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谓人的自觉
所谓人的自觉，就是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情。在宗教的笼罩下，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而不过是神的奴仆；在专制的威压下，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而不过是强权的附庸。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这是问题的一层；认识到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这是问题的另一层。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意识到自己是政治的动物或者说政治中人，这也是一种人的自觉。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动物或者社会中人，这同样是一种人的自觉。当然，除此以外，还有经济的动物或者经济中人，文化的动物或者文化中人，学术的动物或者学术中人。这里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即动物与人交织在一起。人在自觉的时候，首先意识到自己是动物；但是，有了这种自觉，他并不满足，他还在努力地超越动物。那么，人在用什么超越动物呢？也就是那些属于人而又不为一般动物所具有的属性。孟子讲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但是，这个“几希”，却是可以扩大的。你像，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这是一般动物连想都不敢想的；人的创造，确实是非常伟大的。不过，人们在陶醉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另外一点，即人无论如何高超，也不过是政治的动物、经济的动物、文化的动物、学术的动物。当然，这样讲，并不会损害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神圣性；反而为它们找到了最为深刻的根源。可以说，在人身上，一直存在着动物性与人性的斗争。动物性，表现为最为基本的欲求，但它却可能泛滥；而人性则升华了人之动物性，成为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也就是说，人性是高于动物性的。当然，在人性之上，还有神性；神性同样是一种引导人类上升的力量，但是，它同样会造成人的异化，即人为神所异化，异化成非人。我们讲人的自觉，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让人性从神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人的自觉可以解释为人的解放、人性的解放。人的自觉，不只表现为政治人、社会人、文化人、学术人的自觉，更表现为人之本真的自觉。许多时候，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会成为人本身的束缚。人除了是政治人、社会人、文化人、学术人之外，还是什么？人最本真的样子是什么？可以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没有了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束缚，人反倒失了人之为人的一切。如此说来，岂是不是束缚成就了人本身？但是，我们又是不喜欢束缚的。我们总想挣脱束缚，获得解放。完全解放了的人，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处于自由之中，没有任何束缚；处于完美之境，没有任何的缺陷。但是，我知道，这样的境界，不过是乌托邦。人的自觉，同时也伴随着对本真状态的追求。然而，我突然对这本真状态有了一层警惕；也许，所谓的本真状态，不过是动物状态。当然，人无论成为怎样高级的人，都不可能最终摆脱动物性。但是，对于动物性，我们必须努力地克服；因为人毕竟不能够生活在动物的状态。所以，对本真的追求，也决不是回归到动物的状态，而是达到更高的自由之境。人的自觉会导致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就是以自由之境为归宿的。所谓的自由之境，决不是全无束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会受到规律、必然性的束缚。但人却在运用规律，克服必然性，以获得自由。可以这样说，作为终极意义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一步步地争得自由；甚至就是在我们获得自由的时候，同样受着规律的制约。人之解放的程度取决于人之自觉的程度。可以说，人之自觉是“知”，人之解放是“行”，我们追求的自然是“知行合一”，即人之自觉与人之解放的统一。人在哪一方面自觉了，也就为哪一方面的解放开辟了道路。譬如吧，人自觉了是政治中人，那就为人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开辟了道路。那么，人通过什么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呢？也还是通过政治。通过逃避政治的方式，是永远不可能从政治中解放出来的；因为那不过是鸵鸟政策。可以说，人正是通过束缚获得解放的。
（二）所谓文的自觉
所谓文的自觉，也就是文章意识到自己是文章。其实，文章在诞生的时候，是不曾意识到自己是文章的；文章不过是政治、道德的附庸，而并不具有独立自存的价值。我们早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实际上，所谓文的自觉，也就是从这个传统中解放出来。当然，所谓文的自觉，主要是在魏晋时代。那个时代，人们突然发现，文章本身就可以具有不朽的意义，不必假良史之辞，就可以扬名后世。其实，在这之前，人们也是写文章的，但却不曾有借文章扬名或者获得不朽的自觉。“垂空文以自见”，这其实是为流俗所非的。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是联系在一起的。借文章扬名或者获得不朽，这算不得高尚的追求；如果从批判的眼光看，这与禄蠹，也没有多少差别。但是，恰恰是这扬名与不朽，反映了人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人本身有价值么？人的价值又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古代的人们，也激动着今天的人们。人是有价值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尤其在人的尊严与价值受到践踏的社会，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是人的价值甚至远在生命之上。所以，便有人牺牲生命，来成就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并不是虚幻的，它总要有所体现。那么，人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可以说，不过立功、立德、立言，而这三者又是通向不朽的。也许，只有不朽，才能最终体现生命的价值吧。不朽 ，同样不虚幻，它取决于人们现世的奋斗。在这三不朽中，最难的就是立功了。而立功往往是英雄豪杰的事业；小人物，即便能于卑处立功名，但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在立功之外，还有立德；可这立德同样的艰难。通过立德而不朽的圣贤是屈指可数的。于是，便只有立言了。实际上，所谓立言，也不过摇笔为文；这可谓是达到不朽的终南捷径。