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除了古希腊神话以外，后来就发展出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古希腊的神话是自然和神站在一边，反对人和压迫人。我们前面讲过，自然和神已经有了分裂。旧神和新神的分裂就代表了自然和神的分裂，旧神代表自然力，新神更多地代表精神的力量。但是新神也有自然力，有更强大的能力，他们比人要强大得多，所以古希腊的神话是自然和神结为一体，来反对人和压迫人。到了中世纪，它的结构方式有所转变，就是人被夹在自然和神之间。“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中世纪把人看成是两半。一半是天使，那就是神，人带有神性，人带有精神性，人有精神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又带有肉体，带有自然性，所以他半是天使，半是野兽；或者说半是天使，半是魔鬼。因为自然力在基督教里经常被看做是魔鬼的代表，任何脱离了神，脱离了上帝的单纯的自然力都被看做是魔鬼。所以中世纪的基督教的个体意识走向了分裂，分裂成两半。自由意志分裂成了两种自由意志，一种是犯罪的自由意志，就是“原罪”，这肯定是通过自由意志导致的；另外一半是信仰的自由意志，信仰当然也是自由意志，你信不信也要取决于自由意志。犯罪的自由意志受魔鬼的诱惑，魔鬼通过什么诱惑呢？通过一个苹果。魔鬼是通过自然界，通过人的自然欲望，人的肉体需要来诱惑人犯罪的。所以自然界在魔鬼手里成了对人的诱惑，诱惑人堕落。信仰的自由意志是上帝的恩宠。信仰的自由意志有时候在基督教里被归于人，有时候不归于人，当然它是人的自由意志，但是人要拥有这种自由意志是要靠上帝的恩宠、上帝的恩惠。如果上帝不眷顾你，你就没有这种自由意志，人凭借本身只有犯罪的自由意志。奥古斯汀就是持这种态度，认为人从他犯罪的第一天开始就失去了他的自由意志，他就是受魔鬼诱惑的，他要重新获得信仰，获得好的自由意志，必须仰望上帝，等待上帝的恩宠。
所以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人经受着撕裂的痛苦，这种痛苦不再有在希腊人那里的调和的手段，已经失去了的调和的手段，就是审美。希腊人的宗教是美的宗教，它可以通过审美、包括悲剧的净化来调和人的异化的痛苦，中世纪的异化已经失去了这种手段。所以中世纪的审美是不发达的，它任凭人经受着撕裂，这种撕裂的痛苦不是像希腊人的那种外在的身体的痛苦。希腊人的痛苦主要是人的外在的身体的痛苦，人弱小，而神掌握了强大的自然力。这种痛苦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不是存在于精神中的。基督教徒是内心的灵魂的痛苦，体现为一种“苦恼意识”，苦恼意识也可以叫做不幸意识。人被撕裂了当然就苦恼，不幸了，充满了罪感的忏悔和拯救的渴望，这种渴望也就是希望。所以基督教讲到人的美德是：信，望，爱。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希望，一个是爱。希望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希望就可能得救，拯救的希望，但是它仅仅是希望，所以他还是痛苦的：一方面是罪感的忏悔，为自己的犯罪而忏悔；另一方面渴望被救，但是在此生渴望而不得，所以他很痛苦。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界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是魔鬼往往利用自然作恶，因此上帝和自然相对立。
在中世纪，本来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但由于人有了原罪之后，上帝看到人这么容易受自然界的诱惑，于是对自然界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在教会里面经常有这种说法，就是自然界是诱惑的魔鬼，你不要把眼睛盯着自然界，你要把眼睛盯着天上，盯着上帝。据说有一次在修道院里，一群修道士到修道院后面的树林里散步的时候，大家几乎是同时感觉到这一片树林多么美，地上开满了鲜花，一只夜莺在歌唱，清风吹拂着他们，一切都那么令人陶醉。突然有一个修道士喊了一声：“魔鬼！”大家都拼命逃回他们的暗黑室里去了。阳光明媚的自然界是魔鬼的诱惑，只有那个阴暗潮湿的修道室、忏悔室才是上帝的天堂、他们心灵的归宿。
上帝在跟自然的关系中，抽掉了他自身一切的感性特征。真正说起来基督教徒的上帝是无形无相的，基督教最反对的就是偶像崇拜。在他们看来希腊神话整个就是偶像崇拜，他们很排斥希腊神话，希腊人把感性的东西、自然的东西看得那么美好，这是违背基督教义的。基督徒心目中的上帝是没有感性特征的，而且也反对人们沉迷于感性。所以中世纪基督教反对一切科学和文艺，把它们看作是魔鬼的诱惑，是异教徒的堕落和邪恶，导致了整个黑暗的一千年，我们把中世纪称为千年的黑暗，也就是在这一千年里导致了文化的衰落、科学艺术的衰落，人们的思想、人们的创造力都被压抑了。唯一的是被一种道德的东西所支配，而那个时候的道德，又仅仅是《圣经》上面所讲的，是非常狭隘的。
