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用文解放人
所谓用文解放人，也就是让人具有文的精神。那么，究竟何所谓文的精神呢？按照一般的理解，这“文”，实在是文弱的意思。我们当然是不喜欢文弱的；对于文弱书生，我们一般投去鄙夷的眼光。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文弱是多么不济事了。然而，一旦拥有了文弱的性格，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这文弱也不是全无好处。因为文弱。势必要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内秀。所谓内秀，用屈原的话讲就是“内美”。内秀、内美，这都是用眼睛看不出来的；然而，它们也决不奢求这一点。内秀、内美，所具有的是内在价值；而拥有了内在价值，自然也就把外在价值看轻了。在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内秀的。只有拥有了内秀、内美，我们才可以说“其秀在骨，其美在神”。由于内秀、内美，是深藏在一个人精神深处的，所以，很容易为人忽略。但是，这种忽略，不仅不足以毁掉内秀、内美，而且会从根本上成就它们。当然，文的精神，不只是文弱且内秀；它也可以是强悍而又张扬的。汉唐的精神就是强悍而又张扬的，这同样是文的精神，只不过这文的精神具有了武的内涵。我们中国人一贯以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的追求是“文能治国安天下，武能跃马征四方”。实际上，文武兼备是很难的事情。有的人倾向于文，有的人倾向于武。倾向于武，则强悍；倾向于文，则柔弱。在习文的书生，一般都是柔弱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老子哲学中，有所谓的“柔弱胜刚强”。我们并不鄙夷强悍而又张扬的汉唐的精神，甚至许多时候，还是非常欣赏的。但是，我们最喜欢的还是文弱而又内秀的精神。魏晋、两宋，都拥有这种文弱而内秀的精神。有很多人讲晋是亡于清谈的。实际上，清谈只是一种很雅致的哲学行为，并不足以亡国的；盛衰自有道理，与清谈又有什么相干呢？魏晋人物，最为闪光的地方自在神采，而这神采，一方面在明亮的眸子，另一方面也在嶙峋的瘦骨。我们知道，愈是瘦，愈容易彰显人的神采。我们都不曾见过神采飞扬的大胖子。以瘦为美、以病为美、以文弱为美、以内秀为美，这就是魏晋时代人们的审美倾向。可以说，这种审美倾向，有一种女子气。但是，这种女子气，有什么不好呢？英雄气短，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儿女情长呢？当然，内秀是有自己缺陷的；它专注的是独善其身，并没有兼济天下的志向。但是兼济天下是需要际遇的；如果不曾风云际会，去修炼自己的内在品格，又有什么不好呢？张扬的文化性格，是要吞吐宇宙的；然而，细想想，这又不过是自我膨胀。我个人并不喜欢张扬的文化性格；我总觉得，还是内敛些好。俗话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寻觅着酒香，我们就能找到好酒的所在了。我们没有必要把文化变成推销员；推销员只会把文化庸俗化。真正具有内秀精神的文化，是懂得隐藏自己的。有了好东西，我们可以拿出来，也可以藏起来。如果全都拿出来，人们惊羡之后，也便忘却了。如果全都藏起来，那么人们就无法领略它的好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一半，藏起来一半。拿出来的东西，都这么好；那藏起来的岂不更加好？这也就是“一半大于全部”的道理。内秀，最灵魂的东西是隐藏，而不是表露。然而，我们最不懂得的就是如何隐藏。每一个人都巴不得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是一览无余的。真正内秀的人，他并不在意自己外在的表露。他可以不修边幅，甚至破衣破帽，这些都不影响他内在的价值。不是有人这样评价李煜的词么？虽然粗头乱服，亦不失为绝代佳人。真正的美丽，是内在的美丽、精神的美丽、心灵的美丽。但是，我们现在却越来越忽略这些了。让人具有文的精神，决不是说用文去修饰人。谈吐文雅、彬彬有礼，这当然不错，但毕竟是外在的东西。我们看重的是内在，是人的修为，是人的道德品格，是人的精神境界。让人具有文的精神，首先要摆脱那种暴发户的心态；可以说，从富裕到文雅的道路，同样非常漫长。不过，破落户是很有那种文雅的，只是他们失掉了支撑起文雅的富裕。文的精神，一方面可以解放人，另一方面也会在更高意义上成就人。
