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这位热情而严肃的经典现代主义捍卫者，近乎刻薄的反后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家，美国新保守主义艺术批评的标杆，于今年(2012年)3月2日在缅因州的哈布思威尔逝世。尽管迈入21世纪以来，人们在读他定期为《纽约观察家》(New York Observer)所写的评论散文时，已经感觉在读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文章，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这半个多世纪的艺术批评活动深切地按在了当代艺术发展的脉搏上，而他自己也在一次次点燃的文化战争中成就了鲜明的斗士角色，高傲，坚定，甚至有些执拗。
克莱默于1928年在美国麻省的格洛斯特小镇出生，还是个男孩时，他就被地方艺术家群体所吸引，并花费很多时间呆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里欣赏作品。1950年，在锡拉库扎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后，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深造。1952年夏天，当他正在印第安纳大学研习但丁和莎士比亚时，偶然结识了《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编辑菲利普·拉甫(Philip Rahv)，后者激起了克莱默从事艺术批评的雄心壮志。
同年12月，知名评论家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在《艺术新闻》(Art News)上刊载的有关“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的文章引起了克莱默的关注与反驳。他直斥此文是一个“智力欺骗”(intellectually fraudulent)。“通过将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当成一种心理事件，其便否定了绘画艺术本身的美学功效，并企图将艺术转移出其唯一可被真实体验的范畴，审美的范畴，”克莱默在2004年获得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奖章时重申，“它将艺术本身贬低为与心理材料同等的地位。”当时，年轻的克莱默马上写了驳文投给《党派评论》，并于1953年发表。而这本杂志的巨大声望也让这个年轻人一夜成名，他在1996年撰文回忆道：“这就像一张从事批评的入门券，而我当时自己都还没有决心。”[1]此后，双周刊《艺术文摘》(Art Digest)邀他定期写评论，当时最有影响的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也请他给《评论》(Commentary)写文章。1955年，克莱默成为《艺术文摘》的编辑，并于1961年担任首席编辑，将此刊(后改为名《艺术》)办成当时美国最受重视的艺术杂志，期间他还给《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和《国家》(The Nation)写艺术评论，直到1965年加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担任艺术新闻的编辑。1974年，克莱默接替约翰·卡纳迪(John Canaday)继任《纽约时报》的首席艺术评论员，直到1982年离开《时报》为止。
在1965-1982年的这段《时报》艺评人生涯里，各种新艺术浪潮层出不穷，纽约在艺术对话上的重要性也正好达到了顶峰，而正统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亦渐被质疑、攻击，日甚一日。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理论从60年代后期遭受到来自波普艺术、极少主义、观念艺术，以及流行文化的冲击，波普艺术、极少主义等五花八门的艺术团体扛着后现代主义的旗帜粉墨登场，而艺术博物馆也渴望利用公众不断增长的对现代艺术的渴望，在轰动性展览的票房成功的利益驱使下，对这些花样翻新的种种“秀”采取了一种平民主义的立场。这些现象挑起了克莱默心中的愤怒，使他不得不站出来以《纽约时报》为阵地抨击它们，极力为格林伯格辩护，捍卫格氏的现代主义艺术观念，并打起延宕数十年的持久保卫战。
克莱默将坚守现代主义的高标准当成是自己的使命，他把自己比喻成对抗大众文化、捍卫高级艺术的卫士，他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对这个或那个艺术家提出意见的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擎举资产阶级文明价值观的战士。
这个坚定的精英现代主义者对许多纽约学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的审美新浪潮都缺乏同情和欣赏，对所谓的后现代“前卫艺术”亦不抱任何好感，在评论它们时充满了辛辣的讽刺、挖苦和火药味。对于波普艺术，他说这是“一场非常可怕的大灾难”；对概念艺术是“剪贴簿上的艺术”；后现代主义，则是“傻笑的现代主义，在其文化使命的‘高贵性’和‘针对性’中没有丝毫有启发作用的信念的现代主义”。[2]
高贵性、针对性、启示性，克莱默认定的现代主义应该具备这样的潜力。在对当下艺术现象进行直接批评之余，他还试图在理论上对“前卫艺术”这个争论中的词汇联系当下进行阐释，从而坚定现代主义的概念，维护经典现代主义，秉持保守的资产阶级价值观。1974年，他出版了《前卫艺术的时代》(The Age of the Avant-Garde)一书，颠覆了传统所认为的现代主义假设：即现代主义依赖于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基本对立。[3] 他认为现代批评思想的倾向，不管是同情前卫艺术还是反对前卫艺术(他认为的前卫艺术时期是指1850-1950年的艺术)，都想把高级文化从中产阶级中分离出来，强调对抗性，而这是不确切的，在这个前卫艺术的断言已被中产阶级趣味体制所热情拥抱的时代，一种适应性调节已经到来，对创新的渴望让公众对艺术变得贪婪，无情的“求新”的趣味损害了真正艺术的品质，就像当年的庸人们抗拒现代主义变革一样，而在新的调合下，前卫艺术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历史对手了，它自己也在成了传统，自身存在的理由也消失了。[4]克莱默因而断言“前卫艺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这决不意味着现代主义的逝去，克莱默以进步现代主义者的立场关键性地指出：现代主义(特别是其先锋性)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乃是相反相成的一对，资产阶级精神有其进步的一面，它对现代性的影响，要比任何艺术，包括前卫艺术要大得多，在现代性的历史创造过程中，前卫艺术只是扮演了提供动机的角色，而现代主义还将继续下去。5[]
可是，尽管这场抗辩燃烧得如火如荼，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还是越来越甚嚣尘上，正统现代主义的观念在聒噪的当代艺术和繁荣的文化市场的包围下显得越来越滞重黯淡，甚至一些同阵营的捍卫者也倒戈而立，这让克莱默在当时倍受杯葛孤立。有例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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