尽管黑暗的一千年中世纪有这么多受人批评的地方，但是它还是有功劳的，把神和自然分离开来是有它的正面积极意义的。它积极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自然界提升到了纯粹的精神。当然世界上没有纯精神，但是在宗教信仰中，在宗教徒眼中他们把上帝看作是纯精神，不再是看做自然界比较高的层次，像古希腊神话那样掌握了巨大的自然力。当然它掌握了自然力，它就是世界的创造者，在《旧约》里面神动不动就发洪水、发雷电，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但是《新约》里面上帝已经超越了自然力，连耶稣基督都对抗不了自然力。耶稣基督后来被钉上十字架，他也是个凡人，他也逃脱不了一死。但是他永生的是他的精神，他的功劳就在于把人从自然提到了精神，促使人在纯精神生活中追求个体意识的完成，这是中世纪最大的功劳。
人在纯粹的精神生活中与上帝合一，达到个体意识的完成。中世纪的人还是有个体意识，只是变化了形态的个体意识，这对确立西方人的个体意识的精神性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要讲个体意识，肯定要涉及到它的各个方面，比如说财产关系、人际关系、人的感性方面，特别是现代人讲的消极的自由，我的人身不得侵犯，我的安全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物质层面的，肉体层面的。但是基督教使人确立了个体意识的精神性，就是别的事情都不谈，人最该追求的是一种纯精神，超越一切物质和感性需要之上，这个是中世纪基督教所造就的西方精神非常重要的内核。希伯来文明所造就的就是这一方面。它把人从偶像崇拜、自然崇拜或者说不太干净的上帝崇拜，提升到一种纯粹的精神崇拜，在精神崇拜里完成自己的人格。
由此我们来看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的天到底有什么区别？基督教的上帝，西方人也把它称为天、天父、天堂，都是在天上的，高高在上。中国的天也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中国的天没有那么高，离地多少多少丈就是天了。中国古代有这么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反正就是人跳不上去的地方就是天。同样是天，但是它们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的天是神圣化的自然，其实就是自然，但是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自然。我们要注意，在讲中国的自然的时候，跟西方的nature还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的天，虽然是意味着自然，但是它有神圣的含义，这跟西方自然科学的nature是不一样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自然是经过“驱魅”的。不过，中国的天虽然是神圣化的自然，但它不是一种人格神，不是一种有自由意志的神。它有时候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种道理、天理；有时候意味着规律——天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孔子的话。就是说它是一条规律，它也可能是一套制度。特别是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套制度：“天不变，道亦不变”。人道跟天道是同构的，人就是按照天道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的。
所以在中国，天的本质意味着“道”。“道”在典籍里面，像道家、儒家都讲过，孔子、老子都讲“道”。天的本质是道。道是什么？“道”本来的意思是道路，引申为行走，又引申为万物的规律、天命、天运，天的运行的规律，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的本来含义。它跟西方的“逻各斯”是不一样的。西方逻各斯的本意是说话、话语。在西方，从哲学开始提出“神圣的逻各斯”，就把说话的话语提到了神圣的含义上来了。逻各斯代表宇宙本体的话语。神圣的逻各斯，具有神的含义。但是“道”本身不具有“道说”的含义，不具有话语的含义，它的话语的含义是后来延伸出来的。我们的“道”在汉语里面也有话语的意思，但是这个说话的意思是派生的，它原来的意思是道路。
