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暴力的赏玩
在美学中，确实存在着对暴力的赏玩。但是，我总觉得对暴力的赏玩，并不怎么宅心仁厚；相反，在这里有许多的残忍。我在想，对暴力的赏玩的真正根源在哪里？大抵真正的根源，就是暴力崇拜吧。那么，人们会为什么会崇拜暴力呢？在人类的历史上，所出现的暴力究竟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说，暴力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推动历史的进步，也会毁灭无数的生命。战争、流血、牺牲，永远是人类历史的里程碑；人类的历史是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进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谁都无法改变。但是，关键的是怎样对待这种历史的真实。如果我们仅仅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固然深刻，但却不免太残酷。因为这只看到了历史的进步，而忽略了人类付出的牺牲。当然，我并不否认，人类所付出的牺牲，在历史主义这里，会获得一种崇高；但是，即便再崇高，也不过是牺牲。所以，对于战争、暴力、流血、牺牲，我们还应该有一种伦理主义或者说人道主义的态度。当然，伦理主义或者说人道主义在冷峻的历史主义面前，不免有许多的幼稚、可笑、迂阔；但是，在这里却保留了人类的温情。人的世界，不应该是暴力的世界，而应该是温情的世界。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过分地迷恋“由强权而得自由”，“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些东西，当然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但是，由着一切很容易导致所谓的暴力崇拜。暴力当然具有强悍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做一首诗，赶不走孙传芳，但是大炮一轰，就把他赶走了。但是，暴力却不能够被推向极端。暴力只有在它服务于正义的时候，它才可以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暴力只是服务于无限膨胀的个体抑或群体的欲望，那就不过是穷兵黩武。暴力有巨大的效力，但是，它也会失掉自己的效力。合理的发挥暴力的作用，譬如武装和平，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暴力崇拜就不成了。在暴力崇拜这里，它以为可以用暴力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暴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显然不能的，因为暴力有自己的限度；超越这个限度，暴力的拥有者就会玩火自焚。所以，我倒非常喜欢甘地、托尔斯泰所倡导的非暴力主义。为什么要倡导非暴力主义？那就是为了避免人类的流血、牺牲。在非暴力这里，最灵魂性的东西就是不以暴力抗恶，正所谓“以暴易暴兮，吾不知其非也”。那么，应该用什么方式去抗恶呢？用和平的手段，让那些作恶者天良发现，幡然悔悟吗？然而，这样的想头，是多么幼稚，又多么不合时宜。他们只会对着弱者、受压迫者唠叨不已，而在事实上，已经做了作恶者的帮凶。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也只有回到暴力抗恶的道路上去。其实，人类是很难消除暴力的。既然很难消除，那就应该让暴力服务于正义。即便暴力服务于正义，它也应该有自己的限度。对于暴力崇拜，我们是应该克服的。如果没有对暴力的崇拜，又怎么会有对暴力的赏玩呢？人类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变成艺术。即便是血腥的、暴力的场面，也可以艺术化，为人们所欣赏。当然，艺术化的暴力、血腥场面，有一层虚幻，但是，即便如此，依然可以刺激人们的神经。人们在对暴力的赏玩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感与愉悦。但是，人们在获得快感与愉悦的过程中，却忽略了，这暴力在毁灭人们的生命，哪怕只是在艺术的虚幻中。但是，艺术的虚幻恰恰根源于人们的现实。现实中的暴力毁灭了人们的生命，所以有艺术的反映；而艺术的反映，又反过来作用于现实本身。所以，对暴力的赏玩，不仅不宅心仁厚，而且贻害无穷。有人可能会为对暴力的赏玩辩护，说在这其中，有一种悲剧美。但是，所有的悲剧，都是重视人的生命的；而在对暴力的赏玩中，却践踏着人的生命。难道人的生命，只是用来被践踏、屠杀的么？如果我们真正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价值，那就应该告别对暴力的赏玩，暴力，没有什么可以赏玩的。如果赏玩暴力，那真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了。在人，总应该有一颗仁爱之心吧。如果拥有了仁爱之心，又怎么会漠视生命的死亡，去赏玩暴力本身呢？
