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时代，一个用现代化手段来实施其残暴专制，曾给全球造成惊骇与恐怖的帝国灭亡了——这就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希特勒曾经宣称，他要建立的是称霸世界的“千年帝国”，并且以集中营形式大规模屠杀无辜犹太人，以血腥现代化战争侵占周边邻国，是人类现代文明时代罕见的暴虐专制统治。但是，在1945年春天的几个月内，这个不可一世的帝国迅速崩溃，至4月30日，当苏联红军兵临柏林城下，帝国首相希特勒令部下枪杀自己和妻子爱娃，并焚尸灭迹，与他的千年帝国梦一并化作历史的尘埃。
战后，欧美各国一直在以电影艺术参与反思讨伐第三帝国的兴衰和罪行。其中再现希特勒本人，尤其是再现其死亡的前后真相，也是几代电影人热衷的题材。然而，战后60年，曲曲折折，直到2004年德国影片《帝国末日》问世，对许多人来说，才算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客观地将这个历史罪人搬上了银幕。
考察一下历史，会发现希特勒这个人物在其生前、身后与电影竟是有着一种孽缘。
首先，希特勒当年作为“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人民领袖”登基，直到成为“慷慨激昂”的“纳粹首领”的偶像形象，包括他的第三帝国的“千年神话”，一定程度上是由帝国时代走红导演瑞芬斯达尔及霍夫曼[1]所拍摄的一系列帝国纪录片和故事片，系统地宣传和打造出来的；政治宣传加审美虚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希特勒的政治统治及形象。
另外，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第三帝国灭亡前曾预见，有朝一日，他们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将会被搬上彩色银幕。1945年4月17日，在苏联红军炮声逼门时，戈贝尔在其内阁成员的最后一次例会上说：“……百年之后，一定会有人将我们这艰难的最后时刻搬上彩色银幕的。诸位难道不愿意在这个影片中扮演角色吗？所以请你们务必咬牙坚持，免得将来遭到观众的耻笑。”[2] 在城市沦为废墟，无辜者尸堆如山，帝国战犯将面对历史的裁判和审责时，他们所虑的居然是自己身后的声誉？无疑，戈贝尔的这一预见或希望会令战后几代德国电影人再现这段历史时不得不慎而又慎。
与他早年竭力借电影张扬自己相反，希特勒本人临终前——鉴于他的意大利同党墨索里尼被曝尸示众的前车——已打定主意，坚决不把自己的肉身形象——不论死活——交给他的敌人，以免遭公示讨伐的命运。但是，对这个大独裁者和欠有近5千万条人命的人类公敌，素来肩负扬善抑恶之任的电影媒体，又怎肯迎合他的意愿，而放过在银幕上对他的公示讨伐？！所以，早在希特勒尚在世的1940年，卓别林就以《大独裁者》将他的形象搬上银幕。战后，其他深受希特勒纳粹之害的国家，特别是以善恶观念和暴力场面面对大众的好莱坞，就拍摄了一连串的以德国纳粹和希特勒为题材的影片，并铸成了一个暴君、血腥独裁者的脸谱化的希特勒的银幕形象。据美国人米彻尔Mitchell考察，从1940年到2000年，出现的这个类型化的希特勒形象的影片，有百部之多，甚至是好莱坞各种类型片的经典题材之一。[3]
可是，对曾经追随希特勒的德国来说，可否在银幕上再现、特别是如何在银幕上再现这个历史人物，一直是战后这个民族良心和心理上的一团麻烦的困惑。战后的10年间，希特勒的直接形象在德国本土一直是个银幕上的禁忌。这首先是因为德国人还未从失败和犯罪的惊恐及失落中回过神来——希特勒纳粹主义的十恶不赦引起全球公愤，是本民族的羞耻。所以，在银幕上表现这个人物，恐怕招来“同情”他的嫌疑。其次，也跟阿登纳政府在战后10余年奉行的“遗忘历史，以重建家园为中心”的政治方针有直接关系。