老子说“道可道”，道是可以说得出来的，道也可以理解为说，道说。所以有人把道和逻各斯相提并论，认为如此对等的翻译天衣无缝。西方的逻各斯后来也延伸出了道路的意思，如巴门尼德所说“按照女神的逻各斯，你就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它们的结构不一样，西方的逻各斯本意是话语，中国的道本意是道路，所以哲学意义上道的本义，你不能用说话来理解。你要用说话来理解中国哲学意义上的道，那就错了。“天道无言”，没有人把老子的“天道”理解为说话，相反它是不说话的。当然它也是自然规律，但是它这个自然规律是不说话的。像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春夏秋冬，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它就是这样，按照自身的规律生生不息。天都不说了，我还说什么呢？他实际上是说这个道不是可以说的，你们必须自己去体会，不用我说了，说多了也没用。所以中国的天道不是说话的意思，恰好是不说话的意思。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道和逻各斯的本质区别。虽然它们都有对方的含义，但是这个含义的结构是颠倒的。你是从话语中引出道路，还是从道路中引出话语，这个是不能混淆的。看起来都有，既意味着道路，也意味着话语，但它们的结构不一样。
所以中国的天作为一个道理、一条规律、一个制度，我们也把它称为天道。人要服从的是这套制度，这套不说话的制度。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的天，它不是一个人格神，它不说话，即使它有意志，也没有自由意志。天在董仲舒那里是被看做有意志的，天意难测，但是它不是自由意志，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把人类毁灭就毁灭。它是一种规律，天意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诠释自己。所以这一套制度本身是一套自然规律。天命，不是天的命令，而是天的命运。天命不是自由意志发出的命令，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像西方的上帝就是这样，看谁不顺眼就把谁灭掉。它可以把一个城市全部灭掉，它可以为所欲为，这就叫命令、自由意志。但中国的天是不会这样的，是有人情味的，是有道理的，这是天道。天不会做没道理的事情，所以说“知天命”嘛。如果它是完全的自由意志，你怎么可以知天命呢？所以它是天的命运。天命，我把它理解为天的命运。即使你把它理解为命令，它也不是自由意志的命令，不是为所欲为的命令，它是有规律的。
刚才讲了基督教的中世纪，我们再看西方的近代。在西方近代我们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自然，一是发现了人。这是研究西方近代历史的人经常津津乐道的。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在中世纪，自然和人都是被排斥的，人是被撕裂的，自然界是魔鬼。而到了近代文艺复兴以来，人们重新发现了自然界，重新发现了人，自然界是多么美好，人们再也不逃避了，再也不说那是魔鬼了，而是感叹这是上帝的造物，造得多么美妙，要热爱大自然；人也是，人是上帝的造物，人最像上帝，所以应该尊重人。结果就是人和自然结合起来，架空了上帝。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心理的结构有所改变，就是人和自然结合起来架空了上帝，甚至有时候背叛上帝，有时候不把上帝放在眼里，这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所体现的。文艺复兴，重点是文艺，发展文艺，发挥人的创造性，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在绘画和雕塑这些方面发现了自然界，发现了人。罗马的教廷，也就是天主教，为什么后来引起了宗教改革呢？就是因为宗教改革的新教徒们向罗马教廷抗议，说他们背叛了上帝。怎么样背叛了上帝？就是通过把人和自然界结合起来，那么看重奢侈，看重人的虚荣，看重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你们梵蒂冈教堂那么多的绘画五彩缤纷，诱惑人的眼睛，煽动人的情欲，你们把上帝放到哪里去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你们背叛了上帝。当然文艺复兴的那些人不承认了，他们觉得我还是相信上帝的，我之所以欣赏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的东西都是好的，他们有他们的辩护。
但是新教徒们有另一个倾向，就是把上帝纳入人们的心中，上帝就在你的心中，而不在外部自然形象上。既然上帝在你心中，上帝和人就结为一体了。面对自然界，对自然界进行改造，把上帝纳入自己心中来改造自然界，这是新教的倾向。马克斯·韦伯特别讲到了资本主义和新教徒之间的关系。新教徒到了美国，靠科学和工业开拓荒野，所以新教徒对科学和工业技术大力发展。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有人做过统计比较，在天主教徒里面学文科的比较多，新教徒里学理科、学工科的比较多。而且大部分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新教徒搞出来的。新教徒讲禁欲主义，禁止自己的日常欲望，克己，完成上帝的使命，虽然枯燥无味，但是他们还是充满信心地向大自然探索，改造大自然为人类造福。天主教徒比较散漫，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他们的艺术天赋得到很好的发展，都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很好的传统，一种民族性。他们忍受不了科学和工业，这些东西对人性的全面发展来说都是不利的。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在当时还不是很突出，但在现代就比较突出了。学工科，学理科的，我们通常都认为这样的人，女孩子都不愿意嫁给他。找一个学工科的当丈夫，那成天就和机器打交道了，这是违背人性的。这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确实有这方面的差异。
