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文化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可低调忽略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正视和重视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频见报端的消息除了美国要打伊朗等世界性军事动向以外，美参议院高票通过制裁法案，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并要求美国财政部对符合“汇率操纵国”定义的国家进行惩罚。同时，东亚南亚文化的最新国际动态，也值得关注。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以后，又有了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强调二十一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在地区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周边国家对大国文化形象有新的体认。当然，对此类文化之争我们不得不深加关注。
世界北半球有最富的三大洲，北美洲的文化、政治、经济都统一起来，欧洲的经济、文化，连货币都已经统一，唯有作为“后发地区”亚洲没有统一起来。北美或者欧盟出大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而亚洲的机遇和危险似乎都双重存在。看看今日亚洲，东亚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不少，诸如朝核争端、东海局势、台湾问题、南沙群岛纠纷、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争端等，均发生在亚欧大陆的亚洲部分，再加上日韩问题和俄罗斯等问题，大都一触即发。一些人认为和平之世应高枕无忧，我倒觉得应该居安思危！
一 大国文化形象与中国立场建立
当代中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关系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1而当代艺术与美国全球文化后殖民战略紧密相关。近来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不断曝料——在第三世界推进“现代性”的幌子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豢养一批打手专门打压那些为自己民族文化崛起的人。
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美国的文化部宣传部，中央情报局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通过“法弗德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 2大量收买本地文化打手，甚至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空投到前苏联，以卑鄙的手法扩大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美国政府发言人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很直率地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宣传”定义为：“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霸权主义宣传和冷战心理战的目的是让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美国宣传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更直白：“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而且“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3
大致上说，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对东方文化的本土创造者加以残酷打压，另一方面是不遗余力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因为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中央情报局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大搞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诬蔑中国的人权问题，加快中国传统文化消亡和失效。这里面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中，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除了军费几乎占到世界一半以外，为进行世界的文化冷战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文化买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于其中。桑德斯说，“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人，他们从内部的进攻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中央情报局可以挥霍美国国家巨款，使其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无孔不入：“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过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4
难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从事的中国文化艺术创新这么艰难，难怪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么难于推进，就在于有以强大美元做后盾的中央情报局和及其买办的“必要的谎言”掩盖下的后殖民战略。这使我们又一次看到艺术和政治的挂钩，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并提出大国文化的基本立场和策略。
一，中国形象全球第五与欧洲民调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
最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委托环球扫描公司进行国家形象调查，让世界各国对英国、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伊朗、以色列、日本、朝鲜、俄罗斯、美国等国，从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标准来加以评估。从近三万名不同国家的中高层人士的调查中，对上述国家的国际形象加以排名，并由美国《时代》周刊公布。得到认同得票数：加拿大及日本均为54％、法国50％、英国45％、中国42％。中国国家形象排名第五。
过去由于冷战模式的对抗和中国文化输出不够，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大多不了解，欧洲不少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晚清王朝的风雨飘摇时代。“强大的中华帝国灭亡后，整个世界落入了欧洲列强、俄罗斯、美国三方的手中。……欧洲各帝国让殖民地的精英分子接受教育，以管理帝国阶级的底层人民。这些精英分子因此接受了现代化的观念，以及‘民族自决’的西方概念。……几乎所有的现代后殖民国家，都是前帝国政府如此创造出来的”。5但是，今天欧洲尤其是英国这次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被称为“欧洲后院”的非洲对中国一直大多为友好的正面评价，被称为“美国后院”拉美国家对中国正面评价已经上升。而就在美日策划环太平洋四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联手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谋略中，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韩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却不断上升。
这次国际性的民间评价中有两个现象值得重视：一是美国被排出前五名，二是日本国家形象成为与加拿大并列第一。就美国而言，在世界各地干涉伸手过多，其明显的霸权主义的国际行为导致世界性负面评价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不重视美国，相反美国在世界的话语权仍然不可小看。就日本而言，由于其“脱亚入欧”的国际性策略的生效，开放的国家形象一度成为了亚洲现代化的代表融入了国际大循环中。尽管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口碑甚差，但是由于其二战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在亚洲国家中形成负面形象，但没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评价仍然很高。有分析人士认为：“为什么国家形象全球第一的日本在中国会如此差劲？日本民族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不耻的民族，为什么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排第一？日本把今年的外交目标定为“入常年”，我们中国人究竟应该持什么态度？”面对这一系列追问，我们必须以大国心态重新看待日本和中日关系，重建中日深层对话的国际机制。
中国正面形象的国际评价提升表明，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被世界各国人民重新认识和接纳。这无疑对作为总体的“中国形象”的设计，对当代知识框架和思想资源的自我梳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中国精神意识库存加以清理，从而消减中国文化自卑主义，排除自我虚无的文化幻象，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三十年来，中国从70、80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90年代的“经济中国”时代，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进入新世纪“文化中国形象”的时代，即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展示东方文化的独体思维方式，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们要注意，中国在国际的正面评价中，仍未过半数，说明一些国家仍存在冷战意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抱有戒心。而日本尽管在亚洲国家中口碑很差，但在因其“脱亚入欧”时期在欧美国家中有自己的市场。但是有一点是今非昔比，西方想象的中国形象开始让位于中国自身变革的中国形象。西方强势的世界化扩张，导致了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冲突。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文明与南亚的印度文明，在经济体系上已经并入西方文明的世界秩序，而东亚中华文明则拒绝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经济—殖民体系，在人类的现代化运动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近来，应法国France24电视台和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的请求,法国社会研究所HarrisInteractive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参与本次民意调查的被询问者包括上述国家16岁至64岁的6645名居民。调查结果显示,98%的法国人、97%的意大利人、96%美国人和绝大多数被询问者均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而世界上第二号强国是中国。持有这一观点的被询问者在各国的比率分别是:法国-93%,美国-90%,德国和英国-87%,意大利-88%,西班牙-86%。
