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玉三部影片中性话语的性别政治
北京电影学院 杨慧
概要：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考察李玉的《今年夏天》（2001），《红颜》（2005）和《苹果》（2007）三部影片，读解其中突出的“性”话语，指出这三部作品都是从人物的生理的性（Sex）遭遇出发，进一步深化到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性别关系（Gender）的观察思考，着力揭示了在男女两性间，由生理及权力，由性到性别的文化和权力语境:本文认为，三部作品较自觉地从女性主体立场，描述了当代中国几代女性作为社会文化性别的载体，从文革至今的社会生存现状，并且进一步越过时间之隔，去透视我国传统性别观念的在当代两性生活中的陈旧积淀，在揭示出性（Sex）的根本意义是一种压迫机制和形式的同时，流露出对性别问题(Gender)的现实和历史的思考。结论是，在中国当代电影范围内，李玉的思考具有一种对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母题式讨论意义。
关键词：电影和女性主义，性和性别压制，性别和社会，父权/男权文化批判
李玉的电影似乎在谈性，观众对此敏感；很多人关心，李玉的作品为什么对性感兴趣。本文围绕这个问题，对李玉截至目前出品的三部主要电影作品《今年夏天》（2001），《红颜》（2005）和《苹果》（2007）中透露出来的相关集中信息进行读解，认为性（Sex）在李玉的作品中是一个表象，但更是一个饱含女性政治意味的表意话语核心。
福科指出，“在西方，从6世纪以来，性不仅被压抑，也被不断地激活，不断地被生产和繁殖出来。这正是各种权力关系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运作的结果，它是一种压抑与解放的权力机制的表现”1。自福科以来，人类谈论性的方式和活动是政治行为这一命题已被公认。继而人们发现：“性领域有其自身内在的政治、不公正性和诸种压迫方式。与人类行为的其它方面相同，性的具体结构形式在任何既定时空之下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它们充斥着既是蓄意又是偶然的利益冲突和政治操纵。在此意义上讲，性总是政治性的”2。而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对性（Sex）的发现和讨论，也正是基于上述意义的一种政治行为，它揭露出社会性别关系中，性（Sex）活动是被父权赋予的性别(Gender)歧视和压抑的政治机制3；目的是争取妇女从性(SEX)到性别(GENDER)的解放。所以，在当今女性书写中，对性这个敏感领域采取什么态度，已是一个女性性别主体意识的辨认标志。
青年女性导演李玉的这三部主要作品，无一不是以女性为主人公，并以女性生活为题材的。并且她的热点是，这三部影片都突出而集中地围绕性这个话题。从女性主义视角考察李玉这三部作品，我们发现，在中国当代电影范围内，李玉的思考具有一种对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母题式讨论意义：一方面，她讲述的都是围绕着性（Sex）在人物之间发生的事件和导致的命运，从生理的性（Sex）出发，顺藤摸瓜，进一步深化到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性别（Gender）的观察思考，着力揭示了在男女两性间，由生理及权力，由性到性别身份的文化和权力语境。同时主要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描述了当代中国几代女性，作为社会文化性别的载体，在文革以及改革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的存在现状。尤其是，李玉的对上述问题的观察，没有只停留在当代的横向现实中，她在关注当下时代表象的同时，一直敏锐地越过时间之隔，去透视我国当代性别文化观念中的陈旧积淀，在突出地揭示出性（Sex）的根本意义是一种性别压迫机制和形式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对性别问题的现实和历史的深入思考，从而探索着一种由性（Sex）到女性当下存在现实，再到对中国性别文化传统，三层递进的剖析和批判。
为此，李玉的这几部作品在影像、视听语汇上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可以说，李玉的作品在美学和艺术层面，是新生代中国女性导演中较自觉、有探索的女性“拭父宣言”。本文将把李玉作品中的女性政治美学和视听艺术层面的摸索结合展开做些分析。
一、女性身体的文化悲剧——性侵害的对象