这是两方面，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宗教改革。它们看起来是截然对立的，但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也就是说它们把中世纪的截然对立、深刻的异化，又进行了一番新的重组、调和，人和上帝的关系更亲近了。人和自然关系亲近了，就把上帝拉到地上来了，上帝也就更亲近了。在新教徒那里，人跟上帝的关系，上帝在你心中的表现何在，就体现在改造大自然上。新教徒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就拉近了，自然界在新教徒手中成了证明自己受到的恩宠和上帝荣耀的必要手段。要掌握大自然，支配大自然，改造大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这显示出上帝的慈悲、仁慈、恩惠、大仁、全知全能。所以这两方面暂时消除了中世纪人和自然、人和上帝的双重对立。中世纪人和自然是对立的，人对自然抱有恐惧，人对上帝也抱有恐惧。近代以来这两方面的严重对立得到缓和，走向了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就是文艺复兴人和自然的合一、新教人和神的合一。都是“天人合一”，但是有不同的意义。不过，人在享受自然界的时候，仍然伴随着一种罪恶感，因为上帝毕竟不是在自然界里，还是高高在上。虽然我们尽可能地把上帝拉下来了。我们不去描绘上帝，上帝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我们可以描绘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圣徒、十二门徒、圣经里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上帝拉得近乎人形。但上帝本身还是高高在上，你总不能描绘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你只能描绘那些故事。所以人在自然的享乐里面伴随着一种罪恶感。哪怕是西方文艺复兴享受大自然的那些人仍然有种罪恶感。只不过他们有种托辞，就是我身为一个人，“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人是有限的，上帝生了我，我就应该享受人生。享受人生可能会犯罪，但是该享受的时候就享受，及时行乐。至于死后下不下地狱，到死的时候再说。有的人为了享乐，为了爱情，宁可下地狱。但他还是有种恐惧，有种罪恶感，背负着一种罪恶感在享乐。你们看文艺复兴的享乐主义者，好像是挺自由自在的，其实他背后还是有种罪恶感。这跟中国人的自得其乐，怡然自得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在享乐的时候是没有罪恶感的，尽情地享乐，“过把瘾就死”。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何必不享乐呢？不享乐就亏了。中国人是没有罪恶感的，但是文艺复兴的那些人尽管也是在及时行乐，但是还是有罪恶感，他始终感觉到最后有上帝的审判在等着他。
新教徒在改造自然的时候也发展出了一种异化。新教徒非常地克己、禁欲，发挥自己全部的才华、才干来造福人类，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东西，对他形成一种压力。本来是他创造出来的东西、财富，对他却成为了异己的东西。后来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精神“金钱拜物教”，本来是对精神上帝的崇拜支撑着他们去改造大自然，结果改造来改造去，成了对物质上帝的崇拜，也就是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把金钱当做偶像来崇拜。某某人已经不见了，只有某某百万富翁；某某人的名字不见了，名字已经被“百万富翁”取代了。你一说百万富翁就知道是谁，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就表现出了这点。人有了钱以后，就会被钱支配，身不由己。
