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说”的前世今生
所谓“图说”(ekphrasis)，这里主要指对图像的言说和描述，是图像与语言文本关系的“场域”。它来源于希腊词根“ek”和“phrasis”，前者指“out”(“出来”)，后者指“speak”(“说”)，意思就是“说出来”或“全部叙说 (“tellingin full”)。在西方，ekphrasis最初指以言辞栩栩如生地描述事物，是一种言语修辞技巧，强调的是对视觉事物的口语再现能力，力图追求将“听觉形象”转换为“视觉形象”，从而使得听者达到身临其境的幻觉效果。[①]所以，ekphrasis最初是古典修辞学的一个初阶训练科目(progymnasmata)。这就赋予了ekphrasis以古典修辞学意义上的“语辞赋形”意义，并兼顾了口语言说和形象再现的内涵。由此，在理论上，早期对于“图说”(ekphrasis)的界定主要在修辞学和演讲术范畴内进行，是亚里士多德时期主要的观念。[②]
后来，随着书面语言的迅速发展，修辞学也从演说论辩技巧转变到针对书面语言的修饰。这样就成就了ekphrasis的传统意义，即指一种描写绘画、雕塑或静物的诗歌体裁。最为典型的就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18卷对于阿格硫斯盾牌的描绘，具有惊人的“形象再现”的视觉性效果。维吉尔《埃涅阿斯记》、奥维德《变形记》、但丁《神曲》、莎士比亚《路克丽丝受辱记》中的许多情景描绘等都是代表性的例子。这就使得ekphrasis具有了较强的文学色彩。由此，台湾学者刘纪蕙将“ekphrasis”译为“读画诗”，[③]大陆学者谭琼琳将之译为言说绘画作品的“绘画诗”，[④]其呈现的是诗人观看或想象视觉图像并用语言文字改写的文学性活动。由此，“ekphrasis”逐渐成为一种特定文体的概念。
文艺复兴以后，“ekphrasis”又出现了一种概念，即将生动描述视觉对象的方式专门运用到艺术理论和美术史论中，形成了一种具有文学色彩和艺术生动性的理论思辨写作风格。公元1395年，拜占庭学者赫里索罗拉斯( Manuel Chrysoloras)将这种艺术性的艺术史论写作方式带到了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艺术理论写作风格，从而与沃尔夫林等的哲学“阐释式”写作风格构成对比。瓦萨利(Giorgio Vasari)、狄德罗、波德莱尔等对沙龙画展的评论，以及其他涉及到描绘视觉艺术图像的文学作品，都被作为“ekphrasis”。范景中由此将之翻译为“艺格敷词”。[⑤]“ekphrasis”这种观念及其作法还可以往前推及，比如四世纪的卡利斯特拉托斯(Kallistratos)对雕像的描述，希腊六世纪的索里希乌斯(Choricius of Gaza)对教堂装饰的描绘，希伦提亚里奥斯(PaulosSilentiarios)对索菲亚大教堂的空间、光线以及彩色大理石的赞美之词，都是“ekphrasis”。这种活动和观念虽然一直存在着，但鲜有相应的理论研究。“虽然造型描述(指ekphrasis——引者注)这一语言活动持续而广泛地活跃着，但这一术语却经历了漫长的沉寂。自文艺复兴以来到20世纪中叶，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寂寂无闻”。[⑥]直到穆雷·克雷格(Murry Krieger)1965年10月在爱荷华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首届会议提交《绘画诗与诗歌的静止运动：或重访拉奥孔》(“Ekphrasisand the Still Movement of Poetry; or, Laokoӧn Revisited”)的论文，才重新开启了“图说”理论研究的大幕。并且，基本上将“ekphrasis”定位于对造型艺术、视觉艺术作品形象的话语呈现。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在坚持“ekphrasis”内涵的视觉性与话语呈现两个元素基础上，扩展了它的外延和运用范畴：有的坚持文学描述，而将视觉对象拓展到诸如电视、摄影、动漫画、连环画、电影摄影(cinematography)等非油画艺术(uncanonical art)，[⑦]甚至音乐作品也被作为“图说” 的描述对象。[⑧]还有的从“说”上突破了文学和语言文本的领地，而介入到电视、电影等叙述性的非话语文本。[⑨]克劳斯·克鲁维尔(Claus Clüver)认为，“图说”不应被理解为“文本的语料库或文体”(corpus or genreof texts)，而应该是艺术修辞学的实践，这样，他提议将“图说”的概念作一个根本的校订(radical revision)和延伸，一方面“图说”的对象是非语词文本符号系统(a non-verbal sign system)中的任何话语(any discourse)，另一方面，“说”的媒介也可以是除了语言文字之外的任何有声言说，诸如电影、电视等。[⑩]
