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造那垂臂的老人，双臂的骨节已给年龄坠软了；他赐给他沉重而迟钝的步履，老人们共具的艰难的步履。一种疲乏的神气泛流在他的脸上和胡子间。
他创造那手提着钥匙的人。他里面还充溢着多年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压缩于最后一刻。他难过极了。他的嘴唇闭着，手儿紧紧地咬着钥匙。他放火在他的力量里，于是这力量便在他身内把自己烧成灰烬。
他创造那用双手捧着他的低垂的头的人，仿佛还想把自己深深关闭起来，以获得一刻的清静。
他创造那两兄弟：一个还依依回顾，一个却低着头，作一种坚定与服从的姿势，仿佛已经把它递给刽子手了。
然后他创造那“只从生命穿过”的人的渺茫的姿势。法华沙尔称之为“过客”。他已经动身了，却还一度回顾，并非回顾城门，也不是回顾那些啜泣的人，也不是回顾他的伴侣，他只回顾他自己。他的右臂举起来，伸展，摇晃；他的手在空中张开，放走了一些不知什么东西，正如人们把自由放给笼鸟一样，这是一切犹豫与疑惑的启程，属于未来的幸福，属于目前虚待的痛楚，属于那些不管住在哪里而我们或许有一天会碰到的人；属于明天或后天的一切可能性，亦属于人们想像以为遥远、温甜、沉静，而且将经过一个很长时间才来临的死。
这座雕像，如果孤立在一座林木阴翳的古园里，可作一切夭逝的人的纪念碑。
罗丹就这样地给这六个人各以特殊的生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些孤立的人物巍然屹立于他们的单纯的伟大里。我们会想起多纳太罗，或许更会想起斯留特及其先知们，想起第戎的修道院。
骤然看来，罗丹似乎只把他们聚拢在一起。他赐给他们同样的服装、衬衣和绳索，把他们分作两行平排列着。三个正在举步的在第一行，其余的略向左转，仿佛要赶上前面三个似的。这座纪念碑的地点原定加莱的市场，正是他们从前动身处。这些缄默的雕像本应就树立在那里，只用一个很矮的台座承起来，并不比日常生活高出许多，仿佛这惊心动魄的动身还可以随时骤临一般。
加莱的市民可不肯接受那么一个矮的台座，因为与习惯太相左了。于是罗丹又提出第二个办法。他建议在海边建立一座四方的楼阁，上下一样宽。两层高，平凡的墙壁，那六个市民就在楼顶兀立，在大风与长天的寂寞里。这建议自然也被拒绝了，虽然它的确与作品的精神相符合。如果这设计得到实现，我们就会有机会欣赏这群像周密到怎样的程度：六个孤立的人，却团结得像一件物品一般。同时这六个雕像并不互相接触；使它们联成一气的只是那特殊参预其间的空气而已。
我们只要环绕这座雕像一周，便要讶然于这些纯粹而伟大的姿势，起伏升降如复叠着的旗帜般，何等荡漾和曲折。一切都那么分明，绝无侥幸的容身所。像罗丹的作品中一切群像一样，这群像完全把自己关闭起来，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整体，那在圈里充满着的流转的生命却不会因此而有所损失。这里没有人物间的接触，而只有轮廓的交错：这交错也是一种接触，不过为空气的媒介减弱了许多，并受它的修改和影响而已。无数遥遥的接触已经发生，无数的来往，与我们有时看见的云山的会合一般，中间的空气已经不是一种间隔的鸿沟，而是一种方向，一种轻轻地逐渐递减的过程。
对于罗丹，空气的参预永远是一件极重要的事。他把一切物品，一层一层地嵌入空间里，所以它们具有与一切物品迥然不同的伟大、自尊和不可言喻的成熟。不过现在由于他一边解释自然，一边不知不觉加强了一种表现方式，于是气氛和他的作品的关系也显得加强了，把那连成一气的面包围得更热烈。如果这些物从前是兀立在空间里，现在罗丹却似乎把它们拉向它们自己，只有在天主教堂顶少数禽兽雕刻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表现。对于它们，空气也似乎特别融在一起，似乎只因为空气所流过的地方是凹或凸而变为风或静，果然，当罗丹把他的作品的面凑集成高峰时，当他建造高耸的事物或挖掘无底的岩洞时，他从事于他的艺术，实无异于大气从事于几千万年交托给它的万物。它也简易了许多，深沉了许多，并且产生了尘埃，已经由雨和冰，太阳和风涛，把这些物高举起来，使其达到一种徐徐度过去的生命了。
