如果一味要保留它，不但影响整个文化肌体的正常代谢，还会影响它的情绪和行走方向。一个人如果不让老皮退掉，全部保留在身上，真是难以想象这是否还是人的模样。文化亦如此，我们的文化之所以被我们热爱，为我们祐护自身，是因为它在成长中不断调整、更新了自己，它并没有留恋那些老化的形式。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问题，一种基本的生命形式，一种基本的进化规律，今天又有人开始颠覆。并且是一些文化人，不是一般的文化人，而是打着博士、教授的头衔，还是借助名牌大学的背景，以文化的名义来复辟我们文化中已经老化、退掉了千年的皮。从各地愈演愈烈的祭孔运动，到十博士反对圣诞节；从“保卫七夕”又到名教授倡议实行“黄帝纪年”，真是纷纷扬扬，目不暇接。表面看来，这些活动似乎在弘扬传统文化，实际是在回恋已经死亡的形式，是在捡回几近消亡的文化的皮。
这年月，真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我实在不愿承认这些活动的严肃性，否则，这些教授、博士如果是极富认真的价值坚守，我们的文化会有更多的疼痛，我们的文化人，我们的知识层会有更多的羞辱。在当今的体制下，教授、博士会有多少示范、导向效应，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底色，所以，我更愿意认为这只是一些难耐寂寞者的几场闹剧而已。因为，在当今的学界已是难得寂寞者鲜矣，今天有易中天的《三国》水浪，明天有于丹的《论语》泡沫，后天又有余秋雨的文化点穴。作为他们的同行，谁愿甘落人后，总要鼓捣出点另类来，否则，这教授和博士的头衔不就白白浪费掉了。
先看看十博士反对圣诞节的闹剧。十名博士，十名中国名牌大学的博士，真不知道这些天南海北的博士是怎么凑到一起，又统一了思想，然后联名炮制了那篇《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细读其文，感到更像是一篇战争宣言，而非文化主张，最后干脆摘掉了博士帽，摆出了战斗的姿态。本来，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但不能超越思想讨论的边界，然而十博士似乎感到底气不足，动辙放言：“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者’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真不知道这是在吓唬谁，还是博士们故意模糊了自己的身份。一个异化了的圣诞节，就威胁了国家安全，那么，佛教在中国已存在了两千年，是不是中国的安全已被揉碎了千万次呢？是不是中国早就失去了所谓的“软主张”、“软实力”呢？
近年来，圣诞节在中国确实如日中天，但只要稍一冷静，会发现它与基督文化没有多大关系。真正的西方圣诞节，那是一种虔诚的精神节日，是教徒的神圣故乡，而中国大地上那些冰雪小孩和圣诞老人，只多不过是一种商业促销的媒介而已。不管挖空心思的商家也好，还是乐此不疲的消费者，他们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基督教的文化和精神，只是一种娱乐形式而已。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时尚文化中的流行因素，那么在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我们不可能阻止人们的消费权利。所以，虽然人们在过圣诞节，其实与到麦当劳吃一次快餐、到咖啡厅喝一次咖啡一样，只不过仅是一种浅层的物质消费。这样的物质消费，如同我们选择了外来的单元房、汽车、飞机、互联网一样，我们作为典型的中国人，不是还好好的么，这些颠覆了我们的全部文化了吗？从另外的角度看，中国商家借人家严肃、神圣的形式包装自己的买卖，不但是一种商业的狡狤，还透示着一种文化的从容。
十博士还要求“有关部门……重新审视和合理规范目前在商场、饭店、宾馆、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学校等日渐流行的‘耶诞狂潮’”，然后“就必须以孔子诞辰为中国圣诞节与之抗衡”并“积极推动儒教的重建与复兴”。博士们到头来还要借助于“某些部门”的硬势力来实现自己的“软主张”。这就是十博士的水平，确实令我们叹服，最终的目的是让孔子出来，去抗衡这些圣诞形式。博士们都没有透露自己的专业背景，不知其中有没有经济学博士，如果有，就实在让我们怀疑其学术水平了，让一个文化中僵硬的符号去与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博弈，真不知意味着什么？这使我们想起了堂诘诃德，实在是可爱之极。好在十博士的倡议书没有多少人去响应，每个人照样在按自己的选择生活着。我们也并未看到过中国式圣诞节的人们都变成了基督徒，只是太浪费了十位名牌大学博士的一腔热血。
再看看大学教授倡议“黄帝纪年”的献丑。日前，清华大学教授许文胜、华声在线总编荣松和孙虹钢等人，大力倡议在中国恢复“黄帝纪年”，并征集签名支持。他们认为现在的公元不适合中国，公元是基督文化的符号，改为“黄帝纪年”更符合民族文明久远的判断标准。并且倡议中国的纪年可用“黄帝纪年=西元纪年+2698年”这样的公式进行计算，这样的纪年才是民族文化的象征。这位清华大学的教授告诉我们说，他是“经过大量考证史实，参照夏、商、周的参考资料，再加上精密的推算过程而敲定的结果”，并肯定地认为用这样的纪年可以“大力提倡本民族的文化”。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每朝每代，每个黄帝都有自己的纪年，我们今天去看那些朝代的纪年，即使是人文学者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想弄清它的准确年代，有的也需一番计算。现代以来，我们接受了公元纪年，并且与世界标准统一，方便、清晰，约定俗成。纪年也只是记录时间的一种方法和符号，它的基本原则应是方便和实用，应是一目了然。没想到，清华大学的这位特聘教授怎么有如此热情呼吁国人抛弃公历纪年，而改用“黄帝纪年”，这样凭一种纪年就能复兴中华文化吗？就能使中华文化焕发新的光彩吗？
