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的新意识形态以道德批判和反智主义这两把利刃，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与民众的疏离感和知识的罪恶感，将他们建立在“政治中立”和“知识神圣”两块基石上的所有自信摧残殆尽。金岳霖当初就在这两点上反反复复痛责自己，检讨自己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又在国外留学，头脑中形成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哲学、“超政治”的腐朽人生观和特权思想……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多少具有民粹主义的意识，一旦被贴上腐朽阶级的思想标签，就等于在人民大众面前有了原罪。道德上的自卑彻底摧毁了金岳霖的名士风度，他再也无法超然、潇洒和率性起来。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钱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然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未尽！
金岳霖变了，所变的不仅是他的心态，还有他那个纯粹的哲学世界。当知识的神圣性和中立性受到质疑的时候，党性和阶级性就主宰了思维的逻辑。金岳霖本来是以研究形式逻辑起家的，解放之初，艾思奇三进清华，以辩证法思想批判形式逻辑，金岳霖还天真地说艾讲：你的批判真好，好就好在每一句话都符合形式逻辑！[21]思想改造运动以后，金岳霖却花了很大的力气，撰写长文，以阶级分析和党性的原则对自己的逻辑体系作了全面清算，一改过去的立场，认为形式逻辑的推理与真理一样，都有阶级性。 这180度的大转弯，连他的学生们都觉得意外，感到不可理解。
人们不由要问，在金岳霖的学术观点转变中，究竟有多少内在的、自觉的成分？关于这一点，金岳霖的学生王浩有一段中肯的分析，他说：“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1949年以后的理想，可以说是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1949年以前的理想是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哲学家的这两种理想，用马克思的话说，一个是“解释世界”，另一个是 “改造世界”。解放前的金岳霖所感兴趣的，仅仅是“解释世界”而已。在西南联大时期，有学生问：“老师，逻辑这门学问这么枯燥，您为什么要研究呢？”金岳霖的回答是那样地孩子气：“我觉得它很好玩。”[23]好玩本是孩子的天性，但在金岳霖看来，哲学无异于一种严肃的游戏。1927年，他写下了这么一段充满智性的文字：
坦白地说，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成是成功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
其他活动常常有其它打算。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力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
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的动机。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 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
有谁能比这样一个天真的游戏者更可爱呢？这就是过去大家所熟悉和喜欢的金岳霖。然而，这仅仅是金岳霖的一半，他还有不为人所熟悉的另一半。据他的另一个学生冯契回忆，金岳霖不止一次地说过，本世纪以来哲学有进步，主要是表达方式技术化了，但因此哲学的理论与哲学家的人格分裂了，哲学家不再是苏格拉底的人物了，他为苏格拉底的一去不复返而深感惋惜。金岳霖1943年在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哲学》一文中也指出，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当代哲学家是大异其趣的，在他们身上，部分地体现了哲学与政治的统一。金岳霖虽然学的是西方哲学，但他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家却是一往情深，尤其对天人合一的境界，更是怀有无比的眷恋。如果说在解放前，他只是“解释世界”，而不曾“改造世界”的话，那仅仅是“非不欲也，乃不能也”。在内心深处，金岳霖为自己不能成为苏格拉底或孔子式的人物而大为遗憾。
想不到的是，解放之后的客观情势竟然激活了他的另一种理想。他不愿再“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了，他要象苏格拉底或孔子那样，经世致用，实现“哲学与政治的统一”。对于政治，金岳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一个“辩证的矛盾”，“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在新的理想感召下，金岳霖终于跃跃欲试了。一旦换了一种精神境界，原来的哲学就无法支撑起他新生活，他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恰逢其时地，马克思主义出现了。金岳霖曾经说过，要了解《实践论》，必须有先决条件，这就是“解放后的社会实践”。金岳霖“解放后的社会实践”，使得他最终皈依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的一个新学生，金岳霖的确是真诚的。他与冯友兰不一样，后者是压力之下，不得不服，但心里未必以为然。而金岳霖即使在私下的谈话里，也多次表示自己从前的哲学体系远不如马克思主义高明。他真的是口服心服。
不过，金岳霖毕竟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一个十分严肃、固执和自信的哲学家，要他放弃原来的哲学，接受新的信仰，除了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之外，总还有一些学理自身的知识因素。比如，金岳霖原来信奉的实在论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何为第一性的问题上，具有某种亲和性；在《论道》中，金岳霖所讲的客观的、必然的“道”，与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必然性和客观规律又是可以沟通的；而金岳霖一再称赞“马克思的著作有一种理论的美”，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颇符合金岳霖的哲学理想……对于金岳霖的转变，除了社会学层面的解释，恐怕还要从知识学的层面加以进一步的理解。
金岳霖是一个很奇怪的学者，他在抽象的思维逻辑方面异常清晰，而在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上往往犯迷糊，自己也承认“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尽管是政治学的科班出身，多少年来却没有形成自己明确的社会历史观，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从其有限的几篇政治学论文来看，他感兴趣的“仅仅是对政治思想的思想，而并不是政治思想本身的主题。”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简直是阴差阳错，倒了个位置。胡适出身哲学，却缺乏逻辑思维的兴趣和能力，其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得他最终成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精神领袖；而政治学博士金岳霖却好象游离于历史之外，生活在别处——他的抽象世界之中。这样，当解放以后他为实现“另一种理想”而参与政治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就轻而易举地填补了社会历史观的那块真空。到八十年代初，金岳霖在宇宙观上似乎有回头的表示，说这方面自己“仍然是实在主义者”，但在社会历史观上坚持“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并特意强调“现在仍然如此”。
小阁楼中的金岳霖无宁是理性的、清醒的。当他走出阁楼，投身政治的时候，那理性似乎就消失了，代之以的是一种喷薄而出的激情。这激情在金岳霖内心蜇伏很久，以前被压抑着，如今一旦被解放出来，心情就异常地通畅，精神也分外地亢奋。往往，人处于这样的状态会显得比较幼稚，比较盲从，也容易轻信。尤其象金岳霖这样习惯于抽象世界的天真之人，更会如此。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金岳霖会那样积极地投身于50年代的各项政治运动，那样认真地批胡适、批梁漱溟、批费孝通，甚至——按照贺麟的分析——为了坚持党性，狠批自己一直很尊敬的罗素，与之坚决划清界限。
理性是个人的，而激情总是要有所附丽。过去的金岳霖如同一匹行空的天马，独往独来。但在小阁楼里游戏久了，也会感到些许寂寞。或许，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戈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终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解放之后，走出阁楼的金岳霖首先渴望的，就是组织，一个他可以信赖依靠的精神群落。他先是入盟（民盟），后是入党。金岳霖变得害怕孤独，害怕无所依傍。他喜欢过组织生活，喜欢在小组学习中交锋谈心，集体“洗澡”。直到晚年还是认为“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应该用学习小组的政治学习讨论会的方式进行，不能让他们独自个人学习。”金岳霖，变得让人看不懂了。
在他生命的垂暮之年，金岳霖对自己的热衷政治隐隐约约有了一丝悔意，觉得自己“这个搞抽象思维的人，确实不宜于搞政治。”他迷惑地自问：“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金岳霖找不到答案，这个心地单纯、又不无用世热忱的哲学家真的被迷惑了。
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与他的学生殷海光有过一次谈话。当时正是各种主义竞相争雄的时候，学生向老师请教哪一派是真理。哲学家沉吟片刻，缓缓地回答：“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学生又问： “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老师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的思想。”
这段谈话，后来影响了学生殷海光的一生。然而，作为老师的金岳霖，当他走出阁楼以后，是否已忘得差不多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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