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谓的状元文化
状元，能够称为文化，那是自然大有来头的。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殿试录取一甲第一名为状元；当然，下面还有所谓的榜眼、探花，但是，这荣耀又哪比得了状元呢？一般说来，状元是三年出一个；所以，即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状元也是可以计数的。科举制存在了一千多年，这状元总该有几百个吧。但是，又有哪几个状元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记忆呢？当然，状元的名字会被记录下来，甚至还要被刻在石碑上；但是，真正保留在我们文化记忆中的状元，又确实找不出几个。当然，哪里出过状元，是要以此为荣的，所以，查查县志、地方志，就会有许多状元冒出来。譬如吧，我们这里就以出过傅以渐这样的状元为骄傲；但是，这名字也只为具有历史癖的人们所知道，而在一般的民众，却一片茫然。可以这样说，绝大部分状元，都不曾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那么，又有没有进入我们文化记忆的状元呢？有倒是有，但很可惜是孤本。提到文天祥，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呀呀学语的儿童都会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以说，抗元的文天祥是惟一进入我们文化记忆的状元。但是，文天祥所以能够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并不是因为他是状元，而是因为他在抗元中，表现了伟大的民族气节。我想，知道文天祥是状元的人，并不很多吧。文天祥并不是因为做状元而出色的；可以说，他在做状元的时候，很不出色，写的诗文也是一团糟，大家都在利用他状元的名号，来做广告。文天祥的诗文，是在遭了千死百难之后，才变得“惊天地，泣鬼神”的。虽然少有出色的状元，但这并不妨碍状元文化在人们心中占有着极大的位置。在古代的说书唱戏中，尤其关于才子佳人那一套，似乎只有才子中了状元，借来所谓“奉旨成婚”的尚方宝剑，才可以成就美满的姻缘。这种想象，当然不怎么合理。其实，中状元，并没有那么容易；不过，在另一方面却反映了状元文化的深入人心。状元，自然是最好的；但是，最好的下面，又有多少人呢？读书的士子们，大都做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好梦；但大多人的好梦，恐怕是要幻灭的。其实，能中状元，也并不意味着文采好、有思想、有见识，而只是说明善于代圣贤立言，会循规蹈矩、适合做驯服的工具吧了。我们看看文学史就知道，状元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流传后世的。状元，并不意味着才华，也不意味着能力；它只不过是一种功名罢了。而且这种功名，还真的靠不住；即便把所谓的状元刻在石头上，石头没烂，但是，那名字早就在人们的心中烂掉了。中状元，既不需要才华，也不需要学问，更不能够拥有思想。其实，这里，就有科举制对士子或者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当然，这种毒害也不仅限于士子或者说知识分子，还有整个社会的心理。可以说，在这里，经世致用的传统完全失掉了，大家都在场屋之中消磨一生吧。状元的出色，只是考场上的出色；而要在历史上出色，没有苦难的磨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大部分的人们，似乎并不管在历史上怎么样，而只要在世俗中获得荣耀，那就足以自傲傲人了。当然，状元文化是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但是，它又不以此为限，而是泛化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不是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么？在这里，当然有朴素的真理；但是，我却想看它的另一面。也可以说，被泛化的状元文化就如同状元文化本身，都有着一种自我膨胀的心态，动不动就“老子天下第一”。不过，正是这种心态，决定了他们很难成就历史上的出色。其实，在历史上的出色，与在世俗中的荣耀，并不怎么相干。真正在历史上出色的，往往很少获得世俗中的荣耀；相反，他们往往被轻视、甚至得不到正常人的待遇。不过，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成就的文化决没有状元文化的庸俗。其实，状元文化的庸俗，是由两方面造成的，一是自身的无限膨胀，二是世俗的追捧。世俗的追捧更加剧了自身的无限膨胀，所以，其前途是非常可虑的。我们认识到了状元文化的庸俗，就知道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了。
