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自己的精神是如此的脱俗，那么任何庸俗的举动也就无伤大雅，甚至可以化俗为雅。即使日后干了为国人所不齿之事，周作人也要拚命维护自我的良好感觉。他对自己的堕落不辩一词，几次援引“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
这则故事，好象“他们处世与附敌的一切‘无所谓’而又一切都‘深有理由’似的”(冯雪峰语)。实际上，周作人表面故作镇静，摆出莫测高深的架式，但在其深层意识里，却不得不求救于一定的心理防卫机制，以恢复自感倾斜的内心平衡。
我以为，周作人出任伪职之后之所以一反常态，鼓吹起儒家的入世，文学主张亦从“言志”转向“载道”，其原因与其说是出于“谋官”的动机，倒无宁说是乞求于“理性机制”以消解内心的焦虑。“入世”并非其本意，乃是一种自欺，一种精致得多的阿Q心理。
这种“化俗为雅”的态势，正如冯雪峰当年所沉痛指出的那般：当人们“正要象对一个被强辱的妇人一样替他叫屈的时候，他又说这是出于他自主，由他自己的高兴，这真够说明那堕落与颓丧的不可收拾了”。
游世的境界高则高矣，美则美矣，然而一旦在现实中遭际那种非此即彼的境遇，就会依照其自身的逻辑毫不容情地跌落，径直跌进那潭最为肮脏、最为恐怖的大泥坑。
这，就是周作人的人格悲剧。
“生”、“乐”、“和”
美得可怕的传统魅力
周作人悲剧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而是他代表了现代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有的蛰居于书斋，有的隐逸在实验室。这些知识分子成为隐士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但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不少人早年也象周作人那样曾经有过一段“狂”的经历。换一个角度亦可发现，中国的狂人们除却鲁迅等个别人之外，大部后来也都演变为隐士。从狂人到隐士，这里有一种什么样的魔法在驱使着他们呢？
在从狂人向隐士的转型中，总是间隔着一场人生的大困顿。困顿所带来的往往是迷惘和幻灭，在这样的时刻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求某种归宿。于是，古老的传统就挟着无可抗拒的魅力向他们招手了。
中国文化向来重生。无论儒、道、玄、佛，均以肯定现实生命的存在为前提。这与西方文化迥然异趣。西方人对个体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看得格外认真。哈姆雷特在人生大困顿时会深沉地自语：“是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恐怕永远不是个问题。
庄子貌似无情，他任何功利都超脱得了，唯独在“生”这个最功利的东西面前不能免俗。生的魅力与死的恐惧象一对影子紧紧地缠住他们，周作人的从“狂”到“隐”，不正与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白色恐怖有着直接的关联么？他判定这是一个“多磕头少说话”的时代，于是命令自己“学个乖，真的象瓶子那样地闭起嘴来罢！”
当然，他的内心深处依旧是不服的，他钦佩李贽的殉道精神，但又自叹“此种境地吾辈凡夫何能企及”，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最终还是扮演了一个“外化内不化”的隐士角色。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他与鲁迅都意识到了自我，但鲁迅立志反抗，将自我之亮光投射到黑暗的人间；而周作人却立足于保身，将意识到的自我缩回个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视生命比自由更为至上的自我意识说到底不过是鸵鸟式的虚幻自我。
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它的境界是审美的境界。这使得中国文化全然匮乏西方文化那种深刻的悲剧精神。在充满乐感的中国文化中，一方面对世界的秩序和自身的命运从来没有彻底的理性怀疑，总是习惯于接受现实，顺从天命；另一方面，除了墨家有着“摩顶放踵”的宗教精神之外，其余诸学都缺乏一种高扬意志、勇往直前的殉道气概。
孔子讲究“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屈伸之道，庄子更是视遁世为一劳永逸的求乐良途。这就使得中国士大夫往往耐不住那种韧性的求索或绝望的抗争，而将知命乐天、顺时应势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
对于中国的狂人来说，最为痛苦难熬的往往不是外部的压迫、摧残，倒是内心的孤独、绝望。周作人早年曾寄望于“思想革命”，不久即发现启蒙之无望：“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了一顿臭打。”
这种悲观主义情绪应该说鲁迅比他更深郁，但两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鲁迅怀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对世界和命运作着“绝望的抗战”。而周作人则认为，与其苦海挣扎，徒劳费神，不如苦中作乐，悲中求欢。他坦率地表白说：
我实在可叹，是一个很缺少“热狂”的人，我的言论多少都有点游戏态度。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是如法国拉布雷那样只是到“要被火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好象是小孩踢球，觉得是颇愉快的事，但本不期望踢出什么东西来，踢到倦了也就停止，并不预备一直踢到把腿部踢折，——踢折之后岂不还只是一个球吗？
他既然本意是“想说几句话舒服舒服”，那么一旦发现“祸从口出”反使自己“更不舒服”时，自然就去寻找“做哑巴”的乐趣了。
最后是“和”。
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这使它成为一种和谐的文化，或者用鲁迅的话叫“不撄人心之治”。正如舒芜所分析的：“所谓撄人心，就是震撼人的心灵，打破内心的和谐，打破内心与外界的和谐，这是大不利于暴君的统治和顺民的苟安的，于是成为中国之治的大禁，而这种不撄之治之所以能在中国建立起来，正因为中国民族文化是自我调节型的，它总是能通过矛盾的弱化而不是矛盾的强化来维持存在，实现发展。”这同样与西方文化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如果说西方文化“动”得令人眩目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可谓“静”得使人安睡。鲁迅说过，读中国的书，常常使人安静下来。无论《论语》抑或《庄子》，无论是功利的抑或审美的，无论是“游方于内”抑或“游方于外”，它们的最后归宿都无一不似一幅安谧淡和的中国国画，不过是儒融合于人际世俗，庄融合于自然山水而已。这又构成了中国士大夫的互补心态，或进或退都脱越不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一旦迷恋了这美的意境，它势必会消蚀你身上的狂气，吮吸你仅有的感性生命，不知不觉地使你变成一个中庸的、理性的、彬彬有礼的、富于传统美德的绅士。三十年代以后的周作人“就缺少热，缺少力，也缺少真正彻骨的冰冷，多的是微温的理智，正是中庸型的精神结构”。
当作为战士的鲁迅“常常是打得衣冠不整，尘土满身，甚至鼻青眼肿”的时候，周作人则不屑于在“战场的荆棘泥泞中滚打摔爬”，他高高地站在一边冷眼旁观，“时时梳理羽毛，永远保持着绅士的风度”。倘若以中国文化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两人，自然周作人的形象更美一些，但联想到他以后的失足、堕落，这种美却犹如遍地罂粟，美得令人可怕！
有人说：中国文化的惰性就在于它有魅力。当我读完这几册周作人研究的著作时，格外感到这话的份量。愿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来读一读周作人罢，因为诚如舒芜所说：“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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