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林贤治首先是个学者，新启蒙思想家，然后才是诗歌选家和诗歌评论家。这种定位也决定了他的诗歌研究和诗歌选本保持中诗歌的尊严与力量。他主编的《自由诗篇》以及年度选本《文学中国》，都可以看做他解剖现时代的思想文化的活体与标本。这是他的眼光的偏颇，更是他的长处与亮点，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里，尤其需要这种立场。
王珂
王珂自幼酷爱自由体诗，却用20年的生命专事研究“现代汉诗的诗体重建”，在20世纪中国新诗研究历史上估计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被称为“开启本体建构之门”（何奎），而《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新诗诗体生成史论》（九州出版社2007）、《诗体学散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则使他的诗体学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20世纪的中国一直充满了意识形态性质的言说，对于新诗的研究与评论，也更多地倾向于对言说对象的关注，社会文化领域里深层的历史进化论使诗歌界忙于颠覆与革命，而无暇顾及诗体自身的建设，因此，王珂专注于诗体重建，这确实是耐得住寂寞的事业，需要极其强大的精神定力，和对诗歌、对学术的敬畏之心。他坚信：“诗是最讲究形式的语言艺术，也是最具有文体独立意识及诗体自我意识的艺术。”
姜耕玉
如果说王珂专注于新诗的诗体重建，那么，姜耕玉则专注于新诗的汉语性研究。他的研究同样是寂寞的，远离喧嚣的。如果说，王珂继承的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等诗学前辈的传统加以广大，那么姜耕玉则继承了东南大学新诗前驱李思纯、陆志伟、宗白华等的诗学命脉。他的《汉语智慧：新诗形式批评》（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在扉页上标识的“谨以此书纪念诗坛先驱陆志伟、宗白华、李思纯先生”，足以表明他的志向与抱负。由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和诗歌界过于崇尚“革命”、“进步”等关键词，致使诗歌史凸显的是革命与反叛，强调思想内容而忽略艺术形式，因此，诗歌自身建设的声音被历史屏蔽掉了。这种现状在当下诗坛仍然余绪不绝。东南大学新诗产生的文化底色主要是由文化理想主义者吴宓描绘的，而吴宓却被“革命”的力量涂抹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充满先锋与激进的词语的诗坛喧哗声中，姜耕玉、王珂，还有张桃洲的汉语诗性研究是不是也显得“保守”了呢？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姜耕玉提出的“汉语诗性智慧”说，既是民族文化根基的触摸，也是诗歌本体重建的起点。
王光明
王光明先生的小书《怎样写新诗》（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成为我的诗歌创作走向自觉的入门读物。虽然只有十二三万字，但以耳目一新的言说方式和诗例，对初学者一种启蒙。《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面向新诗的问题》（学苑出版社，2002）、《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等著作则奠定了王光明在新诗研究史上的重要位置。尤其是《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以“现代汉诗”这一更准确的概念，将“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整合、互动起来，体现了中国诗歌在寻求现代性过程中建构自己的言说方式的努力。他的研究具有某种革命性的意义，有助于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整个20世纪的诗史。
杨四平
杨四平出生于1968年，属于“中间代”诗歌评论家。属于“中间代”的诗歌评论家有很多富有成绩和特色者，如臧棣、周瓒、向卫国、谭五昌、罗振亚、敬文东等。我在这里提及杨四平，是看重他的诗歌研究转型的意义。在我印象里，其他的几位一直处于诗歌场的内部，而杨四平则一直在书写诗歌主流历史，善于彰显诗歌英雄们的业绩，而对其深在的症候剖析尚嫌不充分。最近一二年，他以积累多年的学养将目光转向更加丰富驳杂的当下诗坛，无疑会使他的诗歌研究视野更加阔厚，由于学院视野与民间现场的碰撞，他的诗学触角会更加灵活生动。
2008年1月1日初稿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