总之，近代人在享乐的时候，自然界虽然使人感到很亲切，他沉醉于自然享乐之中，但是冥冥之中还是有罪恶感，把人变成了感官的动物。自然界还在与人为敌。享乐的罪恶感逼迫着人们对自身的价值陷入了怀疑。但是在近代最初的时期，这一切的对立、罪恶感、异化，都可以通过上帝而得到调解。只要你还信上帝，那么你总还是有希望的。虽然我在此生此世过得不是很痛快、很彻底，但是最后在上帝那里将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所以在一个信上帝的基督徒那里，近代人仍然可以把内心的矛盾加以调和。人们甚至也把上帝看做是一位科学家或者艺术家。用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眼光去看待上帝对世界的创造。上帝创造的自然界多么的美，上帝创造的人跟自然界多么合理。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人类的秘密。把一切规律、秘密都揭示出来了，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世界的；在艺术方面也是，我们发现上帝创造的世界这么美，我们伟大的艺术家实际上是对上帝的模仿，所以上帝本身也是艺术家和科学家。只要人们相信上帝，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上帝会赞赏人和自然的结合。人和自然结合本来也是上帝创造自然界的目的。《圣经》里面的《创世纪》也讲：“我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归你统治吧。”本来就是让人支配自然界的，他会赞成人通过艺术和科学对自然界的支配。这是近代，近代人们还在相信上帝。他们还有坚定的信仰，这特别是在新教徒身上体现得比较充分。
进入到现代——我们通常把现代看作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崩溃了。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样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实际上是黑格尔喊出来的。黑格尔最早在《精神现象学》里面提出：上帝死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在尼采这里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崩溃的状况。上帝的信仰一旦崩溃，上述的矛盾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本来还可以通过上帝来调和，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上帝的关系都是通过上帝来调和的。现在的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产生了对立，反映出人和自然不可调和的冲突。现代哲学特别讲到这一点，科学主义害死人。科学主义把人片面化了，科学主义把一切人文的东西都解构了，你把一切都变成实证科学，定量化的科学，那人的东西在哪里啊？无处可逃。所以人和自然不可调和，自然是科学主义的自然。人在诗和艺术里面还保留一些人性，所以诗、艺术与科学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
当人们把人等同于自然，那么人的人性就失去了。而人离开自然，他又失去了力量。我们说科学主义要不得，科学技术要不得，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把科学技术废除掉呢？这又不行，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离开自然界，人又没有力量，无法生存和发展。所以这两方面处于分裂中。今天的现代艺术家们就是一个例子。古典的艺术家都是模仿论的，现代的艺术家们，不求形似，都是抽象派，有的作品你根本看不出什么东西，作品中就是一大团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幅绘画，你看不出东西来；一首诗，你听不出意思来。这就是现代艺术，它离开了客观自然，就失去了力量。不管你自己认为表达得多么透彻，但是没有人能懂，没有人能够把握，你是抽象的艺术。抽象的艺术离开了自然界的形象，如何能够把意思传达出来呢？所以又重新陷入到苦恼意识，陷入到分裂：一方面人跟随着自然规律，那么人就没有人性，人就成为了数学公式，成了机器；另一方面，人要搞艺术，他就要离开自然，但离开自然他又失去了力量，他的意识就成了他的个人意识，他再大声疾呼，但对于别人也就像蚊子叫一样听不见。所以理性走向了非人化，理性本来是人的特点，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理性在今天走向了非人化，也就是异化，人的东西变成了非人的东西。而非理性大行其道，但是它只具有乌托邦的性质。总之，理性走向了异化，非理性具有了乌托邦的性质。