在新世纪的国际化与平台上，我们应该抓住时机重塑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这一国际形象的塑造，同我们平衡地把握中国形象的现代性与本土性紧密相关——没有科技现代化就无法认同世界文明的进步，没有自身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就无从认同文明的本土主体。只有全民提升自己的价值修为，只有整个社会的良好的文化素质，中国的和平崛起才是无法阻挡的，中国形象的提升才是可持续的。
二，孔子学院与韩国世宗学院的文化意向
近来，国际文化问题成为了热门话题，尤其是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的称之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也是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兰亭序》是用韩国的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
在新世纪国际争端和地缘政治语境中，韩国对文化输出可以说是作为国策对待之。为了扩散“韩流”在东亚的影响，塑造东亚大国形象，可持续地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使全球更多的人认识到韩国的文化的重要性。而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如今又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很深的成见，为了成为未来亲善的国家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有鉴于全世界正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仅仅236万，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
我们知道，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学习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而开办的，是为了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而设立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覆盖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共123所，对传播中国文化形象作了扎实的工作，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经达到4000万人左右。在全球化时期，传播语言对传播本国文化，使他国人对本国文化亲近确有成效。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除了经济军事这类硬实力以外，向海外传播扩散本国语言和文化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这种软实力在全球化时期反对霸道张扬王道中大有用场，缺此不可。可以说，充分尊重差异性文化，是未来人类和平共处的重要地基，东西方文化互动是人类做出的最富于人性魅力的选择。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东亚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尽管由于冷战心理模式作祟，周边有的国家对中国仍然怀疑和不信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这一点无法改变：人类文明需要一个和平崛起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明，中国必将与日本韩国印度共存于东亚和南亚，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构。因而，日韩等国在文化误读和文化战争的国际大形势中，明白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道理，选择了最具有持久力量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使其不落中国之后，达到抗衡中国文化和平输出的目的。也许少一些冷战思维的话，“孔子学院”、“世宗学院”、“日语中心”各自不断开拓，会使东亚文明整体海外传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全球化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基本完成之后，“文化对话化”和“宗教非冲突化”已经成为各国首脑的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战略理论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说明在不同文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会导致世界性战争。6其后东欧著名思想家齐泽克提出“文明差异论”，说明在同一种文明形态内部同样可能爆发文明冲突。因此，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对话、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无疑，文明对话的差异、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略文化软实力间的和谐互补，就将为文化差异导致的文明冲突付出巨大代价。7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对此不可不察。正如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示世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深藏的内幕，批露全球化经济运作的潜规则和阴暗面那样，我们更应该严重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文化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三，当代中国艺术海外炒作的背后
近两年来，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品价位突然在世界拍卖行飙升，一幅作品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在美国香港的佳德拍卖会上、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法国里昂双年展等活动中，以及一些有名的画廊里，中国当代艺术品成为吸引眼球的新贵而频频亮相。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等的作品在2005年拍卖成交纪录已经突破百万美元，而2006年秋拍中，刘小东巨幅油画以2200万成交。有人惊呼：当代艺术拍卖屡创天价，但绘画死了!
正在“死去”的当代艺术，对传统审美经验“背对”而创作出的方力钧式的傻大粗的光头傻样、监狱般痴呆群象，成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误读的文本，导致西方经验对中国经验的鄙视。在这种不平等的对视眼光中，丧失立场的东方画家正在变成盯着拍卖槌的“金钱画家”，正在被西方的单边主义观念所引向盲视。
在很多西方买家眼中，中国艺术品价格比西方艺术品相比较而言更加便宜，有相当的炒作上升空间。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当代艺术热”是被西方给与的，是被动地由国际拍卖行家炒作起来的。正如英国《艺术报》编辑安娜·索梅·科克斯认为：“在英国的艺术收藏人口已经改变，大部分新中产阶级都在国际性的公司上班或在接触媒体的相关行业工作，他们不再崇拜古典的事物，而是渴望新的事物和更为现代的作品。”这其实意味着，不仅仅是中国当代艺术将古典艺术边缘化，而且意味着西方古典艺术同样遭受这种厄运——曾经多么辉煌的架上油画在当代西方艺坛上不断式微枯竭，已然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传统文化艺术，都面临着世俗化消费主义的挑战。
先锋艺术在海外的火爆，使得当代艺术家苦拼体力闭门画画，艺术创作演化为不断自我重复的体力劳动和见钱眼开的欲望。买主需要什么先锋艺术家就提供什么，出多大的价钱就做多稀奇古怪的作品。创作丧失了先锋的精神存度和硬度，出现若干精神病态的创作逻辑——以挑战人们的审美认知习惯和内在良知作为出人头地的成名法宝。这样一来，艺术成为作秀品，精神成为多余品，道德成了陪葬品，价值成了消费的奢侈品。
其实，西方收藏家不是慈善家。他们在中国以低价收购处于地下的窘困画家的作品，除了赚钱以外同时让作品的意识形态性得以空前凸现，从而形成“西方的中国想象”。最初西方人收购时将价格压得很低，大量购买中国当代先锋绘画，其后在西方媒体尤其是拍卖市场上大力炒作，8终于令其价位几十倍几百倍地抬高，又在高价位时大力抛出，在国人不明就里的竞购中，大赚中国人的钱。这一来达到两大目的：一打压中国本土有精神追求的艺术家，使得超越性艺术家处在生活艰难之中而最终放弃艺术的尊严；二是打压中国美术性的国际交流和流通，使得中国的艺术界放弃自我立场与西方美术界同步。前瑞士驻中国外交官乌力·希克（Uli Sigg）在90年代，用低价收藏了180多位艺术家近2000件艺术品，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最大藏家”。他说：“我不记得有多少人来过我家，但在中国，我至少访问过300位艺术家。”法国让-马克·德克洛破狂热从事中国油画前卫艺术收藏，在10余年间投资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达150余件之多，堪称法国收藏中国油画第一人，近年来他已经成功地从当代艺术收藏家变成兼收藏家、策展人、画商为一体的国际高端艺术资本人。有一家日本著名机构在低价位时买进，收藏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品多达4000件，在中国艺术市场火热飙升的背景下，开始大量抛出，仅仅几场拍卖会就抛出其中112件。从这个例子看，其实画家自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资料表明，在近10年中有99%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是被国外收藏者所购买，本土的购买力这类作品的兴趣不大。而且盲目炒作的恶果有其前车之鉴。众所周知，80年代末期，美德意的新表现主义作品成为市场的高端高价宠儿一路飙升，但是这种人工泡沫终于破裂，90年代那些囤积这类作品准备大赚其钱的人遭受重挫，一路狂跌中显示出这种拍卖泡沫经济的冷酷残忍，相当多的艺术家的作品价格一落千丈，挥泪告别一锤定音的拍卖行。
我不无担忧地想到：艺术家的浅薄浮躁会怂恿出浅薄浮躁的购买者，这反过来又会刺激出生产出一批更浅薄浮躁的艺术家，这种低水平地重复所制造的艺术贫乏意义是可想而知的。艺术应该回到艺术真正的位置，以收藏的价位代替作品价值评判标准的西式炒作方式，最终在时尚的漩涡中会沉到水底。一个艺术家只有最终通过艺术感悟，才能最终逃离模仿他人的怪圈，而找到属于自己精神领域的艺术之路。
二 国家文化安全的十大关系
当务之急，是应该结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单向透支”和“文化赤字”现象。我们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一直是“单向透支”，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文化赤字。国际交流中的经济赤字往往会引起国家间的争端，9但文化赤字却没有引起注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步步进逼，中国如果不再注意文化的重建，也许会败在“文化战争”上。10