在《加莱义民》里，罗丹已通过自己的方法觅得那包含他的艺术的不可磨灭的原理的效果。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创造一些遥遥在望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是给附近空气包围着，简直是给一碧长空包围着。他能够像镜子般用一片活生生的面去把远方捕捉和移动；他能够塑造一个他认为伟大的姿势，并强迫空间去加入。
那瘦削的青年，跪着，双手向后抛在空中，作一种无穷的呼吁的姿势的就是这样。罗丹起初称它为《浪子》（L’Enfant prodigue），可是不知为什么，它忽然取得《祷告》（La Prière）这题名。它简直超过这题名。这并不是一个跪在父亲面前的儿子。这姿势使上帝成为必需，而一切需要上帝的人们都包含在创造这姿势的人里。一切“无限”都属于这座石头，它是孤零零地存在于世上的。
巴尔扎克的像亦如是。罗丹赐给它的伟大，也许超过作家的本来面目。他简直把它的元素抓住，并且超过这元素；在这元素的最远的可能性四周，他划下那雄浑的轮廓，仿佛久已列于最古的民族墓里的纪念碑中了。他整个儿为这座雕刻不知辛苦了多少年，他曾经游览过巴尔扎克的故乡，那频频出现于这位小说家书中的都连纳的风景；他曾读过他的书翰，细细比较他留下的画像，在他的作品里不断地往来穿插；他在这作品的模糊的纷纭的路上，碰到了无数酷似巴尔扎克的人，有全家的，有全代的，一个深信他的创造者还活着的世界，一个似乎靠他而诞生，并且无时不见到他的世界。他看见这千百人物，无论干什么，只关心他的创造者。正如我们可以凭观众的神色测度台上的情节，罗丹在这千百副面孔中访寻那对于他们还未成过去的人。和巴尔扎克一样，他相信这世界的真实，而且居然能够暂时厕身其间。他生活着，仿佛是巴尔扎克把他创造出来，一声不响地混进这些群众里。他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这样得来。其它一切可供使用的，都比较没有那么雄辩；那些铜版的照片只能供给最普通的记号点，毫无新颖之处。人们从学生时代就认识它们所代表的面孔，只有马拉美所藏的一幅，描绘巴尔扎克不穿外衣，挂着吊带的比较出色。幸而还有许多同时代人的笔记可以帮助他。戈蒂叶的谈话，龚古耳的笔记，和拉马丁描写的美丽的肖像。此外呢，就只有在法兰西戏院陈列的大卫刻的半身像，和布朗日画的小肖像了。
给巴尔扎克的精神浸透，罗丹于是开始去经营他的外貌。他根据许多身材与巴尔扎克仿佛的模特儿，雕成了七个态度各异的裸体，全是一气呵成的。他用的全是些矮而大，肢重臂短的人。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才大致依照纳达尔的铜版影片传下来的对于作家的概念，造成一个巴尔扎克。但是他感到这还不能有什么极大的把握。他回到拉马丁的描写。他读着：“他具有一个元素的面孔”，又：“他的灵魂是那么丰盈，所以负载他那沉重的躯体若无其事”。罗丹感到这几句话确定了问题的大部分。他试把七件僧侣穿的黑袈裟，巴尔扎克写作时常穿的，披在那七个裸体像上面，以便得到最后的答案。可是，慢慢地，从形象到形象，罗丹的洞见扩大起来。于是，他终于瞥见他了，他瞥见一个魁梧的身躯，带着雄浑的步伐，身体的重量全消失在黑袈裟的倾坠中。强壮的颈项靠着蓬松的头发，头发里簇拥着一副在沉醉里凝望着创造力在沸腾的面孔，一个元素的面孔。这就是巴尔扎克，在他的横溢的创造力里，那许多宗族的创立人，那无数命运的浪费者。这是一个目光不需要对象的人；纵使世界是空虚的，他那双眼亦会把它清理和整顿好。这是想由虚构的银矿致富，由一个异国的丽姝获得幸福的人。这是创造的本体在巴尔扎克身上现形，创造的骄傲，创造的高贵，创造的晕眩和陶醉。那往后倾的头在这座雕像的峰顶活着，正如舞蹈于喷水泉的光辉上的翩跹。一切重浊都变为轻清，升而复降了。
