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自然性
其实，这篇文章很早我就想写了。对于所谓的文化心理，我是极感兴趣的；我总以为，只有这文化心理，才能够走向灵魂深处。记得有人讲，我那篇《他（毛泽东）重塑了一个民族的性格》，忽略了人之自然性与人之社会性，那我正好可以在这里补足了。其实，我们现在讲的人之自然性，已经离不开人之社会性了。也是就是说，人之自然，早就成为了社会的自然。所以，我们是不能够把人之自然性解释为人之动物性的；如果这样讲，那就是倒退。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在人之自然性中，同样有着动物性的残留。但是，人既然成其为人，最基本的一点，就在于他已经从根本上战胜了动物性。可以说，正是有了对人之动物性的战胜、克服，所以才有了人之自然性的成就。很显然，人之自然性，绝不是单纯的自然而然，相反，它是以人类漫长的历史为根基的。可以这样讲，在人之自然性中，就包含着自然的人化。有了这自然的人化，人才能克服、战胜动物性，成就真正的人之自然性。当然，我们强调人之自然性，主要是为了让人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在这里，是按照人的本性生活，而不是按照动物的本性生活。按照动物的本性生活，就不是人之自然，而是动物之自然。也就是说，强调人之自然性，绝不能够抛掉人类的历史对于动物性的克服。合乎人性的自然，恰恰是建立在人之社会性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有了自然的人化，才谈得上人的自然化。我说过，人的自然化，绝不是一种倒退，倒退到动物状态是没有出路的；相反，却是一种进步，也就是让人本身更合乎自然。可以说，人们是戴着枷锁完成自然的人化的；而人的自然化，则是为了打碎枷锁，进入更为自由的境界。当然，在现代科技文明的背景下讲人的自然化，主要是为了克服人的异化。人在趋近自然，自然也在趋近人。在这种趋近中，一方面人本身得到了成就，而另一方面，人们也表达了更加自由的理想。我们并不应该把人之自然化，想象为一种诗情画意；我并不否认，在这里有动人的远景。但是，所谓动人的远景，大多出自人们的想象。多少动人的远景，都在人类历史面前破灭了。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存在本身吧。其实，即便我们能够按照人之本性，自然而然的生活，恐怕也不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在人本身，总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在引导他们前进。这种向上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可以让人们放弃现在的自由，去争取更大的进步。其实，人要进步，是需要枷锁的；也正是枷锁的束缚，提高了人性的能力，从而取得飞跃与进步。但是，就人的自然性或者说天性而言，又是酷爱自由的。所以，人们又不免起来打碎新的枷锁，重获自由。也可以说，枷锁与自由处在一种互动的状态。要获得自由，必须通过枷锁，提高人性的能力。人性的能力提高之后呢，又要打碎枷锁。其实，枷锁与自由的冲突、争斗，是永远无了局的。我们强调人之自然性，也并不定要站在自由的一边；能够提高人性能力的枷锁，也并不坏。我们当然要追求自由，但是，自由是不能够泛滥的。也可以说，自由本身必须得到限制。当然，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满意这一点，但是，我们只能说绝对自由的空梦，是不合时宜的。如果你不去限制自由，那罪恶本身，就会假自由之名。没有限制的自由，会导致人性本身的倒退，甚至倒退到禽兽不如的境地。我们可以对人之自然性怀抱着美好的理想；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人之自然性，就真的那么美好。在人之自然性中，其实有着动物性或者兽性的残留；我们常讲的，嗜血的天性，就是这种残留的明证。如果嗜血的天性或者说兽性被激发出来，人间地狱的景象将会重现。其实，认识到人之自然性，有并不美好的一面，要比怀抱着美好的理想，更有意义的多。人有自然性，但是，这个自然性，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怎么改造呢？我想，就是用人之社会性来改造人之自然性。我知道，有的人听到“改造”这个词就头大；但是，我依然坚信它的积极意义。没有社会性对自然性的改造，人就不可能脱离动物界。而人要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同样要坚持社会性对自然性的改造。
(二)人之社会性
其实，较之人之自然性来说，人之社会性是最为灵魂性的东西。马克思不讲过么？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观点，有的还讲马克思并不是要给人下定义。但是，这个观点的深刻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把所有的社会关系、人所具有的社会性，全都剥离出去，那人本身，还剩下什么呢？精神，心灵，还是灵魂？可这一切全是虚无缥缈的了。若要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吧，那人本身实际上就退化到禽兽不如的境地了。所以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并不错。人正是在社会关系中，来确证自己的身份、地位的。并且这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外在的，它已经内化到了人们的心灵中。积极地投入到社会生活中，体现了人之社会性；就是采取一种避世的态度，过离群索居的生活，同样体现了人之社会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我们且不说衣、食、住、行，以及各种各样的知识、技能，就是我们一个人进行孤独的思考，同样要依赖人类的思想资源。亚里士多德讲，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这虽然未必就对，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不是天生的；但是，所谓的政治，实在很好的表达了人之社会性。当然，如果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也许更全面一些。因为社会不只包括政治，而有其他的诸多方面；但是，政治，在社会中，无疑占有主导的地位。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在现实中，所谓的政治，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管理；即便我们以前强调现在却又遮蔽的阶级政治，同样属于对人的管理。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管理人。因此，许多人也对所谓的管理才能羡慕不已，而有管理才能的人呢，也自吹自擂，自豪不已。当然，在管理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人之社会性。一个社会要想存在，那定要有许多制度、法律、道德等等，来约束它的成员。离了这些制度、法律、道德，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所以这些约束，是完全必要的。