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艺术家说过，世界上最美的是人和人体，潘玉良的水墨人体画是汲取西方传统艺术的养分，而又融进中国画技法。从他的这些作品中呼吸到浓郁的中国气息，感受到一种带着民族色彩的独特风格。《手捧和平鸽的女人体》整个画面人体形象，都是以有弹性、有速度的流畅的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表现出对象的生命律动，线条的韵律感传达出画家的情感。曲线的优美，躯体的圆润，生动地表现了东方女性所特有的秀丽安详的韵味和气质。大家知道，用油彩和炭笔画裸体画可以涂改，但毛笔宣纸，一笔下去，就成定型。若对人体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没有运用线条的功力，缺乏中国画的深厚情感，是画不出来的。1947年5月，美国一份《华美日报》赞誉潘玉良为“艺术精英”、“令人敬仰的艺术家”。
潘玉良《母爱》（图8）
潘玉良一生没有生过孩子，但她内心深处总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母爱，并以画画来再现她的亲子之情。
潘玉良和潘赞化结婚曾怀过孕，那是她在上海美专毕业之后，去法国之前，夫妻双双皆大欢喜。可是随着一颗生命种子的萌生，玉良却渐渐苦恼起来，一是她很快将赴法留学，不能挺着肚子去完成学业，二是自己的不幸出身，害怕庶出的孩子，会遭到蔑视。于是她背着丈夫，含着眼泪把孩子流掉了。后来牟儿的出世，则是对她最大的安慰，她给家里的信中，总是称牟儿为“吾儿”、“我的宝宝”，山川阻隔，玉良的母爱、亲情只好倾注于自己的作品当中。她画了许多包括油画、水墨、速写等有关母与子的亲情之作。
油画《母爱》，构图新颖，色彩鲜亮，主题突出，年轻母亲安然入睡，白白胖胖的两个孩子幸福地吮吸着妈妈甜美的乳汁。画面生动的形象，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潘玉良对新一代的渴望和心里关不住的喜悦之情。此画作于1956年，这一年潘玉良为申请回国做准备时，法国当局不准她带走的作品中，就有这一幅。
潘玉良《猫蝶芍药》（图9）
1959年7月，丈夫潘赞化去世的噩耗传到巴黎，玉良无限悲伤，很少作画。《猫蝶芍药》作于1960年3月，还未来得及署款，恰巧遇到张大千来访。早在20世纪30年代潘玉良和张大千在上海就多有交往，玉良比大千大四岁，故而又以“玉良大姊”与“大千老弟”相称。这次大千先生来巴黎，受到玉良热情接待，置办酒席，邀来朋友，为大千老弟洗尘。席间，大千先生视线很自然投到墙上这幅玉良刚刚完成的中国画。五朵鲜红的芍药引来两只蝴蝶，也引来隐藏于乱石中的一只白猫，它翘首上望，神态活灵活现。大千看得仔细，原来大千先生喜猫也画猫。20世纪40年代他寓居北京曾画过一幅《睡猫图》。他说：“我的猫不如大姐的猫。”玉良说：“时代不同嘛！”并邀请大千在这画上题几个字，以资存念。大千应允，趁兴挥毫，题写了长长的七行词。珠联璧合，艺友情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异域思故乡，正如潘玉良在她的笔记中记下的闻一多的诗句：“我爱祖国的花，更爱我如花的祖国！”
潘玉良《红旗袍自画像》（图10）
潘玉良旅居法国四十载，一直不入外国国籍。日冠侵略中国，她在异域卖画，捐款报国。
1964年，中法建交，潘玉良应邀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她激动得热泪盈眶，特意挑选一件红旗袍穿上。潘玉良在国外的四十年里，穿过不同质地、不同花色的旗袍有七件，在一些比较大的活动场合，如举办个人画展、上台颁奖，或是以“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长”的身份召开会议等，都是身穿旗袍。眼下身着的旗袍感到异样的鲜红，她迫不及待地跑到大使馆，看着使馆门前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几个字，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强烈民族自豪感在心中升腾。驻法大使陈雄飞和使馆同志们都热情地接待她。她像一个多年无依无靠流浪海外的孤儿找到慈母一样，扑到亲人面前，双手紧握住大使的手，哽咽着说：“今后我们有自己的‘家’了。”华灯通亮，大红旗袍映衬得玉良满面红光。为了纪念这个大喜的日子，她身着红旗袍画了这幅油画自画像，手里还拿着一张名片，似乎自豪地在告诉别人，她就是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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