康德曾经想用“德性就是力量”来取代“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知道“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提出的，它为今天的科学主义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我们把知识看作力量，把科学看作力量，把科学看作改天换地的技术，都是从这个出发点来的。确实很有力量，现代的科学技术，它足以把地球毁灭许多次，这么巨大的力量太可怕。康德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应该认识到“德性就是力量”，应该看到道德的力量比知识的力量更加强大。“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这个是康德提出的设想，但是德性毕竟太软弱，后来人批评康德就说他太软弱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康德就说他代表着当时软弱的新兴资产阶级，具有不彻底性，妥协性等等。不论怎么说，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康德的这些思想虽然很理想化，但是很难找到实现它的力量，后来，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也是这样的，黑格尔比康德就有力量多了，到了马克思就更有力量了。马克思主义磅礴于全世界，它的后果那是非常大的力量。虽然今天他的力量好像又处于一种下降阶段，但是他确实是能够改造世界的一种力量，马克思是强调这个东西的。
所以在现代人心中上帝已经死了，但是上帝的位置又虚位以待。西方人是不能没有上帝的。西方文化为什么有宗教意识的背景？因为西方人的个体独立意识是不能没有上帝的。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上帝不存在了，但是他们还是想要有一个上帝。哪怕要做出一个代用品，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出来。伏尔泰早就说了：“即使没有上帝，人们也要造一个出来。”现代的个体意识陷入到了一种极端的孤独，在很多人心中上帝已经成为个人心中的偶像，不再具有普遍性。像克尔凯戈尔，他的上帝就是他个人的，他也不要求别人和他一样信他的上帝。所以上帝已经不再具有普遍性，他是每个人自己精神生活的寄托。人一方面求助于上帝来超越自然，一方面又求助于自然来反抗上帝。现代人又重新陷入到了人、神、自然的尖锐的对立。
以前一直也有对立，但是没有到现代人这么尖锐的程度。上帝死了以后，人们还是要求助上帝，超越自然。特别是那些艺术家，他们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就求助于上帝，还是希望有个上帝，有时就把美、把艺术当作上帝。找一个上帝的代用品，想要超越自然。但是人们还是面临着反抗上帝的使命，就是说上帝的宗教传统对于人还是有一种异己感，人们又求助于自然来反抗上帝。所以自然界虽然被人所人化了，“人把自然界人化了”这是马克思的一个说法，人把他自己的对象人化了，通过艺术、通过科学，都把自然界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或者把它变成自己的寄托，变成自己的象征。但是自然界虽然被人化了，却仍然在反对人本身，工业和技术，强大的自然力对于人本身仍然有一种压制。上帝现在是人造出来的，其实人自己也知道，上帝是人造出来的，这点在康德那里已经表现出来，“上帝是人的实践理性的一种假设”。我们假设这样一个上帝，是为我们更好地遵守我们自己的道德律，我们假装相信上帝，设想一个上帝，我们把我们的道德律看作是上帝颁布的命令，其实是我们自己颁布的。所以康德的上帝是人造的，但是你既然把他造出来，你就要把他放在人之上。你既然造了一个上帝出来，那岂不是要凌驾于人之上吗？所以在现代的西方文化心理里面，人、上帝和自然谁也离不开谁，但又没有办法达到调和，这是现代西方思想、现代西方心理的一个绝症，没有办法解决。
在这样一种思想的苦恼中，西方开始转向东方的神秘主义。这是从二战以后开始算起的当代的事情。当代，西方开始瞄准东方，包括中国，包括日本，转向东方的所谓神秘主义。其实东方并不神秘，在西方人看来是东方神秘主义，但是我们中国人看来一点都不神秘。虽然我们也讲神，比如“这个事情神了”，但这都是日常的，我们这些话语都是日常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充满了神的东西，也充满着灵的东西。我们说“这个东西很灵”、“这个东西很神”，但你不要以为我们就信神，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很日常的。但是这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东方神秘主义。我们讲体验，讲顿悟，顿悟看起来好像很神秘，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某某人顿悟了，我们说他有“慧根”，他天生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神秘，他讲出来的都是大道理。慧能在讲道的时候，讲的是《坛经》，你会发现所讲的都是大道理。当然很美，需要你去细细体会，但不是神秘的，是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的。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