（二）嗜血的天性
嗜血的天性，自然是暴力美学的根源；如果人们要告别暴力美学，那似乎就只有克服嗜血的天性了。那么，人们能不能最终克服嗜血的天性呢？对此，我并不乐观。实际上，对于嗜血的天性，人们是回避的；仿佛讲这一点，就亵渎了文明人的优雅。但是，愈回避这一点，愈暴露了这一点的根深蒂固。其实，所谓的文明人，也并不见得那么文明。文明不过一张优雅的假面，它可以掩盖最恶毒的用心以及在人心中翻腾的兽欲。不有所谓的衣冠禽兽么？现在这样的人，可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在以前，也未必就少。古人早就想出了两句极贴切的诗，来形容这样的人，叫做“春开鬼面花，地走人形兽”。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可以把文明等同于作伪的；文明的程度愈高，人们作伪的能力也就愈强。文明就如同一张画皮，我们是把它撕下来呢，还是戴在脸上呢？如果撕下来，那岂不是失掉了文明人的优雅？可若戴在脸上，人们就看不出那险恶的用心了么？较之嗜血的天性，文明人的作伪，可以说属于更高的恶。嗜血的天性，还不曾知道掩饰自己，它纵然是恶的，人们也好防范；可文明人的作伪呢？败坏的却是善本身。当然，我们就不先忙着批判文明人的虚伪了；我们要面对的是嗜血的天性。在现代道德观中，嗜血的天性应该属于恶；但就它本身来讲，却无所谓善恶的，因为它属于天性。就像虎豹猎食动物一样，我们能说它们是善的，还是恶的么？不能的。因为虎豹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猎食动物；否则，它们就不能够生存。嗜血的天性时时地提醒着我们，人类是从动物界走出来的；正如同人不可能完全克服自己的动物性一样，人也不可能完全克服嗜血的天性。在事实上，嗜血的天性，已经渗透到了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只不过人们不曾留心，或者没有自觉罢了。当然，文化相对于天性来说，有一种升华；但是，这种升华，也可以解释为伪装。嗜血的天性，是赤裸裸的；但文化，就要含蓄许多。然而，它们的本质却是一样的。作恶的人总抱怨别人，不要把话那么难听。可是，我们即便把话说得好听些，委婉些，含蓄些，但那改变得了作恶的本质么？既然改变不了本质，那些文明的伪装，又有什么用呢？其实，作恶的衣冠禽兽，较之禽兽都不如的。嗜血的天性，当然是不好的；但是，较之衣冠禽兽，却又好了那么一点点。然而，我们并不因为这好的一点点，而五十步笑一百步。说到底，嗜血天性，应该得到控制；而能够控制嗜血天性的，也只有文明。但是，文明的表现并不让我们满意。因为所谓的文明，不仅没有很好的控制嗜血的天性，反而千百倍地发展了它。在原始的时代，嗜血的天性虽然也造成了极大地破坏，但是这远不如文明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大。棍棒或者刀剑所造成的伤害，是有限的，但是热兵器，譬如飞机、大炮乃至原子弹，所进行的屠杀，不只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甚至可能导致人类本身的毁灭。所以，要控制嗜血的天性，不能依靠作伪的文明，而应该唤醒文明本身的真诚。可是，我们面对最多的却是真诚的作伪。为什么作伪？因为在人们心中膨胀着无穷无尽的欲望。而这无限膨胀的欲望，适足以解放人们嗜血的天性。人是由动物变来的，这说明兽是可以变成人的，但人同样可以由人变回兽。引导兽变成人的，是神；引导人变回兽的，同样是神。过分地强调人的神性，反倒会激发兽性。譬如信仰的狂热，就是一种兽性。人摆脱兽，实际上采用了非常残酷的手段。也可以这样说，人是用兽性来摆脱兽性的，残酷的奴隶制即是明证。奴隶制是残酷的，但是，它没有伪装；而后世的伦理道德，就不一样了，它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在吃人之前，总要讲一套大道理，譬如“存天理，毁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在温情脉脉的伦理中，我们同样发现了嗜血的天性。历来都是软刀子杀人不觉死，所以，我们要警惕了。实际上，完全消灭嗜血的天性，也是人们的一个理想；虽然这个理想变不成现实。我们有过向人性宣战的教训，所以，就不做那样的好梦了。虽然嗜血的天性并不能够完全消灭，但却不应该得到礼赞。礼赞嗜血的天性本身，就是反人性的。
（三）走向毁灭的狂欢