（二）世俗的追捧
状元受到世俗的追捧，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也害苦了状元。状元很难在历史上出色，与世俗的追捧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可以说，状元本身就意味着锦绣的前程；而我们的文化似乎很有攀龙附凤的心理。也就是说，所以追捧状元，那还是为了获得切实的利益。当然，这切实的利益，在追捧状元的时候，似乎还有些虚幻；但是，看到了状元的荣耀，显得虚幻的利益已经近在眼前了。当然，我们并不能够说对状元的追捧，是有内涵的；其实，就状元本身来说，也并没有多少内涵可言。在历史本身，它所追求的是真精神；而在世俗，则陶醉在所谓的荣耀之中。状元的荣耀从何而来呢？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自身的价值；自身愈有价值，也就愈难于以中状元。也只有做所谓的禄蠹，热衷于功名，并且适合做驯服的工具，会讨主子的欢心，才有中状元的可能。状元的荣耀，既然不是根基于自身的价值，那也只好在世俗的追捧中讨生活了。我们应该看到世俗的追捧，不过是喧嚣；这一切并不能够当真。如果当真，那就难免有失落感。如果在世俗的追捧中去确证自身的价值，那也只是证明了自身的无价值。其实，世俗的追捧，也往往让处在寂寞中的人，眼红耳热，甚至有许多的嫉妒。但是，这也只能说明处在寂寞中的人，同样的热衷于功名；只不过，还未曾为功名所垂青而已。世俗的追捧与被世俗追捧，所具有的内涵并不一样的。但是，人们似乎又拥有着同样的心理。世俗的追捧，这似乎是庸众所为；而为世俗所追捧呢，似乎只有所谓的精英才有资格。在状元，自然可以视为古代的社会精英。但是，我们却发现古代的社会精英与追捧精英的庸众，似乎同样的无价值。没有价值的人去追捧没有价值的东西，这虽然是理所当然；但是，同样让人觉得可笑。精英们在欲望中沉浮，而庸众则在那里羡慕得要死；而这所成就的就是世俗的追捧。状元文化，就被这样的庸俗给败坏掉了。状元文化，是为了牢笼英雄的；英雄们都成了驯服的工具，那自然就没有多少反抗意识了。老虎都成了病猫，帝王们自然不会挂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问题了。并且做这病猫，实在是天底下最舒服的事情；你看，有那么多世俗的追捧，有那么大的荣耀感，岂不是乐在天堂的感觉。但是，一个民族，如果为这样的状元文化所塑造，那就没有多少志气了。我并不否认，在状元中，同样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人，譬如文天祥即是明证；但是，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多些反抗意识，诺大的一个南宋朝廷，也不会仅依靠文天祥一个人来支撑危局了。即便我们把世俗的追捧从状元文化中排除出去，那它本身依然有严重的缺陷，那就是重文轻武。文治的成就愈大，在武功方面的欠缺也就越大。状元文化，终究是文弱的。而这种文弱，也注定了它只能在世俗的追捧中讨生活。当然，现代早就不是古代，但是，状元文化的氛围同样存在。其实，这不只是教育的问题，跟社会文化的心理同样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人们是在世俗的追捧中获得最大的荣耀的。然而，最大的荣耀，永远不在世俗的追捧中。世俗的追捧是不断变化的，这就如同不断更新的时装。它可能今天追捧这个，明天追捧那个；至于后天、大后天追捧什么，那谁也不知道了。为世俗所追捧的东西，也很容易为世俗所抛掉。今天还当做宝贝，供在那里；明天就可能弃若敝屣了。所以，为世俗所追捧，其命运往往非常悲哀。荣耀换来了屈辱，这就是为世俗追捧的结局。其实，最大的荣耀，是根源于人的内在精神的；它烙印在人的心里，而不是浮在人的嘴上。如果没有一种崇高的精神，那就永远不要奢谈最大的荣耀了。就像文天祥，在作为状元，为世俗所追捧的时候，并不曾得到多大的荣耀。他最大的荣耀，来源于内在的精神、浩然的正气、伟大的民族气节；而这没有百死千难，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人们记住文天祥，却不怎么知道他是状元，是可以理解的。状元，并不曾烙印在人们的心里，而只是浮在嘴皮上。相反，内在的精神、浩然的正气、伟大的民族气节，则是烙印在心魂中的；所以，他远离了世俗的追捧，获得了最大的荣耀。
（三）功名的桎梏