直到1955初, 奥地利拍摄了《最后一幕》[4] —— 制片人看好希特勒神秘之死的市场价值，从“钱不烫手”商业票房目的出发，正式在银幕上再现了希特勒在其柏林地下室的最后时日，意欲向全球出售这部片子。一时间，“钱不烫手”的思路，也唤醒了德国境内对希特勒银幕形象禁忌的沸沸扬扬的讨论。但是，德国舆论界的主流仍持保守态度。他们反复强调《最后一幕》的“商业目的”及“外国制作”，表明把希特勒的形象搬上银幕，仍是德国本土理所当然的政治禁忌。为此，他们把一直在德国拍片的著名导演帕布斯特Papst（奥地利人）称为是“外国人”，另一方面，把《最后一幕》的编剧，著名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的作者，德国人雷马克Remarque也暗指为“外国人”（雷马克Remarque在第三帝国期间，因写作《西线无战事》得罪了纳粹政权，1938年被开除德国国籍）。有人甚至直接说雷马克Remarque是为了当时德语电影史上最高的稿酬而写该剧本的；指责他，正如当年写《西线无战事》一样，这次一如既往的没有考虑“这个片子是否令德国人民感到舒服”[5]。
而《最后一幕》的问世，本身也经历了一番艰难的过程。早在1948年，导演帕布斯特Papst就有了表现第三帝国最后没落的想法。那时，他想仿莎士比亚的《朱琉斯的凯撒》，拍一出悲剧。然而，直到1955年之前他未能融到足够的资金以实现自己的愿望。1955年帕布斯特Papst与有雄厚资金背景的奥地利制片人斯措阔尔Szollkoll合作，开拍了《最后一幕》。至此，第一部直接表现希特勒形象的德语片问世。最初，帕布斯特Papst和Szollkoll请了哈贝克Habeck做编剧，并和玛斯曼诺Musmanno及希特勒的女秘书雍格Junge等人多次在慕尼黑碰头，讨论剧本。然而，在是要戏剧化地表现这个人物，抑或是客观再现史实的问题上，几人发生歧见，导致更换为坚定的反纳粹分子雷马克Remarque执笔，重写剧本。[6] 但是剧组创作人员之间始终有分歧。雷马克Remarque的观点是：“我们必须让观众看到，希特勒最终像只耗子般的死在了他的地下室”。而斯措阔尔Szollkoll却坚决反对：“我们并不想拍一部反法西斯宣传的政治片。我们只想表现作为人的希特勒的悲剧”。[7] 也即不愿意让希特勒作为一个可怖又可笑的形象出现，因为“一个令成千上万人颤栗，为征服全世界奋斗了七年的人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小丑玩偶形象”；[8] 当雷马克Remarque利用电影新闻发布会,提醒人们警惕新纳粹的危险时，斯措阔尔Szollkoll则宣称：《最后一幕》应该起到“救赎罪过”的作用，“通过充分展现希特勒的矛盾和尽数其罪过，我们可以卸脱德国人民的罪过感。那些曾经追随纳粹的观众，可以走出影院后说，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当年曾拥护过他。但那一切都是错的……”。从1998年出版的剧本原作看，雷马克Remarque笔下的剧本强调戏剧冲突的情节，增强了激情的戏剧效果。但是，这些在当年的影片中并没有得到表现。[9]
《最后一幕》在维也纳拍摄。希特勒地下室是搭的摄影棚内景，据当时现场采访的记者报道，尽管是一部黑白片, 但地下室背景的美工制作和实景的一景一物都极其吻合，几近以假乱真，以至于远在拍摄关机之前，就引起了全世界对该片的兴趣。
然而对德国观众来说，他们在战后第一部将希特勒搬上银幕的影片中所经历的是意外的震惊。1955年，《最后一幕》在科隆首映时，观众的反应强烈，对希特勒生前最后时日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夜郎自大，表现出极大的不解和嘲讽。很多人无法相信这是史实，同时不愿接受自己民族的这段历史，因此对影片也不能接受。《最后一幕》上映后在评论界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不少人认为，影片揭露了帝国没落的荒诞过程，是以电影艺术表现政治题材的极品之作。德国的《明镜》周刊则认为，“影片的政治立场暧昧”；也有人指出，影片是一半纪实，一半如恐怖片。[10] 德国批评界的结论是，此片在德国基本上是遭观众白眼的，他们或反感或不感兴趣：“因为这种早已遗忘的历史是否还有必要再现之”；“年轻一代不想知道德国历史的这一页，因为在国外，人们因此对我们的国人谴责不已。现在应该让我们安宁自由的重建家园，重新生活。”[11] 还有人指责，将希特勒搬上银幕尚为时过早，社会还没有面对和反思元首之死，尤其是他作为德国民族的 “集体自我的理想代表”，人们对他的毁灭未及反省。十年时间太短！如果恰如真实地将他表现为一个魔鬼，那么必然去表现他的一切魔鬼特征和行径。而在当时影片中表现这些画面则是危险的，尽管它是真实的；到底是太早抑或是太迟——也有人担心恐怕并没有一个真正合适的时间，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对其他新的题材感兴趣，而不是希特勒了。所以，此片在德国上映不久即从院线消失，甚至在此后出版的众多德国电影史书中也不曾提及此片。[12]
