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73）纸本版画 戈沙
前不久新华社播发了《大潮起东方——科学发展的上海篇章》长篇通讯，在其“明日之上海”一节里，肯定了当今上海五个方面飞速发展，其中之一是：“包容之城——海纳百川、中西融合的海派文化在承继中弘扬”。
“海派文化”是上海1843年开埠后形成的。开埠以后，上海商业渐趋发达繁荣，上海成了人才荟萃之地，文人从科举入仕转为职业卖文为生，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在商业社会中形成。新生活和新观念在上海发源，上海与纽约、巴黎等世界大都会当时同步并行。当全国尚处于小农业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时，对于这座城市发生的社会转型及经济体制变化的性质，连知识精英都未能有很清醒的认识，于是在1934年，文学界发生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争论。对于什么是海派文化，今天我们有必要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一下当年的那场争论。
苏汶在其发表的《文人在上海》，第一个向“海派文人”发起贬斥：“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它的含义方面极多，大概地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他认为海派是“低级趣味”、“卑劣的Journalism”、“机械文化”。
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80%以上作品都诞生于上海，而1934年前后，正是海派文学最高峰期。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一些“京派”作家批评“海派”更为严厉，沈从文在《论“海派”》中认为海派文人是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的“重风雅”的“名人才情”与“重实利”的“商业竞卖”相结合的一群人，“妨碍新文学健康发展”，他要“扫荡这种海派的坏影响”。曹聚仁也认为要说“一九三四式的海派文人，‘才子’＋‘流氓’还是不够的”。
鲁迅针对当时一些“京派文人”对海派文化的误解和攻击，写了一篇《“京派”与“海派”》予以回击，他以犀利的眼光分析道：“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在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鲁迅在分析了文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之后，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即“京派”姓“官”，“海派”姓“商”，他指出了两者不同的文化属性。
鲁迅还说明了在实际上，京派攻击海派作家的一些弊病，并非他们自己没有，只不过是“显”和“隐”之差异。他还提醒一点，重官而鄙商，乃农业社会的弊病。鲁迅这样说：“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接着第二天，鲁迅又写了《北人与南人》一文，文中说：“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 鲁迅在当时预瞻到了文学界变化的必然趋势。
到1935年5月，鲁迅又写了一篇《“京派”和“海派”》，这又是一篇深刻的文论。文中写到了现代文学的那种变官为商的渐进：“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鲁迅还说：“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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