一、文化拿来与文化输出的关系
100多年来，中国学会了拿来主义，而且是全盘地“拿来”，一组数据颇能说明“拿来”的成绩。我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做了调查统计，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仅仅几百册，其中翻译较多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等，而20世纪末翻译较多的是一些当代作家作品，其他现代中国学者的著作译成西文的则微乎其微。这种巨大的文化交流逆差已经引起中国翻译界的严重关注。
在浩如烟海的外国图书馆、外国书店，有关中国的书籍少之又少。这是中外交流逆差的必然体现。在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出版社输出和引进版权的比例大约是1：8，在第54届书展20余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中，中国图书只占786平方米，不足百分之零点四；参展的34万种图书中，国内图书只有4610种，仅百分之一点三七。我们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一直是“单向透支”，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文化赤字。国际交流中的经济赤字往往会引起国家间的争端，但文化赤字却没有引起注意。进入21世纪以来，情况没有任何改观。据国家版权局统计数据，1995~2003年中国引进版权58077项，输出版权仅5362项，比例是11：1。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则是4000∶24。
事实上，除了文化交流的逆差，还有文化交流的落差。我做了第二个调查——了解外研社、上海译文、中央编译、对外翻译公司等出版翻译情况，我发现一个吃惊的现象，它们翻译过来的西方的东西举不胜举，但翻译输出的中国著作却只是为数不多的唐诗和一些初等读物。而西方书店中最多的却是“风水”、“易经”、“八卦”、“菜谱”之类的神秘和实用书籍，当然还有一些有关形形色色的不准确的甚至是歪曲我们中国现实的图书。
出于对中国和东方文明的盲视，西方人按照他们的军事学家、战略学家如亨廷顿等人的想法，认定21世纪是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冲突，因为两方都是核大国，冲突的结果就是核大战。而9·11之后美国制定的《美国国家国家安全战略》就充分意识到“在与全球恐怖主义进行的战争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战。”11中国如果忽视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很可能被其他国家化解掉，到时候文化战争中的失败者就将是我们。乔治·拉伦著《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中提醒我们说：“第三世界国家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身份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日益划分为三个权力集团的世界中，他们被排除在外，对他们来说，前方的路不仅充满了艰辛和不确定，而且也充满了新历史主义的本质主义的诱惑”。12因此，当务之急，是应该结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单向透支”和“文化赤字”现象，唯一的办法就是文化输出。
二、自我定位与对外形象的关系
中国对自己的定位在19世纪以前和19世纪以后截然不同，19世纪以前是天朝上国，20世纪中国就成了西方的小学生，甚至日本的小学生。学习他人自然是一个获得自我的过程，但不是迷失在学习当中。今天，随着中国的强大，自我定位与对外形象的关系再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21世纪中国在自我定位上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不称霸的、准备和平崛起并有益于世界的大国。这是中国尚和精神的体现。但是，这一自我定位遭遇到对外形象的危机。
中国形象是不断变换的。由18世纪的强大帝国，到19世纪的老大帝国，再到20世纪重建的国家，可以说经过了一破一立的过程。21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中国面临新的文化形象重建的重大历史任务。13
现在中国的文化形象在西方应该说比较尴尬，尤其在大众传媒时代，中国形象往往需要一些体育、影视明星来传播，在西方人眼中，这些明星或多或少代表了中国人形象本身。14由于后现代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体育明星和演艺明星走红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其问题，就是深度和高度不够。我曾被聘为首席专家出席中国国际广播公司一个各国电台台长和汉语主播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这些从事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人士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令我很吃惊。两个例子可以窥豹一斑，一题说：按列出四位中国名人——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依照自己的喜好站队。包括美英法德意，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共18个主持人和台长中，竟然有16人站到了李小龙一边！文化身份出现了，他们是看李小龙的电影长大的，他们只知道李小龙而不知道孔子。第二个题：《老子》，《论语》，《红楼梦》，金庸小说，请你选出你最喜欢的，几乎全部站在金庸的门下，这难道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西方在整体性地对我们产生误解。第三个题：请你在中国四个美女——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下边站队，结果16人站在了巩俐面前。可见大众媒体的重要。今日的精英文化已经没有多大的辐射能力了。重要的不是去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电视、批评广播，而是要在这个中性平台上运行我们的思想，把真正的中国文化和思想建构贯穿进去。只有如此才会尽可能地减少东西方文化误读和思想误读。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清醒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形象如何被西方作家所想象、夸饰和曲解，探索“西方的中国观”和“中国的西方观”形成过程和规律，进而对其社会心理背景及深层文化结构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中国形象”的位移和重建的可能性。正如《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所描述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外国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傅满洲邪恶狡诈，是“种族主义之恨”的代表。陈查理是模范少数族裔，“种族主义之爱”的典范。作为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华裔男子，傅满洲和陈查理缺乏男性气概是“非性化”、从属性的典型，带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内涵。傅满洲和陈查理一度是美国大众文化中定型化的主导华人形象，他们一个被塑造成恶魔，一个被描绘成模范少数族裔。15
前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引起人们的重视，美国将中国的定位从“远东”转到“近西”，说明美国开始重视当代中国了，也说明中国崛起是谁也挡不住的。三十年来，中国从20世纪70、80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90年代的“经济中国”时代，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进入新世纪“文化中国”时代，即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展示东方文化的独体思维方式，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新世纪的国际化与平台上，我们应该抓住时机重塑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
三、国内文化产业与世界文化产业的关系
二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献、音乐、视觉艺术、电影、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的年度贸易额从953.4亿美元，增长到3879.27亿美元。文化发展之快可见一斑。
早在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就明确把人文-文化发展纳入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总体发展过程中。在大会上，“文化产业”是重要议题。1997年，《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10年》又明确提出要提高对全球人类共同体的人文－文化关怀，进一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可以说，80年代以来，文化成为各国很重要的一项国家战略议题。1993年英国发布了《创造性的未来》，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颁布的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1994年，澳大利亚也颁布了自己的文化政策《创造性的国家：澳大利亚联邦文化政策》。1998年，欧洲各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文化政策，更大力度地推进它们本国的文化。目前出台文化政策的欧洲国家已经有27个之多。1995年日本推出了“文化立国”国策的推出，1998年韩国推出了“文化立国”国策的推出，在此氛围中，推出中国21世纪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成为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
当前，文化战役早已经打响。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受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并且在国际上形成了以WTO（世界贸易组织）和US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的两大文化阵营。1984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就说明，在政治上形成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阵营，而WTO和USNESCO则是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文化的多样性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才能保证，文化产业是保持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文化产业不是目的，目的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有益贡献。