显然，许文胜教授过于把文化矮化了，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历史中古老的纪年方法，只不过是我们淘汰掉的老化的形式，如果用这些死去的形式来贴到今天的脸上只能暴露自己的愚昧。如同我们的生命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可以保留下一些青丝，一些照片作为成长的纪念，本来无可厚非，如果把自身的东西全部保存或全部使用，这肯定是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我们的文化何偿不是如此，在悠久的文化发展中，我们的文化形式在不断调整，不断更新，不断扬弃，我们的文化才如每天清新的空气。我们淘汰掉的东西，一定有它被淘汰的历史背景和进步理由，任何形式的借尸还魂无异于巫云鬼雨，只能给人留下笑柄。
试想，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经济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如何拒绝国际惯例，能如何固步自封。非常明显的是我们不可能以保卫自己传统的勇气去重新铸造铜钱货币、去重新恢复文言，或者推崇三寸金莲，或打造青铜兵器。其实，这种闹剧，早在百年前已有过尽情表演，尽管当时有着一定的旧制坚守，但终于挡不住时代的滚滚巨轮和民主科学的曙光。在我们的心胸已宽阔和明亮了的今天，这样的闹剧还能旧伎重演，说明了我们心中的狭隘之角还未能彻底拓展，思想中的老化之皮未能完全脱落。说明我们有些文化人并未能理解文化的真正精神和要义，想用这种腐朽的形式出民族的丑。
最后，来看当前的读经热和各种复古形式。的确，我们已生活在多元文化的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的形式也都有选择的权利和理由。对于文化形式的选择，只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没有干涉他人的自由和影响他人的利益，我们用不着过多指责。但是，在当前确实出现了一股文化逆流，一种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实则为封建旧制招魂的活动正在蔓延。这些活动中仅仅强调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僵死形式，有的便根本没有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而是把一些我们抛弃的糟粕重新推上舞台。这就是目前盛行的读经热和各种祭孔仪式，以及各地出现的新私塾。
我们的文化有时还真是容易走极端。前些年由于“五·四”、文革的大浪拍击，“四书”、“五经”成了人人躲闪不及的祸害，以致于国人中没有多少见过此庐山真面目者。今天，在宽松的文化环境下，一些人又以为这些古经是包治社会各种病相的万能之药、而大加推崇，于是在各地开办了各种各样的私塾进行教经活动。有的私塾，从老师到学生完全穿汉服、蓄长发，包括学习、生活用具一概模仿汉代风格，师生之间的交谈也主张用生硬的文言。走进这样的私塾，起初还以为是在拍摄影视剧，仔细了解，原来是一种教育方式，为此，我们不能不感到震惊。
传统中的经典，的确包藏了中华文化的智慧和精华，作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熟悉自己最基本的经典。但是，在传统经典中也存在了大量消极的糟粕，所以，依照全部传统的经典根本无法构筑时代的文明大厦。我们之所以有着繁荣发展的今天，是我们在近代以来大量吸收了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我想，这都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再也熟悉不过的。包括我们的现代教育体制和方法，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但毕竟是一种全世界公认的最不坏的模式。如果倒回到汉代以前的私塾教育，不知我们便能在自我封闭中弘扬了国粹、在自我陶醉中抗击了西方文化、在自我膨胀中具有了文化霸权？
可以说，我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是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自强精神，和人格修养，这些真精神已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正是这种优秀的民族文化伴我们度过了多少沧桑、艰难的岁月，保持了中华文化的完整。那些汉服、祭孔、祭黄、私塾等仅仅是一种传统文化中被退化的形式，因为这些种形式已毫无生命的温度，已经无法适应我们今天的文化肌体。可惜的是，一些人借这些形式强调所谓的固守传统。滑稽的是，在一些穿汉服、满口之乎者也的卫道士中，刚刚读完《论语》，便为一点世俗利益而勾心斗角，刚刚谈论完“三纲五常”的内在玄妙，一扭头便去坑蒙拐骗。这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文化学术圈中已成司空见惯、见多不怪的风景了，如此一来，人们便开始怀疑这种热闹的形式之后究竟潜藏了什么？