罗丹就是这样瞥见巴尔扎克在那强烈的集中和悲剧的夸大之一刻，也就是这样把它创造出来。这洞见并不消灭，它已完全实现了。
罗丹以空间来包围他的作品中一些具有纪念碑性的伟大产品——这个发展同时也赐给其它作品一种新颖的美。凭了这发展，它们有着它们的特殊关系。在较新近的作品中，有许多小群像全仗它们的严密的外表，和对于大理石的巧妙的处理而感动我们。即在光天化日下，这些大理石也保持着一种从黄昏中一切白色的物品放射出来的神秘的熠耀。这并不是由于各交错点的生命，因为同一群的人物与各部分之间，常常剩下许多表面似乎多余的大理石的面，而其实在深处把两块大理石连结起来。这并非一件偶然的事。这些空隙的填塞足以阻止目光越过群像本身，而散失在作品以外的空虚里；这些面可以使那因这些空隙而显得锋利的形象的边缘保持它们的圆滑的曲线，蚬壳似地承受外来的光，而且不知不觉融化在里面。当罗丹尽量吸引空气去接近作品的面时，他简直像是把这座大理石溶化了：全座大理石再也不只是一个坚实而丰润的轮廓；而它的最后最轻盈的轮廓呢，不过是一线空气的震荡而已。光碰在上面便骤然失掉它的意志，不再从上面流过，而流向别的东西去了；它只偎贴着石儿，踌躇，流连，终于停留在大理石上。
把多余的光线这样堵塞住，罗丹不觉便走到浮雕。果然，罗丹正在预备一座宏伟的浅浮雕，在里面，他想将他从那些小小的群像获得的光的效果完全调和起来。他想建造一座崔巍的圆柱，柱的四周盘旋着一条浅浮雕的带儿，沿着螺旋线上的是一架给拱门关住的楼梯。墙壁在走廊里活着，如在自己的气氛里，一种熟悉“明暗”秘密的雕刻艺术将诞生出来，一种属于阴影的雕刻，一种与树立在天主教堂进口的作品相接近的雕刻。
《劳动塔》（La Tour du travail）就是要这样建造的。在这盘旋而上的浅浮雕上面，将展开一部劳动史，这条长带将在地窟下与那些在矿井里老去的人开始它的征途，它将穿过各种各样的职业，从喧嚷热闹的职业以至最沉默的职业，从高炉以至心房深处，从斧头以至脑海。塔门口站着两个像：日和夜；塔顶将高竖两个插翼的神使，表示昊苍的祝福一直降到塔上，因为这座劳动的纪念碑将是一座塔。罗丹并不企图将一个伟大的人物或伟大的姿势去象征劳动；劳动不是可遥望的东西；它只体现在工场里，在书房里，在脑海里，在幽暗里。
他有好几个工场；有些比较为人知道的，是他接客和收邮件之所；别的呢，僻处一隅，没有人知道它们的踪迹。这些就是一无所有的陋巷和布满了灰色和烟尘的贫民窟。可是它们的贫乏实无异于上帝的大贫乏，在这里，三月来了，树木便苏醒起来。它们有几分孟春的意味，一个沉潜的希望和一种深重的严肃。
或许就在这样的工场里，《劳动塔》终有长成的一天吧？目前，它虽不过是一个计划，我们总不能不提及这计划对我们的意义。如果这纪念碑终有一天建立起来，人们就要感到即在这作品里，罗丹亦绝无超过他的艺术范围的野心。今天劳动的形象显现于他面前，实无异于从前恋爱的形象。这是生命的一个新启示。但是这个工人，那么整个儿活在物里，在作品的深处，他绝不能借助于艺术的简易方法以外的方法去感应任何启示。这新生命对于他至多不过有这样的意义：新的面，新的姿势。因此，他周围一切都变为单纯的，他不会再走错路了。
罗丹这种特殊的发展，不啻赐给这个混乱时代的各种艺术以一个暗号。
人们终有一天会认识这位伟大艺术家所以伟大之故，知道他只是一个一心一意希望能够全力凭雕刀的卑微艰苦劳动而生存的工人。这里面几乎有一种对于生命的捐弃；可是正为了这忍耐，他终于获得了生命：因为，他挥斧处，竟浮现出一个宇宙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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