美国文化产业的成功归纳起来主要是主打“三片”，一是“大片”——大投入、大制作、视觉冲击、明星轰炸的好莱坞大片，在不遗余力地向全球推广其帝国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法则；第二是“薯片”，洋快餐风靡全球，在中国，土产的包子、油条、稀饭打得落花流水，通过“吃文化”塑造了一代代东方儿童的美国梦；第三是芯片，美国windows系统几乎统治了全球所有个人用户的操作系统。美国的文化控制和文化传播，从饮食文化，到视觉文化，到办公文化，从各个方面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亟待拓展。假如我们的文化仍旧绵软无力的话，后果将会很严重。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而且日本是在9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大力推出日本文化的。韩国瞄准60亿人的国际市场，计划2007年韩国的文化产业份额占世界份额的5%。中国的份额很小，拿最规范的出版物行业来说，在世界出版贸易中，中国仅占0.0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格局下，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这是中国不得不思考的。论实力，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四，但论观念和策略，中国却没有跟进。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产业应该在推进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四、国家民族的凝聚力与海外分裂舆论的关系
没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任何国家都会在内耗中走向失败。今天中国的崛起一方面在于有国内的和谐稳定，一方面在于有国际的和谐稳定，但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首先，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中国文化失败，那么首先就可能败在台湾。第二，各类中国分裂论甚嚣尘上。
李登辉曾出版一本书叫《七国论》，16在海外影响比较大。他在其书的第七章中明确地提出：“希望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实际上，早在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七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根据一些资料显示，日本右翼学者中岛岭雄，在1993年曾发表文章，主张把中国分割成12块，除了上面七个地区外，还包括香港、澳门、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区。同时，日本右翼政客宫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内，又抛出所谓《中国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国应在邓小平以后“分成16个小国”，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广西、宁夏、云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国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在台湾岛内则有一个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和平七雄论》，这是又一个妄图肢解中国的“七块论”。这七块包括满洲（东北）、内蒙、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认为，台湾已经分割出来了，不必将其列入。他所列七块，除台湾外其余与李登辉所主张的亦无太大不同。
从以上资料可知，李登辉的“七块论”是反华势力的一次整合和显现，并不是李登辉一人所为，以上提到的三个人都与李登辉有瓜葛。这说明身处当代世界之中的中国，其处境、未来都很危险。以七国论为代表的各类中国分裂论让使得中国变得更为复杂。西方梦与日本和美国联手的梦，如果是现代国家做出的，那么到底是为谁？因此，在面对这些分裂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中国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输出有力回应各类分裂舆论。
五、文化冲突与文明整合的关系
近半个世纪以来，外国对中国“四大发明”屡屡提出挑战。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66年10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铁）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或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那时中国正在忙于搞“文化大革命”。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才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或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公元695－699年），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
如果说，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十五世纪“创造”的，还有人认为是约翰·芒特兰，或者劳伦斯·克斯特发明了合金活字印刷，也有人认为是约翰·福斯特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事实上，这种发明比中国活字印刷晚了400年，当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发明。甚至有人怀疑毕昇的存在，认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见出土，其记载仅见于沈括《梦溪笔谈》，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由毕昇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详细记述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具体工艺过程，是真实可信的。
对“四大发明”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问题。除了一些十八、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的观点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说。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Mrs.Pratibha Prabhkar Gosaui）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Pulp and Paper Canada），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从7世纪才出现的。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
近年来，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的称之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儒家原创文化为己的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文化合法性的一个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东亚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尽管由于冷战心理模式作祟，周边有的国家对中国仍然怀疑和不信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这一点无法改变：人类文明需要一个和平崛起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明，中国必将与日本韩国印度共存于东亚和南亚，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构。因而，日韩等国在文化误读和文化战争的国际大形势中，明白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道理，选择了最具有持久力量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使其不落中国之后，达到抗衡中国文化和平输出的目的。也许少一些冷战思维的话，“孔子学院”、“世宗学院”、“日语中心”各自不断开拓，会使东亚文明整体海外传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六、物质竞争与精神生态的关系
在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这种“我消费故我在”的消费主义、17享乐主义引导下的50多年时间里，反而形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三个1％。一个是自杀率1%；第二是艾滋病得病率1%；18第三是精神分裂得病率1%。19数字已经说明：美国所倡导的这种西化现代技术化的生活方式，并不能使全球人们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世界已经被技术削平，成为一个平坦的世界。20这三个百分之一通过竞争和更加强烈的竞争是解决不了。在我看来，它代表了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在学理体制上由于殊途而不同归，有些错位。
西方文明形态复杂，历史悠久，但不妨概括为“三争文明”（个人竞争、团体斗争、国家战争），过分强调民主和自由导致“竞争”，竞争又变成了“斗争”，“斗争”最后成为“战争”，而“战争”最终导致了“核战争”。今天全球范围内的核武器可以毁灭人类几百次，可以说是“三争文明”带来的恶果。反观中国则是“三和文明”，强调的不是“争”而是“和”。在核战争的威胁下，“三和文明”（国际和平、国家和谐、家庭和睦）具有使人类能够延续下来的意义。不应因东方古国政治、思想、制度的失效，而否认“三和”文明的合法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如何让中国变得和平和谐亲善，意义重大。三“和”文明（国际和平、国内和谐、家族和睦）殊为重要，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文化作为润滑剂，双边摩擦就很可能导致双边战争。只有通过文化的润滑作用，才可能和周边的国家化解矛盾。中国的三和文明不可能代替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就是为什么近四、五百年来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但三争文明也不能解决一切，因此，三“和”应该补充三“争”，化解三“争”所带来的问题。由此，人类的精神也会在和谐中走向健康。
七、经济崛起与文化前景的关系