（五）久违的人文精神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人们疾呼人文精神的失落。但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如果讲人文精神的失落，那就有一个前提，即我们曾经拥有过人文精神。如果我们根本不曾拥有过人文精神，又何谈失落呢？而要这样推论下去，那我们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所以，根本的问题就呈现出来，即我们是否拥有人文精神。首先，“人文精神”，这个概念是从西方引入的。西方人文精神的闪光是在文艺复兴时代。那个时候，西方人对外发现了世界，对内发现了人、人性。人文精神，实际上，就是人的精神与文的精神的统一。人的解放，燃烧了人们久被压抑的天才，创造了伟大的文学艺术；可以说，是人的解放促成了文的解放。同时，文的解放，亦为人的解放推波助澜。正是人与文的解放，结束了长夜漫漫的中世纪，为西方文化迎来了黎明。然而，这些也只是证明，在西方有着人文精神的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否引入了中国呢？可以说，在五四时代，人们就引入了这个传统。如果只把五四的精神理解为“民主”与“科学”，那显然是有偏颇的。实际上，真正的五四是一个多元的五四，除了“民主”与“科学”，还有很多东西，譬如，人文精神就是很重要的一元。最能证实这一点的，大抵即是“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东移。现代的知识分子，哪一个多多少少没有点哈姆雷特气与堂吉诃德气呢？一面是耽溺于思考，短于行动；一面是为理想主义裹挟，走向狂热。所以，我总是讲，知识分子在思考的时候是哈姆雷特，而行动的时候又成了堂吉诃德。无论是否自觉，这两种不同的气质，已经深入到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可以说，是五四接续了西方人文精神的传统。现在不是有人讲“大国学”的概念，想要把五四以来，我们所吸收的西方文化传统，也纳入国学之中么？这显然有点泛化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另外一点，即没有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不可能有国学的自觉的。可以说，国学的自觉，是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的产物。因为就要灭国亡种了，所以才想着保存国粹；而所以要保存国粹，那还是为了保存我们。只要文化不亡，一个国家就不会灭亡。实际上，国学从自觉的那一天起，它就不是纯粹的国学了；在这里，已经有了西学的观照。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国学是西学冲击下的国学。由于这种冲击，国学已经具有了西学的精神；你像王国维所搞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另一面，国学也往西学中渗透，甚至西学也可以具有国学的精神，你像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虽然是典雅的文言文，依然可以传达出原著的神髓。国学有了西学的观照，而西学亦有了国学的精神；这就是典型的融会贯通、中西合壁了。可以说，五四在引入西方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的人文精神。五四的创造有两个资源，一是西方的人文精神，二是我们古典的传统。中国的文化那么悠久，若说没有人文精神，那确实是天大的笑话。而实际上，我们古典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厚重的。用五四去方比西方的文艺复兴，确实非常牵强，但若用西方的文艺复兴去方比中国的魏晋时代，那就有几分相像了。坦率地讲，魏晋时代，才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在魏晋时代，一方面有人的自觉，那个时候高雅的清谈，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有文的自觉，人们很有“为文艺而文艺”的倾向。宗白华先生讲，晋人对外发现了自然，对内则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有什么比在优美的大自然中，寄托自己的一往深情，更浪漫的呢？魏晋后的中国文艺，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的高峰，那和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是有莫大关系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可以说，都张扬着古典的人文精神。古典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一瓣馨香。如果我们不知采撷，那现代的人文精神，恐怕就真的失落了。当然，现代的人文精神，主要受到市场化的冲击。大家都去追求金钱、利润，似乎没有人愿意去做冷板凳了，但是，市场化，未必全坏，因为它引入了竞争，然而，总的来讲，人文精神还是要坚守的。哪怕只有一个人还在坚守，我们就不好讲人文精神已经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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