但是影片在国外却倍受青睐。共有52个国家买了拷贝。在美国获得了极高的票房和影评界的好评。今天再看这部影片，可以证明《最后一幕》并非虚构臆想之作。导演帕布斯特Papst在此片中显示了代表德国20年代经典电影的艺术水平：他既利用光影进行造型，同时竭力保持现实主义的风格。为了尽可能客观再现史实，他采取了新客观主义的表现手法，充分展现了在二战的尾声时刻，帝国已经崩溃，但与世隔绝的帝国统治核心，仅靠几米厚的水泥工事仍在维持一种虚假疯狂而无目的运转的可悲图像。
但在后来涉及到纳粹题材的德国主流电影中，希特勒一直被作为不在场的出席者来安排的。他始终是个幕后的阴影，不准直接露面，当然也有个别独立制片的边缘作品直接以他为主角的：1977年希贝尔格Syberberg导演，艾沁格Eischinger制片的《希特勒—一部德国电影》，是一部长达7小时的影像散文。该片力图探究希特勒当年的得志与德国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关联。1989年施棱恩斯夫Schlingensief的《百年希特勒——元首地下室的最后时刻》是一部手动摄影的地下电影，描写了一幅希特勒最后孤寂、凋零、惨败的图像。
历史的进程要求电影艺术以另一种真实面对它——既非靠做秀宣传，利用银幕来打造希特勒的“领袖”偶像，也不是简单地将之定位于“永远的独裁恶魔”。
2003年，当德国历史的这一页翻过了近60个年头之后, 终于有德国人站出来，去把自己民族的这一罪人尽可能客观地搬上银幕：德国制片人艾沁格 Eischinger 根据费斯特Fest的畅销小说《帝国末日》，和2002年出版的希特勒的女秘书雍格Junge 的回忆录，改编出描写希特勒生命最后12天的故事片《帝国末日》（Der Untergang），投资135百万欧元，拍成德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希特勒为主要形象的影片。
据艾沁格（Eischinger）本人说，他久已着意拍这个题材。因为20年来，他一直想搞明白，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会在很短时间内前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77年他曾与希贝尔格 Syberberg合作拍了《希特勒——— 一部德国电影》）。但是，没找到合适的素材来表现这个题目。费斯特Fest 历史小说中勾勒出的二战末最后10天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再现了那个战争时代的疯狂世界的实质；再加上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里对希特勒最后灭亡的亲身经历，艾沁格Eischinger认为他找到了答案和表现的素材。所以，他亲自动手编剧，并请《细菌实验》的导演西尔什比格Hirschbiegel 担任导演。但艾沁格Eischinger强调，他既不是拍“希特勒片”，也不是拍战争片，更不是动作片。他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在希特勒死后，他的追随者还一如既往的狂热？是什么激励着希特勒的部下一意孤行、负隅顽抗？”[13] 他认为，很显然是那个疯狂的战争世界的一种迷狂导致了纳粹分子惨无人道的冷酷；是一种冥顽不灵地追求永生不死的类似休克的状态；一种魔鬼的存在状态。而那一代人是艾沁格Eischinger的父辈，他力图来解读他的父辈。在这个意义上，影片《帝国末日》也许是68年一代对他们父辈的再度诘问和审视。[14]
艾沁格（Eischinger）一再强调，不是要拍成一部“传统的故事片”，因为这部片子主要是再现纳粹刽子手而不是——一如过去类型化的纳粹题材片——写纳粹受害者。本片着意不在善恶之争；也不会塑造观众可认同的形象；不揭示性格悲剧。当然，艾沁格Eischinger不敢担保，观众是否愿意接受这部仅仅是表现一种崩溃的混乱的影片：那里只有黑暗、污秽、地下室、灭绝人性的刽子手——这是一种少见的观赏价值。他公开承认，拍摄战争片本身就像进行战争；就像一群大孩子玩着真刀真枪，他在圣彼得堡的鲍特姆斯基桥边上的拍摄现场看上去也就是如此—— 一派硝烟狼藉。