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展望》（巴黎2001年版）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统计信息：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公元元年到1000年这一千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以这么小的地盘，却是占人类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而1000年到1500年占23％。这一千五百年当中，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从1500到1800这三百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这时候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使得西方迅速崛起，1820年左右，GDP第一次和中国达平并且超过。换言之，我们落后了200年，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落后一辈子，或者永久落后下去。在中国和西方的这种差异当中，出现了一个特征，就是1820到1850年中国是第一次最大限度拉开和西方的距离，可以说当时就是在1820年欧洲的人均GDP和中国人相比是2.1，也就是说比中国高了两倍，但是很快30年以后就达到了10.6，高到了10倍，美国比中国人均GDP高达15.6，就是在短短30年间与中国一下就拉开了距离。21
之后在近二百年的海洋文明当中，中国痛失良机，失去了占地球70%的海洋世界。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于世界的，曾经辉煌过的大陆文明被西方的海洋文明征服了。18世纪，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亦不为过；到19世纪末，中国失去了现代型转型的机遇而综合国力大幅下滑，沦为半殖民的国家；20世纪中叶，中国在战乱中衰落为第三世界国家。来自海外贸易和不断殖民的想象以及对大陆拓居开发的欲望，使西方成为一个充满野心的殖民征服者。22
今天中国的经济资本日益雄强。从经济总量（GDP）来看，2006年GDP（百万美元）世界各国前十名排名：一是美国14,979,169，二是日本5,083,367，三是德国2,812,558，四是中国2,587,999，五是英国2,292,149，六是法国2,108,307，七是意大利1,728,474，八是西班牙1,069,499，九是加拿大1,057,291，十是印度778,521。2006年中国的GDP是1952年的270倍，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中国经济资本的强大提升是任何国家都挡不住的。而且据一些经济学家的乐观估计，2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国。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人类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生态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东亚国家GDP上，日本50833.67亿美元，位列第一；中国大陆25879.99亿美元（官方统计26847.05亿美元），位列第二；韩国7684.58亿美元，韩国综合国力是中国的1/4，是日本的1/7，是东亚第三大经济强国；台湾3539.17亿美元，位列第四。香港1871.12亿美元，位列第五；朝鲜253.72亿美元，位列第六；澳门143亿美元（2006，1143.6亿澳门元，1美元约兑换8澳门元）列第七、蒙古14亿美元（2005）列最后。蒙古于1990年代处进行激进主义的自由经济改革，宣称2000年将成为一个新兴发达国家，但过分的西化和独立的丧失导致蒙古成为本地区最贫困的国家。
八、中国文化战略与东亚文化战略的关系
中国、日本、韩国构成了东亚三强，但在文化战略上中国落后于日韩。东亚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最近又要强调成为东亚的代表性国家成为世界文化大国。早在1985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之时，就试图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最终走向“文化大国”，最后担当亚洲统一的领头雁。而在成为文化大国方面，日本不惜重金进行文化输出。日本计划准备输出一百位哲学家，一百位艺术家，一百位文学家，一百位经济社会学家，总的拨款二十亿美元。1995年，日本出台了《新的文化立国目标：当前振兴文化的重点和对策》，提出21世纪的文化立国战略，1996年日本文化厅提出《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正式确立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1998年3月，文化政策促进会提交了《文化振兴基本设想——为了实现文化立国》，深入阐释了文化立国政策。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试图确立日本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使亚洲国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也接受日本文化。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又鉴于全世界正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仅仅236万，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在国内，进一步扩大留学生的规模，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分科会议，与会者一致决定把“到2025年将在校留学生数量扩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万人”这一目标写进5月的第二份报告中，说明日本致力于通过吸引世界而传播日本文化。日本为了输出自己的文化，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可谓不遗余力。
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国民政府新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推进计划”、“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韩国《大长今》的海外输出根本不是一个编辑、编导的思想，而是国家性的，所以电视剧《大长今》绝非一个电视剧而已，而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的。而且，他们要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一个小小的韩国，在海外有12个韩国文化院。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显然这是以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但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韩国经济。在新世纪国际争端和地缘政治语境中，韩国对文化输出可以说是作为国策对待之。为了扩散“韩流”在东亚的影响，塑造东亚大国形象，可持续地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使全球更多的人认识到韩国的文化的重要性。
从1985年日本的文化输出到1998年韩国的文化输出，其间我们中国重点在发展经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世界新格局有所调整，怎样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是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世界大国都是以文化立国的，如果没有文化，冲突就会不断升级而无法得到缓和。而导致国家安全出现裂隙，文化内在凝聚力缺失。
九、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软实力（soft power）是美国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提出来的。软实力相对于硬实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在他看来，软实力的来源有四个方面，即制度、价值观、文化和政策，实际上四者都可以归属于广义的文化。可以说，软实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概念，对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在经济上，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四。在军事、科技上，中国已经有了神六，已经有了固体卫星导弹，固体的激光武器也已经出现，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中国将参预太空的争夺。正是太空计划使得中国和美洲、欧洲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未来的战争使得中国和西方将促生一种新的文明。
可以说，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中国并不缺乏，缺乏的正是文化资本。经济崛起而文化象征资本下滑，必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经济雄强，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而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观念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清晰说明，从而出现种种文化误读。在我看来，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地缘文化问题非常多。23
20世纪过分的崇洋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形象的辨认标记。为避免诸种情况之发生，应该下大力气抓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强国形象，在新世纪强调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和平崛起与重铸辉煌具有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24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才能逐渐消除世界对抗中国崛起的敌对情绪，使得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同其他强国一道引领世界未来的新文化走向。
十、英语冲击与汉语输出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核心之一，文化的丧失就是以语言的丧失为体现的。当然，语言也是一门工具，学习外语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但也要区别对待。今天的中国大学对英语的过分强调，表达了一种对母语的不自信，对专业素质的考试性歧视，同时还表现出当下教育制度的严重西化。这种按西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来要求人文科学和艺术科学的做法，其危害程度在未来岁月中将会显现为人才断根、专业深度消逝、母语自卑主义等。众所周知，高考中语文和英语的分值是一样的，但是很奇怪，研究生考试居然只考英语不考汉语。难道用汉语答题就可以代替考试，那为什么对英语是如此重视？甚至有很多专业很好的学生因为英语不过关而与学术失之交臂，这是对一代青年的不负责任。
为了扩散“韩流”在东亚的影响，塑造东亚大国形象，可持续地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韩国大力新办“世宗学院”。而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如今又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很深的成见，为了成为未来亲善的国家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大力增设“日语学习中心”。可以说，在全球化时期，传播语言对传播本国文化，使他国人对本国文化亲近确有成效。