立功需要雄才伟略，立德需要高风亮节，而立言呢，只需要才华横溢就是了。我总觉得，这才华横溢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雄才伟略、高风亮节，才让人心驰神往。才华横溢的人，不需要雄才伟略，也不需要高风亮节。所谓文人总是自矜于自己的才华横溢，却不知道自己天然的具有两个弱点，一是“语惊四筵却不能践行一步”；一是文人无行。文人是说空话的，又没有高尚的道德；只不过因为几句寒酸的文章，便获得不朽的地位，这实在有点让人不服气。我们可以质问文人了，你有何德，你有何能？而他们呢，也确实，无德无能。其实，文人虽然有的时候自高自大，但是，有的时候却也自卑得紧。“一为文人，便不足观”，这是清代学者讲的，可以说，很有科学的精神。然而，这学者恐怕也是在文人之列的；只不过他们没有横溢的才华，所以只好钻进故纸堆里，皓首穷经了。实际上，无论什么人，都应该从自高自大与自轻自贱中走出来。我们有这样的经验，那些自高自大的人，也是最容易自轻自贱的；而那些自轻自贱的人呢，也很容易走向自高自大。其实，自高自大与自轻自贱，都不是理性的态度。我们定要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不过，文人是最难给自己一个合理定位的。他们可以把牛皮吹得震天响，也可以自怨自艾，觉得自己是古往今来最苦命的人。然而，事实上，吹牛皮可以放到另外的世界里去，譬如艺术的幻想；而自怨自艾，则可以成就古今之至文。我们必须承认，文人所献身的世界，是虚幻的世界；甚至我们看不出这个虚幻的世界对真实世界有什么意义。我们只有承认了这个虚幻的世界，那文人的才华横溢，才具有价值。我们确证了才华横溢的价值，也就确证了文的价值；我们确证了文的价值，也就彰显了人的价值。虚幻世界里的才华横溢，会滋生伟大的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否伟大，往往要靠时间来说话的。因为人们总是贱近贵远、贱目贵耳；所以，一旦当代成为历史，时间的距离被拉开，“侍仆眼中无英雄”的情况，也就渐渐地消失了。我们看一下历史就会知道，真正才华横溢的人，往往会被埋没的；倒是一些庸才，占据着世俗中神圣的位置。我也在想，才华、思想、学问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在现实中，这些甚至是一文不值的；即便这些会在历史上会闪光，但是对他本人又有什么意义呢？所谓的“惊天动地文”，能够慰藉“荒陇穷泉骨”么？
（三）用人解放文
用人解放文，也就是让文具有人的精神。我们早就讲过，“文如其人”，很显然，文是可以具有人的精神的。不是讲“文学即人学”么？文学，只有真正具有人的精神，才能够成其为文学。那么，什么是人的精神呢？我想，这首先表现为对人的尊重，也就是把人当做人；人本身即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对人最大的不尊重或者说蔑视，就是不把人当人看。把人视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或者把美丽的女子视为尤物，这都是不尊重人、蔑视人的表现。离了对人的尊重，是无所谓人的精神的。当然，人的精神，不只表现为对人的尊重；但是，对人的尊重却是最基本的。如果只是空谈尊重人，同样是没有用的。尊重人，定要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人的尊重，最主要的是对人格的尊重，甚至人格是远在身份、地位之上的。没有了身份、地位，同样可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可若没有了人格，也就无所谓人了。人格的力量是伟大的；没有人格的人，将会遭受最大的鄙视。对人的尊重，可以解释为“敬”，但我们知道一个说法，叫做“敬而远之”。难道人的精神，就是用崇敬把人拒于千里之外吗？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人的精神，除了对人的尊重之外，还有对人的爱。那么，什么是爱呢？如果只把爱理解为卿卿我我或者柔情蜜意，那显然过于狭隘了。按照佛家的解释，所谓爱就是慈悲；而慈悲，可以说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了。实际上，把爱理解为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才是真正的的解。悲天悯人，是一种最大的慈悲。为什么天地可悲？为什么人生可悯？实在因为人生天地间有太多的苦难与不幸。天灾且不去说，单是这人生，就难免生老病死的悲苦。既然我们是尊重人的，那为什么不应该同情人呢？而对人的同情，也就是对苦难与不幸的同情。苦难与不幸是发生在人身上的，离了人，同样无所谓苦难与不幸。其实，人在苦难与不幸中，不能总是伤心落泪、自怨自艾；人还要从苦难与不幸走出来，而这就需要坚强。对苦难与不幸的同情，不应该只化做泪水；它更应该成为引导人们向上的力量。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一面是可激可赏的，在另一面又是非常廉价的。我们早就知道，爱全人类易，爱一个人难。可以说，悲天悯人就是一种对全人类的博爱；而这种博爱，因为太过广大，反倒变得非常虚幻、不切实际。我们说悲天悯人，说爱全人类，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的。但是，爱一个人，就不那么容易的，它需要付出很多，甚至还渴望着回报。完全付出，没有回报，可以解释为献身精神；但这本身也会带来怨憎。爱，总是相互的；它甚至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为驯养与被驯养。我们爱一个人，实际上便是去驯养他（她）；因为驯养，付出心血，所以他（她），便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相反，若是没有驯养，没有心血的付出，他或她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或女人，与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可以说，正是爱，让与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的男女变成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要去奢谈悲天悯人或者对全人类的爱吧；我们应该学会去爱一个人。人的精神，除了对人的尊重、同情之外，还有人之价值的实现。一方面，人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人又渴望着自身价值的实现。但是，实现人的价值，又决非易事；它不只取决于人的才华、能力与努力，而且依赖于偶然或者说人的际遇。终生未遇的英雄豪杰，并不少见；岂不闻“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西方有人讲过，有多少像莎士比亚一样的人，被埋没在乡间；而这很类似于左思讲的：“何代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人才的埋没，在一面是很可惜的事情；在另一面又无可奈何。虽然人们想努力地改变这一点，但收效并不是很大。如果说发现人才在制度，那埋没人才同样因为制度。要降人才，定要不拘一格，而制度呢，虽然有自己的弹性，但却是专门制造条条框框的。既然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那我们就不免要为万马齐喑而悲哀了。虽然人们知道，最大浪费，在于人才的浪费；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一方面是万马齐喑，另一方面，又是人才埋没。其实，没有人之价值的实现，也就没有了人之精神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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