至于冲决网罗，那只有在激变的年代，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强调人之社会性，也就是强调规范、法律、道德等。但是，一个只有束缚的社会，同样是没有活力的。而要激发一个社会的活力，那就要有自由度。人之自然性，所强调的就是自由，也就是说按照人的本性自然而然的生活。自由，可以激发一个社会的活力；但是，自由本身必须得到限制。强调人之自然性，最怕的就是“蔽于天而不知人”。知道天，知道天性，这是极好的；但这天、这天性，早已转变为了人的天、人性。所以，既要知天，也要知人。而强调人之社会性，也往往犯“蔽于人而不知天”的毛病。对于人事，知道的清清楚楚，整天想着怎么把别人治的服服帖帖，但却不知道人的天性是渴望自由的。这样就会形成死气沉沉的局面。可以说，在规范与自由，人之社会性与人之自然性之间，应该把握一个度，既严肃紧张，又自由活泼。用人之社会性去改造人之自然性，当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及向更高的境界跃进，都需要仰仗这一点。但是，人之社会性对人之自然性的改造，并不能够推向极限。所谓的向人性宣战，虽然有极高尚的动机，但是，所带来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可以这样说，用人之社会性，去改造人之自然性，并不是要泯灭人的自然性，相反，而是要发展人之自然性。如果用人之社会性泯灭了人之自然性，那就会成为完全驯服的工具，犹如秦陵兵马俑一般，确实雄壮有力，但却失掉了自由。如果说，人之社会性要用强力去改造人之自然性，那定然会遭到人之自然性的反抗。即便不采取激烈的手段，所谓的腹诽，总是难免的。其实，向人性宣战，最大的后果，就是造成了人之社会性与人之自然性的激烈交战。这可以说是在人性深处爆发革命了。既然能到人性深处，那离灵魂深处也不远了。其实，人性本身，就是一束矛盾；而人之自然性与社会性，则是里面最为激烈的一对矛盾。当然，我们并不希望，人性在自然性与社会性之间，走向分裂；因为我们要谋求的是人之自然性与人之社会性的和谐统一。
（三）所谓文化心理
在这里，我并不想给文化心理下一个定义，这是很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我只想比较一下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二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心理文化实在非常单薄的；而文化心理则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单就心理来说，实在谈不上多少文化；可就文化来说，却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所谓文化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当然，不同的民族，拥有着不同的性格，也就是说拥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这文化心理或者说民族性格，实在是漫长文明史的产物。别的民族，我们且不去管他，单就中华民族来说，所拥有的就是和谐的性格。这种和谐的性格，实在是由儒、道、释三家共同塑造的。儒家塑造了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道家塑造了我们民族任性逍遥的性格，释家则塑造了我们民族虚幻空灵的性格。而温柔敦厚、任性逍遥、虚幻空灵，统一在一起，是多么和谐的性格啊。然而，这种和谐的性格，却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缺乏斗争精神。而中国革命，则把敢于斗争的精神注入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深处，也就是说重塑了这个民族。当然，现在这种敢于斗争的精神，似乎已经消歇了，我们又陶醉于原有的和谐性格了。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革命对华夏民族的重塑徒劳无功呢？我想，并不是的。既然敢于斗争的精神已经注入到这个民族的灵魂深处，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个民族再次陷入生存的急流险关，那这种敢于斗争的精神将会重新被激发出来。不过，我们现在既然说和谐的性格那么好，那就不要只抓住它的弱点不放，而讲讲它的优点吧。那么，我们民族所拥有的和谐性格，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它的包容性。我们常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实，这就道出了我们民族文化最大的特点。所谓的包容性，也就是容纳不同文化尤其异质文化的特点。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各种文化虽然有过激烈的交锋，但似乎并不存在一方定要吃掉一方的情况。虽然儒家文化是正统的官方文化，但是，它却可以包容道家、释家等等。我们现在所谓的“儒道互补”“儒法互补”，以及隋唐时人们热衷中讲的“三教同源”，都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在近现代的激变中，虽然我们的民族文化受到反传统浪潮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依然显示了巨大的包容性。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是文化守成主义者的观点，但也可以看出，它在努力地容纳异质的西方文化。我说过，我们和谐的民族性格，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所以，这才并不妨碍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身，就反映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包容性，我们民族性格的包容性。正因为是包容的，所以才能够成就宏大的气象。所谓的汉唐精神、汉唐气魄，所以为人们所向往，固在那雄健的精神，但却根源于那种巨大的包容性。当然，有人说了，你这也包容，那也包容，会不会失掉民族文化的个性呢？其实，只有精神虚弱的人，才会这样讲；明清的衰落，不正是由了这种文化精神的虚弱吗？其实，文化的交流、开放，不仅不会使民族文化失掉个性，而且会在更大的视野与境界上发展民族文化的个性。所以，和谐的民族性格，并不是全无好处；甚至它就可以在自身之内，克服自身的弱点。当然，这一点，以前为我们所忽略。也可以说，和谐的民族性格本身，同样可以具有敢于斗争的精神。当然，这样讲并不是为了让我们陶醉于和谐的民族性格。和谐的民族性格，虽然有诸多好处，但是我们却不能陶醉。因为一旦陶醉，那就难免陷入虚弱，进而失掉敢于斗争的精神。我说过，文化心理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其实，这种深沉的历史感恰恰是应该为我们激赏的。如果没有历史感，我们就难免陷入美好而又玄远的形而上学。文化心理，是历史的产物；但是，这历史，并不在遥远的过去，就在我们生活的现在。是历史的文化遗产，作用于个体的人，形成了现在的文化心理。当然，现实是不断发展的，所以文化心理也会改变。一层不变的文化心理，是没有的。其实，文化心理同样承担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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