影片是在俄国圣彼得堡和巴伐利亚制片厂摄影棚里拍摄的。之所以选择彼得堡，是因为她宽阔的大街及古典风格的楼舍曾渊源于柏林的建筑风格。早在18、19世纪俄德结盟的时代，沙皇和卡塔琳娜一世就先后请过柏林皇家宫殿的建筑师来参与设计圣彼得堡的城市建筑。纳粹时期，德军曾占领此城900天，上百万人被杀或死于饥饿严寒。矗立在城边的二战死难者纪念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如今，在那场灾难过去近60年后，一个德国电影摄制组再赴彼得堡，为了将那场灾难搬上银幕。剧中大量起用了彼得堡当地人做群众演员。
《帝国末日》问世以后，在德国和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认为该影片没有新意的批评大有人在。更有人尖锐指出，影片可能通过人性化地再现希特勒，引起对他的同情，有迎合新纳粹主义的危险。但据德国的一项观后采访报道，德国观众的基本看法是，影片的整体基调，再现了一个“具有人性的魔鬼——希特勒的形象”，还了历史的真实：希特勒是个魔鬼，但它也是个可悲的魔鬼。批评界更是在维护民主政治的高度，为此片助势，认为历来正统写史都“为伟人讳”—— 隐其阴暗面不写，而独在60年来对待希特勒这个历史人物时，却是讳其人性，只表现其撒旦恶魔面孔；认为这不是一种民主政治公正对待历史的态度，而《帝国末日》正是纠了这个偏。还有不少赞扬者，或认为该片了了德国人的一个在银幕上自己正视自己历史的心愿；或是为影片的艺术水平倾倒，称之为德国电影的大师级作品；而对演员阵容的强大及精湛的表演则几乎是有口皆碑。从2004年9月16日首映至2005年3月底，该片在德国本土已获4583482人次的票房。首映的04年9月，《汉堡周刊》为这部影片做了17页的专题报道；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上甚至同意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2005年《帝国末日》获7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并被第29届多伦多电影节需选为参展影片，还荣获得德国巴伐利亚电影观众选择奖等多项奖项。
总之，在近百年的德国电影银幕上，希特勒的形象走过了从偶像到禁忌，到恶魔，再到“客观如实地”再现的命运，折射出了一段政治与电影的曲折的血脉关系。
（此文感谢张陶同学帮助完成大部分中文打字工作）
[1] 蕾尼 瑞芬斯达尔（Lenie Riefenstahl 1902--2003）第三帝国女导演：亨利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 1885-1957）第三帝国导演
[2] 米歇尔铁特贝尔格：《希特勒与电影之缘—— 《最后一幕》及其他描写首相末日的影片》第405页
[3] Charles P. Mitchell:《Worldwide Feature Film and Television Miniseries Potraiyals,1940 through 2000》. 同上第406页.
[4] 《最后一幕》的原著是参加了纽伦堡国际战犯审判的美国记者Musmanno写的一本纪实录：从1945年到1948年间，他曾采访了200余名希特勒临死前时期的见证人，其中包括希特勒的女秘书 Traudl Junge，了解希特勒死因及实状, 初衷是打破希特勒之死的神话。[4]后来，他将全部资料提供给了帕布斯特（Papst），自己做了该片的历史顾问。
[5] 米歇尔铁特贝尔格：《希特勒与电影之缘—— 《最后一幕》及其他描写首相末日的影片》第408页
[6] 雷本人因为《西线无战事》在德国本土颇受争议。不少人认为他在此书中无情的背叛了祖国。纳粹时期，改编成电影的《西》在影院放映时，纳粹曾放进白鼠骚扰剧场，导致影片停映。雷本人因此流亡国外。
[7] 米歇尔铁特贝尔格：《希特勒与电影之缘—— 《最后一幕》及其他描写首相末日的影片》第411页
[8] 同上。
[9] 同上第412页
[10] 同上第415页
[11] 同上第416页
[12] 同上第413，417页
[13] 克丽丝逖安娜派慈 《历史的幽灵———《帝国末日》拍摄散记》第428页。
[14] 68年德国闹学运的一代青年。讨伐自己的父辈追随纳粹的罪过，是德国学运的主要内容之一。译注
（全文载《世界电影》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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