关于国粹，百年前的一代学人已有过深入的探讨，并且非常理性地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与思想上对于人类，最少是本民族，有过重要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继续有功用，继续在发展的，才可以被称为国粹。”许地山，这位曾经旅居英美的比较宗教学学者还告诉我们，久远年代留传下来的未必是国粹；一个民族认为是美丽的事物也不一定是国粹。他还举例说，老北京有天棚、鱼缸、石榴树、鸟笼、叭狗、大丫头，这些只不过是俗道而已，也就是在今天已经是非常落后的东西了，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文化中退掉的皮，所以它不是国粹。当时的另一位学者何炳松先生更是激情澎湃地向伪国学开炮，他认为一些人打着弘扬国学的旗号，推崇的所谓国学：“一，来历不明；二，界限不清；三，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同时期的胡适之，顾颉刚更是清醒，胡适之在《新思潮的意义》里非常明确地提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他还说“现在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
历史有时候真是一个陀螺，文化史、学术史亦然。近百年之前乌烟瘴气的伪国粹之剧刚刚谢幕，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又是在诞生过胡适之、陈独秀、鲁迅的文化重地，又一批自命不凡的教授和博士依托强势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向国人推广他们的主张，推广他们复辟伪国粹的主张。许地山、胡适之已经响亮地告诉过历史，能否继承和弘扬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在发展，是否在继续对民族和世界有贡献。标准就这么简单，简单得像埃及人当初发明几何学，因为河水泛滥，不得已去丈量河岸，于是形成的几何学被世界接受，它至今仍对世界有用。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全世界都在使用，因为它很方便。牛顿的体系还在发挥着作用，我们并未因为它是英国的知识拒绝它。人类知识中只要有利于自己进步、促进和平的东西，用不着谁去费力推销，各民族，各个国家都在如获至宝地学习、吸取，否则，即便去费力叫卖，也会无人问津。相比之下，我们的教授、博士们要推广的“孔子节”，“黄帝纪年”等伪国粹不知现在能帮助哪个民族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和进步。
学者刘梦溪认为，清末民初以来，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家国”早已不是“一体”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地位早已崩溃，“三纲五常”在没有皇帝的法制社会里，还能顶用吗？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已对自己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进行了反思和剥落，自此使传统的中国撕掉了千年暮气，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走向现代化之路，伴随着一系列的文化改革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终于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形象和资格。这是历史的骄傲，同时也是文化变革的胜利。
当我们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需要对当前的文化复辟保持足够的警惕。一些人倡导的“儒家仪式”、“黄帝纪年”、“汉服私塾”，“法定读经”，不但是一种伪国粹的形式主义，还是一种腐朽文化的借尸还魂。在这些僵化仪式的包裹之下，是“三纲五常”，是“君臣父子”，这些又是什么？是天经地义般地对皇帝效忠，是儿子对父亲孝顺般地遵守体制，是削平创造和怀疑精神的中庸之道，是一种自我神秘的敝帚自珍，是拒绝世界、目无未来的画地为牢。
当下，确实不知有多少人借文化的名义今天倡议复古，明天主张复辟，说不定哪一天，又有什么名牌大学的教授和博士要满腔热情地倡议三寸金莲，或像辜鸿铭那样坚决主张保留男人的纳妾和辫子。因为我们的“文化”一词已被滥用，正被成为一些人掩饰自身空虚的工具，正在成为各种荒唐、偏执和民粹的借口。包括近期那位央视的主持人要求从故宫驱逐出“星巴克”的宣言，真是纷纷扬扬、热闹非凡，在这场假命题的宣战中只能暴露出自己的无知。“星巴克”最多也只是一 丸小小的咖啡厅，它远未能侵蚀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未使故宫遭受什么侮辱。只是一些人没有足够正常、冷静、理智的文化心态，用自己眼中的偏光放大了某种符号的虚幻，像在梦中被一只蚂蚁吓出了一身冷汗。
时下的中国，正在进行恢复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启蒙，正在进行一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我们需要的是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的空气、沐浴明媚的阳光、遥望辽阔的长空，我们不需要捡回被自身成长而退化的文化之皮，不管你以爱国的借口，还是以文化的理由，我们都需要保持从容的文化警惕。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并不缺少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和各种等级分明的繁文缛节，我们缺少的是霍布斯、是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哈耶克，我们身上的灰尘需要西风劲吹，我们的文化呼唤生机与活力。
2007年2月10日于石门零星的鞭炮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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