“ekphrasis”的内涵界定在当代尽管有很大拓展，但基本上都坚持“形象性”、栩栩如生和身临其境的特点，只不过强调各种媒体艺术之间的形象转换。由此，胡易容将“ekphrasis”译为“符象化”，想以共通的“心理形象”来打通各种媒介符号的关联。[11]“符象化”这个语词虽然特意突出图像时代各种媒介符号对于“视觉性”的转换呈现，但本身比较佶屈聱牙，不够直观。并且，它对“ekphrasis”的源初义和现代涵义都有所模糊，即字面上遮蔽了语言对视觉图像的转述性。从这一点来看，刘纪蕙将“ekphrasis”译为“读画诗”，谭琼琳译为“绘画诗”，范景中译为“艺格敷词”，陈永国、胡文征译为“视觉再现之语言再现”，[12]沈亚丹译为“造型描述”，[13]都是比较好的翻译。因为它们能遵循语言文字对于图像的描述和再现这一特点。当然，尽管如此，他们的翻译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读画诗”、“绘画诗”局限于诗歌方式对于绘画图像的呈现，虽然命中“ekphrasis”的核心，但却排除了诗歌之外的“形象呈现”或“图像描述”；“视觉再现之语言再现”虽然界定领域清晰，但表述繁琐了些，在沈亚丹看来，“视觉再现”一词还无法包含“抽象画、装置、多媒体乃至于超媒体等新兴视觉艺术形式”；[14]“艺格敷词”比较抽象，其文言气息掩盖了概念的直观性；相对而言，沈亚丹的“造型描述”简练，直中“ekphrasis”的当代涵义，即说明了它是语言对于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的描绘。但是，也正如其本人所说的，“造型描述”“这一翻译也有其无奈和不准确的一面”，例如，“造型的确是西方艺术，包括绘画、雕塑等各门类的重要目的，但对于中国艺术而言，写意常常比造型更为重要”。[15]可见，“造型”的字面限定也可能淤塞了中西艺术文化的差异性。由此，笔者比较倾向于“图说”的译法。一是“图说”更为直观地切中对图画、图像的话语再现和描绘，不仅朴实，而且也符合“ekphrasis”“说出来”的词源涵义——“phrasis”是“说”，前缀“ek”则指“出来”。因此，有吴啸雷、楚小庆、张新木等一些国内学者在使用这种译法。[16]尽管沈亚丹说“图说”是“以图像阐释文本，以图说文，使得文本更为直观”，认为翻译为“说图”更为贴切。[17]其实，“图说”和“说图”，在汉语当中，可以表达同一个意思，只不过前者是一个名词性的偏正式短语，而后者是动宾式短语，两者的差异可以只是语法上的运用不同而已。[18]除此之外，“图说”更符合当代图像转向时代对于语图关系的研究趋势，即可以扩大外延：从“图”而言，不仅指西方的造型艺术图像、中国的写意图像，也包含影像艺术、当代艺术、广告、设计等；从“说”而言，不仅包括文学、艺术史、艺术评论等语言文本，也可以包括具有口语言说的影视作品、乃至包括语言文字的广告、设计等作品。这样，“图说”涉及的领域可以大大拓宽。这应当既有利于现实要求，也利于中国学术研究的特色展开。“‘图像转向’之后的图像理论反对局限于美术史论的视觉文化研究，视觉文化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19]这一点，恰恰又是胡易容的可取之处。尽管“符象化”晦涩抽象，但其目标却是符合当前图像化时代的。
可见，“图说”对于图像的语言说明，既包含了“ekphrasis”的视觉艺术品之语言呈现的当代范畴，也拓展了它对一切视觉对象之语言呈现的古典范畴，这就使得广告、设计、影视等各种视觉形象文本都可以被纳入到“图说”的观照之中。
二、抽象艺术“图说”研究的意义
作为现代视觉艺术的代表性思潮，无论是在艺术史上，当代艺术实践中，日常生活领域、还是哲学美学上，抽象艺术都提供了令人咀嚼不尽的“话题”和话语。可以说，抽象艺术的百年历程，伴随着的也是百年“图说”史。由此，研究抽象艺术“图说”，在当前一个多媒体、新媒体的视觉文化时代，就有着非常的必要性。
首先，抽象艺术“图说”研究可以为艺术领域的语图关系理论研究提供范例。既然“图说”有着悠久的实践历史，而对其理论上的研究还处在大幕初开的阶段。那么，选择何种艺术图像典型来突破，则是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主要提供了西方写实传统绘画的“说图”实践，那么，现在，就很有必要研究抽象艺术的“图说”模式。因为抽象艺术是现代艺术转折的标志，其承前启后式的艺术史地位，使得其“图说”模式研究，可以为现代艺术“图说”研究提供一个典范。弗朗西斯·科尔皮特就说，阿尔弗雷德·巴尔的贡献在于他第一个将“抽象”定义为动词，从而使得“抽象”成为理解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枢纽。[20]因此，弗朗西斯·科尔皮特给予了巴尔以高度评价。可以说，抽象，自它出现之后，就成为了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基本方向。在现代主义时期，抽象是推翻写实艺术思维惯例，确定抽象艺术合法地位的时期，其各种风格样式的抽象，或打动人心，触动审美神经，或敲击思维琴弦。而到后现代主义时期，已经确立起经典地位的抽象，其风格、观念等一方面被超越和被抨击，但另一方面，其所开创的色彩、形式、媒材、物质及其组合表情达意，以及拼贴、组合和反叛等方法或观念又被深入运用，从而形成了波普艺术、装置艺术、动态艺术、极少主义、大地艺术(环境艺术)、观念艺术、录像艺术、计算机艺术等后现代主义艺术潮流。这些艺术都与“抽象”有着或深或浅的某种关联。从“图说”来说，自“抽象”之后，艺术的意义都得借助于“理论的话语”(the discourse oftheory)或“图像的理论”(ut picture theoria)来阐释和支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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