笔者曾两次与李玉交谈，问及她关注性这个话题的初衷时，她都提到，她本人涉世之初，作为少女，首先听到的教导，即是防范来自男人的性侵害。男人女人，两种不同的性别，一切天然而成，为什么会有男人对女人的性危险论？今天看来，当初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地引发了一个初涉人世女孩子的好奇心，实际是启开了李玉对男女两性关系最基本层面的观察和思考。于是，我们看到在她的作品里——如果说，李玉是谈性的话，她正是从那些各式各样对女性身体的性侵害开始讲述的。
她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今年夏天》中，性侵害的话题虽不显山见水，实际却是突兀而充满重量的批判话语。那就是，与那两个女人淡淡而温馨的爱情故事并行的，一个决非闲笔设置的第三个女孩子吴君君的不幸遭遇；一桩在叙述中似乎无声无息，却散发着人间恶臭与血腥，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命运：吴君君自幼被生父长期奸污，遭受了女性身体被男性侵害中，身心的凌辱最难于启齿，最深重的一种。继之是专门记讲述女性遭受性侵害的《红颜》。女主人公小云，少女时期，在那个宏大意识形态叙事强抑人欲的年代，却被一个潇洒的少年占有过身体，导致早孕生子。之后，时代沧桑巨变，小云却始终被一条无形的命运黑手缠绕勒索，那就是来自男人的性骚扰；因为被男人侵占过，所以，更可以被任何男人随意侵犯，从小店理发师，到有妇之夫，到企业老板；从剧场起哄的男性观众，到婚礼上借助闹洞房陋俗“沾荤拈腥”的男性看客，都是小云身体的“天敌”。到了影片《苹果》，我们又看到，男人的性侵犯再度是女主人公命运的起点：小洗脚妹被男客户骚扰一波未平，大洗脚妹刘苹果，又被林老板于不经意间，“自然而然”地强暴，因为他一直就是个拈花惹草的色鬼；刘苹果和几个与其相关人物的命运由此展开来去，直到闹出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悲剧。
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在其名著《性政治》中，分析了大量男性文学作品中，有关性经验场面的描述后指出：“交媾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虽然它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但是它深深根植于人类事物的大环境中，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和价值的缩影”4。而“男权制社会典型地将残酷的感情与性欲联系在一起，而且后者常常被等同于邪恶和权力…其规则是男人（‘男性角色’）为性施虐狂，女人（‘女性角色’）为牺牲品”。5米利特意在说明，父权文化结构中，男性对女性的性行为本身就是男性欺辱女性，压迫女性的霸权文化行为之一。至于性侵犯，比如强奸，更是这种霸权的暴力形式，她指出：“强奸是敌对、仇恨和蔑视以及损害人格等欲望的爆发，这种形式是性别政治的绝佳例子”6。关于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强权在性层面的观念和表现这两点，也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对性行为在两性关系文化中意义的基本认识。在李玉的作品中，我们注意到，她怀着平等和自然人性意识的疑惑，对两性关系中“性侵害”现象的了解，并不是一种简单地停留生理层面的好奇，而是几乎一开始就捕捉到，隐藏在“天然女儿身”之中的、女性存在的悲剧性性弱势处境以及绝对尴尬。她至少也揭露了上述已被女性主义自觉到的、男女性别不平等的两个层面：其一是：女性对于男性而言，只是作为哲学和历史的“他者”的存在价值；在她的影片中，我们看到，在“温饱思淫欲”这个“人之常情”的文化掩盖下，男人一直是“天然”的淫欲主体，女人则是“天然”的淫欲对象。男人看女人的兴趣，是对其肉身的兴趣，而不是对其作为精神的人的兴趣。《今年夏天》中，虽然我们没有在具体影像中看到吴君君父亲凌辱女儿的蛛丝马迹，但是，影片提到的这个父亲糟蹋亲生骨肉的乱伦事实，却向我们道明了，男性淫欲的无所顾忌之强霸；《红颜》中小云的故事，突出的是女人因为身体而不幸；而小云和《苹果》中的刘苹果被男人随意玩弄的一幕幕遭遇，也一再证明女性在男性头脑里的一般和主要“价值亮点”，那里没有对女性人格和精神的尊重。其二，若果说，这是男性对女性的“合乎礼法的正常”接受的话，那么，当李玉把镜头聚焦到男性对女性的非礼、非法强暴式性侵害时，她更是在强调指出了女性被歧视、更被凌辱的文化和社会地位；而女性的身体和自然的性，正是被凌辱的契机。各部影片中那一桩桩性侵犯的事实，实质不过是父权文化结构中，腓勒斯中心主义物化的极端形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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