我们先看一下何所谓功名。按照词典上的解释，有两层意思：旧指功绩和名望；封建时代称科举考中为取得功名。其实，第一种是广义的；第二种是狭义的。我们既然讲的是状元文化，那谈到功名，自然是狭义的。不过，这狭义的功名，又是通向广义的。我们知道，在古代，只有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取得功名，才能够获得做官的资格，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当然，在政治腐败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卖官鬻爵，商人通过拿钱，同样可以做官。不过，这被人们称为“捐班”，很为人瞧不起的，远非科举正途可比。但是，就是在科举正途，同样有许多的营私舞弊；所以，最多的情况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重点看的是功名的桎梏。当然，科举的功名，所桎梏的不只是中状元的那些人；而是所有有志于科举功名的士子们。当然，科举功名，同样不是士子们的终极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获得进入仕途的资格或者说凭证。进入仕途，大多人是为了荣华富贵；但是，同样也有想着干一番大事业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一棍子死，而要区别对待。其实，考取功名，进入仕途，这是需要敲门砖的。 而这敲门砖，就是圣贤的经典，即四书五经。因为功名的桎梏，所以封建的士子们一方面对圣贤的经典崇拜得不得了，在那里顶礼膜拜，定要找到代圣贤立言的诀窍；另一方面，又完全不理会圣贤的精义，只是当作敲门砖来使，一旦取得了功名，那马上丢掉。我们说，对圣贤经典的崇拜，会窒息人的思想；但是，热衷于功名的士子又何尝看重所谓的思想。因为他们的目标，只是猎取功名。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功名与学问无关；另一方面，也要有“功名之外，方有真学问”的自觉。其实，把功名与学问截然分开，并不是做学问的人在那里标新立异；而是科举制的必然产物。可以这样说，科举制中的功名，早就把学问给败坏了。其实，学问、思想是真实的创造，它决不是用来应付科举考试的。而一旦有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心思，自然就不看重思想、学问了。然而，在科举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窒息人的自由思想，让沉沉的暮气弥漫在士子们的头脑之中。没有了自由的思想，自然就心甘情愿地做专制的奴隶了。其实，做专制的奴隶，何等幸福啊。又有功名，又有荣华富贵，又有世俗的追捧，又有人前人后的荣耀。所以，我要说，所谓功名，桎梏的实在是士子们的心魂。优秀的人才，已经不可能通过这样的制度脱颖而出了；相反，这样的制度所要选拔的是专制的奴隶、甚至奴才。其实，在封建时代，就有许多先知先觉，痛彻心肺地意识到这一点了。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即便不能完全摆脱科举制的桎梏，但是，已经在自觉地走一条独立的道路了。实际上，我们古代最优秀的文化，就是由这样的人创造的；相反，为世俗所追捧的状元文化，在历史上所留下的，不过自己的庸俗而已。当然，对于功名的桎梏，我们不免有许多的叹息。既然明知道会扼杀独立的心魂，为什么依然接受这种桎梏呢？我想，还是因为心中的欲望，对功名的欲望。当然，这里的功名，就不只是科举上的功名了，更有世俗上的功绩与名位。其实，有了世俗的功绩与名位，同样地不满足；他们还想着不朽呢！而不朽的最佳途径，显然就是建功立业了。本来，建功立业是极好的事情；但在那里汲汲名位，甚至利欲熏心，就以为是建功立业，那也太好笑了。当功名变得可笑，那离摆脱功名的桎梏也就不远了。我们都知道，中举的范进是好笑的；却不知道，比范进更好笑的人有的是，就是现在也不曾绝迹。在笑声中摆脱功名的桎梏，总要比在痛苦中挣扎强多了。人活在世界上，并不定要用功名的华衮来确证自身的价值。只要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这就完全可以了。做功名的奴隶，只能说明一个人还未曾真正成熟。其实，人的成熟，是很难的。只有摆脱了功名的桎梏，我们才可以说，一个人真正成熟了。很明显，我所关注的并不是那些古代的陈芝麻、烂黑豆。我们现代人应该扪心自问，自己真的摆脱功名的桎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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