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除了经济军事这类硬实力以外，向海外传播扩散本国语言和文化的软实力的重要性自不待言。25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这种软实力在全球化时期反对霸道张扬王道中大有用场，缺此不可。26可以说，充分尊重差异性文化，是未来人类和平共处的重要地基，东西方文化互动是人类做出的最富于人性魅力的选择。
三 新世纪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策略
一、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战略研究机构的建立
随着国家文化安全的深入人心，成立国家文化安全机构也就很紧迫。而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研究机构的成立就显得很必要。如果没有相应的实施机构从事文化安全和文化战略的制定、规范、研究，那么国家文化安全就很可能还是无法达到。
加速编制国家21世纪文化发展战略。
二、组织大规模翻译300本书
日本1985年以来国家整体性向海外翻译输出了500本重要著作。而中国这方面尤其欠缺。应积极向海外组织翻译输出300本书。第一个100本是中国古代从先秦开始到清末的中国思想著作。第二个100本是中国清末学者如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学术和思想。第三个100本是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的100本文化生态书，让西方重视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和中国最新文化进程。灿若群星的必须是人。西方关于中国概况、民居、经济、医学的翻译很多，但读者很难记住。西方人记住的是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现在国外看中国形象，就是章子怡、姚明等影星和球星。但中国这个最强调“仁者爱人”的国家，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却对外人的攻击很少正面回答，中国的孔子被打倒，老子成了神秘主义、小国寡民、不思进取甚至阴谋家的代表，这是彻底的误解。今天中国人要树立自己的政治家、外交官、军事家、文化学者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魅力人格。300本书的翻译首先在于有300位专家学者进行导读和专著的撰写，由此建立研究-翻译-出版-发行的一整套出版研究机制。
三、拍摄百集《发现中国》（Discovers）
中国周边国家日本韩国印度拍摄大片向海外输出，中国应该有目的地引导拍摄大片高定位，那么电视文化片制作则是步步为营的团队作战，将中华文化思想艺术所构成的中国文化形象全面地展示出来，让西方人和外国人能够认识到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悠久历史与当代精神。由国家组织制作100集高清晰电视文化片《发现中国》Discovers (DVD)，面对西方普通大众，借助影像网络传媒，传播中国文化，展示给西方人一个真实直观的中国形象，减少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对中国的层层有意误读，全面推出中国高精尖的文化形象。27
四、建立“新西方”学校
建立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校，成为海外中国文化热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地基。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学习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而开办的，是为了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而设立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覆盖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共123所，对传播中国文化形象作了扎实的工作，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经达到4000万人左右。28韩国的文化策略很强，中国只是语言教学，却忽视了文化的力量，这是自毁长城。所以我应办一所“新西方学校”，不能局限在汉语教学，而是要把中国各种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整体传授给他们。
五、教授团巡回讲演
文化输出不能只是物的输出，仅仅文化产品还是不够的，因此，我建议组成一个5到10人的教授团，他们都是顶尖大学的教授学者，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底蕴，不仅学问扎实，而且英语很好，能够就当代世界性前沿话题与西方人直接对话或讲演。为了显示中华文化的魅力，最好每人还能展示其民族艺术风采，作为其人格精神风貌的直接体现。教授团在欧美等地的讲演将，更为直接而生动地展现中国的文化魅力。在当代中国找到这样的教授应该不难。歌唱家、演奏家、艺术家可以走出去，那么学者教授也可以走出去。这种走出去就是思想的走出去，更具有文化的冲击力和思想的冲击力。
六、建立国家电视台的中国书法频道
近来，在海外的社会调查中，书法已经取代京剧成为外国人认同中国文化的一个文化符号。书法是文化的表征，文化是书法的指纹，是书法的深度的保证。东方和西方艺术门类中都有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电影、建筑，但书法是东方艺术所独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书法是向西方证明和体现中国形象的东方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因此，书法具有无尽的前景，应该把中国书法输出而使之逐渐世界化，成为世界的第七艺术，让西方艺术和东方书法一样具有世界性欣赏特性。可以说，书法是西方和世界认识中国的最好的一个窗口。但是，这样一个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竟然没有专门的电视台。应该创立书法电视台，专门从事书法文化的输出、传播和介绍。
七、加大海外留学生录取
留学生不单纯是语言学习，更多的是文化学习。但是，由于众多原因，中国文化处在边缘的地位，全球六大留学生进口国占世界留学生份额依次为，美国为23%，英国为12%，德国为11%，法国占9%，澳大利亚占7%，日本占5%，但日本接受的留学生主要来自中国。而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然不是留学生进口国，却是最大的留学生出口国。这一方面是西方的确有先进的科技、管理、经济，另一方面在于西方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吸引留学生，而留学生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同时留学生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如果不是大量的留学生和移民进入美国，美国取得当今的成绩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已经有许多移民进入了美国政坛。来华的留学生既可以传播中国文化，又可以促进中国文化。当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喜欢中国，那么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可能将所学到的中国文化应用到自己的事业中，所以，加大海外留学生的招生、录取和培养是文化输出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为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汉语水平考试和中国文化考试。
八、建立“思想中国”网站。
网络的出现加大了信息传播的力度，一个新闻瞬间可以传遍全球，因此网络的平台应该重视。思想中国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风貌、遗产、精神，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二是去思考中国的未来和问题。“思想中国”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西方与中国的结合，是人文与科技力量的结合。通过发布大量的最新的文化信息和思想火花而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化。由于网络语言大部分是英语，基于这个事实，“思想中国”采用中英双语。目前的国学网、中国国学网等皆为汉语，对世界影响有限。这种双语方式将更加有利于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向海外传播。29
四 太空文明时代与提升中国文化原创力
东亚崛起无疑传达出当今世界的一种新动向。人类经历了文明的演进，从“大陆文明”的传统模式，进入到现代性“物竞天择”的“海洋文明”模式，当今世界的文化竞争已经进入到后现代“太空文明”时代，人类活动的半径已经拓展到外太空，因而人类的文化视野必得大大拓展，任何盲目短视或僵化保守，都将失去大国崛起的重要机遇。近来，美俄日韩等国近日纷纷发表太空计划，拉开了太空争夺的序幕。人类的“太空文明”时代来临了。
一， 太空文明时代呼唤中国文化原创力
今天，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对话、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文明对话的差异性、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视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对话互补，就将为文明冲突付出巨大的代价。
太空文明的竞争已经露端倪并很快走向白热化。美俄日韩等国近日纷纷发表太空计划。据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以来，美国提出太空计划和“太空权”的领先性，力求将全球霸权扩展到太空，加紧备战未来的“太空战”；韩国强调太空时代不应落后应争当太空大国，并确立了国家太空开发目标是尽快建立“太空作战基础体系”，并积极筹划未来“宇宙司令部”；印度提出太空时代，宣布将组建自己的太空机构，研制能够监视导弹发射的低轨道监视卫星，并准备研制可重复使用的小型航天飞机；俄罗斯组建的军事航天部队和导弹太空防御部队，具有太空监视防御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监视敌人洲际弹道导弹的活动和太空目标；日本也加紧进行航天器的研究开发，制定了小卫星发展战略，以使航天器向高性能、长寿命、多功能和网络化方向发展；中国在太空文明时代同西方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不仅成功地发射了载人飞船，而且正在实施登月计划，正在各个领域全面开发外层空间。
太空文明时代起决定作用的数码、信息和网络技术，正在修改新一代人的关于宇宙看法的文化编码，在此前提下，人类思考问题和入思方式都需做相应的世界观扩充。太空文明并不是纯粹科技的，代表着人类崭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创新。随着“太空文明时代”的到来，对东亚价值也形成了更大的挑战，使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创新的危机”。创新成为任何知识生产者和思想拷问者所不断追求的目标，意味着必得追问：中国是否将成为新世纪思想文化输出大国？中国崛起为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和谐之音？“太空文明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文化序列定位”、“国家形象定位”、“思想立场定位”的各类难题应如何解决？这无疑都与提升文化整体创新能力密切相关。