在暴力美学这里，所有的是走向毁灭的狂欢。本来，狂欢的精神是很可以礼赞的，我也曾这样做过。但是，在暴力美学这里，我却感到一种极大地悚惧。因为这里的狂欢，不再是一种艺术的精神，而在导致人本身的毁灭，哪怕这种毁灭只是在艺术的虚幻里。多有文学作品描写杀戮的快感，譬如《水浒传》中武松、李逵的杀人。我当然知道，作者是在用杀戮，来彰显一种英雄的精神。但是，这些水浒英雄所杀之人未必都是罪该万死，而且还有许多的无辜。杀戮无辜之人，可以说是违背人性的。即便所杀之人皆是该杀之人，我觉得，也不应该渲染杀戮的场面。把杀戮的场面文学化、艺术化，让人去赏玩，这不仅有失忠厚，而且丧失了最为基本的人道立场。英雄的精神固然可贵，但是，只有杀人才能够成就英雄的精神么？我并不这样认为，移山的愚公，射日的后羿，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都不曾杀人，但同样拥有着英雄的精神。可以说，在上古的神话中，英雄的精神是通过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体现出来的。在这英雄的精神中，有着淋漓的元气，有着原生的力量。很可惜，到后来英雄的精神堕落了；仿佛只有杀人如麻、杀人无算，才可以成其为英雄。三国、水浒中的英雄，大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当然，在英雄这里，可能有满腔的忠义或者满脑子“替天行道”的观念；但是，这些崇高的东西，改变不了他们杀戮的本质。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杀人的英雄，而是救人的英雄。当然，这会涉及到通过杀人来救人，或者说以杀止杀。但是，在这里，我并不想争论这些问题，我只是想让人们远离走向毁灭的狂欢，也可以说远离暴力美学。动物的死，我们都不忍看到；更何况是人之生命的毁灭。对于发生在历史上的大屠杀，譬如南京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我们都是激烈反对的。因为这不只在挑战人性的底限，更重要的是反人类，完全没有任何的同情与怜悯之心。从屠杀中得到快感，这也应该是暴力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正因为有对屠杀快感的陶醉，所以才有所谓的杀人竞赛。从杀人中取得快感，这绝不是真正的美学，而只是畸形的暴力美学。其实，我并不打算将暴力美学作为美学的一部分；只不过大家都在这样讲，我也不免要谈到。在这里，当然是有一种矛盾的；反对暴力美学的存在，但是暴力美学依然存在。就像文学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会写到战争；而在战争中，总不免了杀戮。如何去描写战争的杀戮，这其实可以反映人们不同的观念。战争自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从情感上讲，我们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而支持正义的战争。但是，这正义与非正义，也只是政治的区分。无论什么样的战争，都会伴随着无数个体生命的死亡或者说被杀。在无数个体生命的死亡或者被杀面前，所谓“战争造就英雄豪杰”的豪言壮语，显得那么虚弱无力。我们古人早就讲过，“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所以，即便是打了胜仗，也要用丧事的方式对待。所以，描写战争，应该有一种人道的同情；有了人道的同情，就不会有那种对杀戮本身的陶醉了。其实，就人类的真实来讲，厮杀的久了，总不免有一种忘我的陶醉；但是，这种忘我的陶醉，有太多的血腥。古人讲过“杀人如草不闻声”，在这里，就有一种忘我的陶醉的。杀人的战争场面，又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的声音呢？但是，大家忙于捉对厮杀，而忘却了声音的存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杀人如草不闻声”，就是一场真正的走向毁灭的狂欢。这狂欢达到了极点，反而让人忘却了狂欢的存在。对于走向毁灭的狂欢，我们所有的是深深地悲悼。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可为什么就发生了呢？其实，我们的文学艺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却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世界历史本身。可是，作为个人的世界历史，为什么要践踏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呢？在这个世界身上，什么是最美好的；我想，就是人的生命本身。人的生命在狂欢中走向了毁灭，这确实让人情何以堪。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消灭战争，消灭暴力呢？不能消灭战争，消灭暴力，却苛求暴力美学，这不是舍本逐末么？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