在太空文明时代，文化立场尤为重要。30太空的概念是时空合一，无论从思想的时间纬度还是空间纬度而言，问题思考者的身份立场都是关键点。身份定位不同于往时，任何“无立场”或“滑动的立场”都是难以成立的。在我看来。从中国问题出发看世界的立场，不是给定的一个预先的答案，而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或一种思路。寻找中国立场，表明我们仍然在本土身份中求索对话。真正的中国立场是一种合法性的平视对话，是人类面对同一个终极问题的获得的澄明解答。
大国文化安全意味着必须提倡文化可持续输出。文化输出并不是宣扬民族主义，而是相信多民族文化可以并存而不相害。未来的亚洲将有50亿人口，占整个人类的一半，不断腾飞的经济和和谐安康的生活显示了文化的向心力，据此专家预言新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应该在欣赏西方优秀文化乃至人类优秀文化的同时，去思考如何通过文化输出使“他者”也尊重并欣赏东方民族的差异性文化，从而激发本民族文化创新的原创力。
二，新世纪中国文化艺术创新之可能性
当代中国文化形象模糊不清，内部的虚空与外部的游移不定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创新是要培育一片生态世界，阳光与雨露，内部的协调和团结，外部的蒸蒸朝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这一生态世界的到来的一个契机就是太空文明，也就是时间空间本体论。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好与太空文明同步，1957年卫星上天，50年代中国经济独立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成为太空文明的积极推进者，有效制衡了美国称霸宇宙的美梦。此时，新的文明时代将是一个后传统的时代，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比如三和等观念依然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的精神作用。太空文明开拓了崭新的人类经验，人类对宇宙的体验、星空的认识、想像的开发、未来世界的探索等等都将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触媒。中国的文化创新也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随着太空文明时代的逐步发展，随着文化世界观的逐步拓展，中国文化艺术将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从体系创新、范畴创新、艺术创新，到文学创新。中国文学批评是文化创新的窗口，问题很多，殖民化、肤浅化、炒作化是其主要弊端，有必要进行新的文化清理和批评建构。最后，这个时代给中国的最大的使命就是建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和重塑中国形象。
四 当代中国文论身份与流派创新之考量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尊重差异性文化。然而，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理性中日渐衰颓。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艺术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人们已经从前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的空间化——无时间。于是文化远离了高层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绿色生态化，使人在“红色写作”之后不坠入“白色写作”的怪圈，而是进入“绿色写作”的良性氛围，需要文学知识分子认真地思考。因为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地位。
当代中国在文论边界扩大化上面争论不休。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辩识上的危机。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崛起。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在长达20年之内，学者在一个一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文论家，但是没有看到整体性地对中国当代20年以来的文论家加以研究的著作。31中国当代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其重要语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构成的一种特殊的张力场。32在这一张力场中，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原创具有其可能性：
一，体系创新。创新的体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大文化氛围和它的哲学含金量。不妨说，“20世纪西方文论”从新批评开始，现象学、解释学，包括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无一不是哲学登先。20世纪的哲学和诗学具有精神互通性，其表征为：所有诗学的重大命题无一不是哲学家提出的，而哲学的反思也首先成为人性的诗意反思。20世纪哲人和诗人显示哲学和诗的源远流长的传统——将本体诗化或将诗本体化，从而使关于人生价值存在的哲学成为诗性哲学，使富于诗人气质的哲人成为诗性哲人。诗与哲学同一，诗人与哲人一体。20世纪重大的诗学问题与哲学命题紧密相关，意味着哲学与诗学在二十世纪哲学危机中的相遇并面对同一问题，同时还说明那种单一地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封闭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人类“现代性感性本体论”问题——审美个体主义问题和诗意栖居问题已然成为世纪性课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当代哲学原创性正在丧失，由于哲学原创性的滞后，不能为文艺理论提供哲学的高台，所以当前的中国文论才显得如此混乱和迷茫。当务之急，是走出全盘追随西方哲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模式，从译介和克隆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中走出来，告别中国当代哲学和文论的无根性状态，开始中国现代性和范式创新性的独立思考。
二，范畴创新。范畴是对经验的提升，对概念的浓缩。但中国的文学经验却跟着西方走得太远。相当一些前卫作家经常把翻译的二手西方文学作品仔细琢磨，倾力模仿其语式、开场和结尾。作家已经远离个体体验的生命血性，正在背离中国经验的当下行和本土性。当文学的价值生成和精神地基失落时，中国文论家文学批评家不再读这类克隆西方的文学作品，而只读西方理论进而克隆西方文艺理论，这使得文论在批评和文论建设方面走向双重失落。当代文学似乎不屑于具有本土独特性——中华性。中国每年生产的长篇小说1000余部，当时写小说的人比读小说的人更多。人们已经不再读作品而转向读“身体”，开始和作家共同合谋发掘欲望化肉身化的“身体”。今天所有的困惑由身体开始。作为个体的生命是物质的非物质形式，是随着对生与死的思考并抵达存在之根而展开的。只有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和可能性，领悟到心性转折对人的意义，才能实实在在而朴素自然地体味到自己作为诗人或哲人的使命。每个思想者都处在天地俯仰之间，而禀有一种倾听真实的焦迫，他只有在这种焦迫中才能剥离社会强加的人格面具而感悟自己真实的内在声音。但是，这种关乎人存在意义的基本本体论今天仍然成为被遗忘的对象。本体论从神、从人的理性、从人的意志已然降解到弗洛伊德说的人的欲望。“下行本体论”表明人类“上行本体论”的终结，于是人类的精神痼疾正在成为死症。我感兴趣的是，人类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重新反弹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创建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呢？
三，文化创新。可以说，人类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加速了“文化价值观”的失落，因而应该有一次“价值论转向”“价值论复归”。20世纪美国pop文化的强力推进，使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到文本、语言、叙事、结构、张力、语言批判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转向就成为本世纪哲学或诗学“终点”，相反，它仅仅是成为一个转向之后的“新转向”——“文化研究转向”，即由“语言”转向了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统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科技理性分析等。换言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的牢房”，而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科学“大理论”之中。于是，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在新的层面上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新话题，不断出现在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中。33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关注。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征，应该成为“价值论转向”的重要元素，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自己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认为：“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思想产生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选择。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旋涡，另一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从而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因为虚假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则会产生刺激民族主义滋长的反作用”。34
这一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有着这样几个维度，一是文化价值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创新必须基于文化的基地。今天身份认同多元化意味着理论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不再变成“大众理论”而变成“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变成孤独的“守望者的理论”，其普适性合法性出现了问题。二是学科身份泛化。这一点在书法界同样存在，今天书法界出现了不写汉字的书法。墨子就有“书于竹帛”之说。当书家不再写汉字时，大抵不能称自己是书法家而应该叫抽象画家，大可不必跻身于书法专业圈子之内而应进入画家的行列当中。同理，那些不再研究文学的应该叫做泛文化家，而不应称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三，文学创作和读者兴趣的位移。创作和读者兴趣的位移使得今天的文学研究很难把握。文学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话语平台，而荡下却是一个散慢无根的“超话语”平台，这是因为读者的兴趣和创作者的兴趣发生了错位，读者的兴趣经常左右着理论家的兴趣。超级女生出现了引起了媒体界的大辩论，现在超级男生很快要出台了，这种大众化的兴趣不断引导文学理论批评家，理论家再也不可能引导大众的精神走向，而仅仅成为大众兴趣地跟随着。文论的颓败由此开始。
新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工作是，切实地回到文论流派原创性上来。既然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那么回到流派创新是最切实有效的方式。流派创新意味着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它也可能是一家一派，可能是一个圈子一个学派。西方的文论的流派，人们很少谈及体系创新，因为后现代以降“体系”这个词已经变得很可疑了，是否合法还值得讨论。古文论专家提出的先秦无“风骨”范畴，魏晋无“妙悟”范畴，唐宋无“神韵”范畴。中国历史是推进性的，比如中国书法是汉代尚“气”，唐代尚“法”，宋代尚“意”，明代尚“韵”，清代尚“朴”，当代尚什么呢？尚“俗”。每个时代都以各自的方式往前推进。一个朝代几百年，产生过多少流派，但用一个字对其精神气质加以概括，达到本质界定。
强调流派性可以有传统派、感悟派、评点派、境界派；也可以有比较标准的现代派、体验派、精神生态派、价值学派、文学消费学派、甚至文学媒介学派、文学身份学派、文学公共领域学派以及本体学派等。通过若干流派的创建，使文学界能够更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并通过流派创立使其声音通过媒体放大，多种流派形成当代的差异性的文化声音。当然，现存流派终归要自生自灭，但是探索精神却方死方生。
总之，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愿望，文化全面创新和可持续文化输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地基，35同样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对此，我充满乐观。
1 所谓“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服务，他们用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甚至谋杀等手段，拉拢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造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张本。参见约翰·珀金斯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2 其实，一些著名的经济机构，同样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联储、华尔街、离岸银行、出口信贷机构、大型跨国公司参与了美国驻在全球金融的兴衰，使第三世界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受到空前的压力。参见史蒂文·西亚特主编《帝国金钱游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 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见《读书》2002年第5期。
4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
5 安东尼·派格登著《西方帝国简史——迁移、探索与征服的三部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37-140。
6 （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伯特·阿特著《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费约翰著《唤醒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8 (加)马修·弗雷泽(Matthew Fraser)著《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9 “其实，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源自‘战略’层面，即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战争的意识的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金融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远比战略核武器更需要严密监督的领域。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安全监管机制之前就贸然全面开放，乃是取乱之道”。参见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273页。
10 参（美）亨特著《文化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 《美国国家国家安全战略》，2002年。
12 乔治·拉伦著《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13 参见(美)M.G.马森(Mary Gertud）《西方的中华帝国观：1840-1876》，时事出版社, 1999；(英)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时事出版社, 1999； (美)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Robert Isaacs)著《美国的中国形象》，台湾花神出版社，2005年版； (英)约·罗伯茨(J. A. G. Roberts)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6年版。
14 参见何英著《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15 参姜智芹著《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姜智芹《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林利著《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16 李登辉著《台湾的主张》（2005年版），公然将台湾定义为"中华民国台湾"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同时建议中国扬弃"大中华主义"，即一分为七，将中国分为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华南、华北、东北等七区，依各地特性竞争发展并维持安定。
17 波德里亚著：《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 艾滋病（HIV）流行率1.1％。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6年11月的最新统计数据，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3950万。
19 王卫红主编：《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20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21 布罗斯著《发现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西方发现中国丛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22 周宁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 谢韬等著《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认为：“美国200余年的历史，走过的是一条争取独立、大陆西进、海外扩张、国势崛起、与苏对峙、称霸全球的轨迹。然而，自从19世纪末美西战争以后，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纵横，美国终于接替英国获得霸权国地位，成为西方世界的盟主。……然而，永久的强势地位绝不可能来自武力的胁迫和经济的牵制，先进的价值观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再生体系，才是征服他国家的最终力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页。
24 宋炳辉著《弱势民族文化在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 参见刘清才主编《21世纪初东北亚地缘政治——区域政治与国家关系》，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阮伟著《地缘文明》，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26 黄兴涛，杨念群主编《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华书局，2006年版。
27 参见刘继南、何辉等著《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继南，何辉等著 《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8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汉语在法国发展势头很快，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的年增长率是2%-4%，汉语则高达38%。在日本，汉语已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外语，“汉语热”直追“英语热”，仅日本主要五大中文培训学校的入校生，2005年比2000年增加了5倍。汉语正改变世界大脑的构成。
29 (美)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著《美国的中国形象》，中华书局， 2006年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等著《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0 王岳川《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
31 关世杰等主编《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2 成伯清著《走出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3 参见王岳川著《当代西方最新文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4（法）于连（François Jullien）《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35 郑永年在《中国人应理性看待中国复兴》中认为：“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了。尽管有人在提倡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经典，但这和整体社会的变迁又是多么不协调。没有人会相信这类努力能够真正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是复兴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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