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转向东方神秘主义，是要寻找一个思维、存在、天地人尚未分化的境界，引起他们的一种回忆，就是在原始时代，天地人神都还没有分化。特别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后期讲天地人神四者统一四者未分这样一种境界，试图寻找这样一种神秘的统一。但是海德格尔的出发点仍然还是“此在”，此在是什么？此在就是孤独的个体，就是此时此刻存在的个人。他的早期的《存在与时间》里面强调的就是“此在的形而上学”，此时此地的存在的个体的形而上学，他后期的思想有所转向，但他的这个思想在我看来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哪怕在他的晚期，他的“天地人神”里面的那个“人”的因素还是起着一种此在的作用，它是天地神的守护者、看护者，只有通过人的存在才能把四者统一起来。所以他还是有这种西方个体意识独立的传统，这个是没有办法跨出去的。
我们讲中国人没有办法完全跨出、超出自己的传统，西方人也是如此的。尽管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的超出是非常醒目的，比如说海德格尔曾经和萧师毅在一起翻译老子的《道德经》，但是后来努力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当然我们可以看出他至少有这样一种倾向，这样一种意图：想要把东方的思想结合在他的哲学里面。但他的翻译为什么后来失败，没有进行下去呢？海德格尔没有明确地说，但是海德格尔在晚期有过这样的说法：“西方的问题还是要回到自己古希腊的传统才能解决”，这无形中就把他自己曾经对老子《道德经》的向往否定了。实际上他对老子《道德经》的理解是一种误解，是一种文化错位。他误以为老子、庄子还有禅宗讲的那些东西和他自己的东西是合拍的，其实仔细一看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些东西后面的根基是不同的，文化积淀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他最后发现还是要回到古希腊，回到巴门尼德，回到赫拉克利特，回到苏格拉底以前，去寻求他的解决西方问题的钥匙。甚至对于上帝也是如此，海德格尔自己是不谈上帝的，他晚年谈天地人神，他认为上帝从他的哲学角度来看，从思想的角度来看，还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是不可撇开的。虽然他不相信基督教的那个上帝，但他晚年和《明镜周刊》的记者谈话时，说到这样一句话：“也许还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他们”。西方的文化已经走向没落，能够拯救他们的只有一个上帝。但是这个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是一种若有若无的上帝，实际上是一种等待，期待一个上帝来拯救他们。如果没有，那就完蛋了，如果有，他们也许还能有救。所以这并不是说他回复到对上帝的信仰，他对上帝是没有什么信仰的，但是他还有一种希望。
当代的无神论者萨特，法国的存在主义者，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西方现代人的一种心情。萨特是比较明确地鼓吹自由意志的，更加带有一种弘扬传统的意识。我们讲弘扬中国文化，在西方的萨特那里，他实际上也是在弘扬从古代斯多葛派到康德，到现代人，到黑格尔、马克思，他们这一系列的西方文化的传统。他这里的弘扬就是强调自由意志，但是他这个自由意志突出了西方自由观的特点。西方自由观的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存在本身是荒谬的。就是人生在世，他的处境本来是虚无，被抛入了存在，这个存在本身没有什么道理，完全是荒谬的。正因为是荒谬的，所以它是自由意志得以展示自身的一个条件。如果人被抛入的这个处境是有条有理的，逻辑严密的，那就没有自由意志的余地了。正因为他被抛入的处境是荒谬的，所以自由就是可能的。但是这个自由仅仅在于我能够应用这个自由去改造这个荒谬的存在，使得我所处身的这个环境变成有意义的。这样一种劳动，这样一种自由的工作，很沉重，非常沉重，一般人不容易担负得起来。所以从古代斯多葛派到萨特都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说自由是人的不堪忍受的命运，或者是负担，很沉重，基督教也是。基督教除了“放下重担”以外，还要“背起十字架”。放下重担是解脱了，但背起十字架却是承担了。在萨特这里，讲自由是一种承担，跟我们讲的自由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讲的自由就是自在，没有责任，不负责任，逍遥。逍遥游庄子讲的是逍遥自在。但是萨特讲的自在是担起你的责任，改造世界的责任。这是他强调的人的自由。
加缪把这个自由描绘成了西绪福斯的苦工——大家如果看过《西绪福斯的神话》，这是加缪写过的一个寓言，其实也是古希腊神话里面讲的。西绪福斯是一个旧神，被打败了。然后宙斯罚他做苦工，在地狱里面把石头推到山顶。刚推到山顶，石头就会滚下来，滚下来，然后又去推……永永远远地循环往复，做毫无意义的工作。加缪认为，所谓自由就是这样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但是，即便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苦工，它有意义。它是什么意义呢？并不是说你把这个石头到底推上去了没有，掉下来了没有，不是这个意义，而是显示了人的自由。人每一次去推这个石头，显示了英雄主义的承担精神，承担他的命运。我是自由的、自愿地去承担我的苦工。我不断地去推，显示出人的生命力。人所做出来的东西，你要说它有多大的意义，都很难说的。我们今天的网络时代，科技发明，这么大的成功、成就。你说它到底有多大的意义？都很难说。有的人认为它还不如原始时代的粗茶淡饭、茹毛饮血，那同样的愉快，幸福指数同样高。于丹最喜欢讲这些了，就是讲人的幸福指数。把幸福指数一摆，人总是幸福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幸福。但是西方人不是讲幸福指数，而是讲人的自由、尊严。我不会被打倒，“人生来不是要被打败的。”这是海明威的一句名言。人生下来不是为打败的，就是要战胜，战胜以后又失败，失败以后又战胜……不断地去战胜困难。但是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现代人就处在这样一个矛盾中。他知道要追求自己的自由，他必须要承担苦难，但是他又有那种天生的逃避自由的倾向。弗洛姆写的一本书叫做《逃避自由》，分析法西斯和纳粹的群众文化心理。为什么那么多的群众都拥护希特勒？它是群众的一种本能——逃避自由。要么你就不自由，而得到幸福；要么你就自由，但你要承担痛苦，承担苦难。那么，一般人都选择了不自由而幸福，这是人的本性。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的缺位而造成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还能够回到中世纪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只有上帝使人既是自由的，又是幸福的。所以，在当代，这种三元结构已经开始解体的情况下，实际上还隐含着自然、人和神的三元对立。隐隐约约地还有这个东西在，你不能忽视文化心理结构模式所起的这种作用。
从上面讲的中西文化心理模式的两种不同的模式里面，我们进一步更具体地考察一下真、善、美三者处在中西文化中的两种不同的关系模式。前面讲到的是自然、神和人，那是更高层次的，是大结构。更具体的结构就是真、善、美这个人类追求的三大目标，任何一个人类文化都要追求真、善、美。在真、善、美三者之间，中西文化的这个结构也是不同的。一般达到共识的就是在西方文化心理里面真的这方面，也就是说认识总是第一位的。西方人较真，我们讲西方人把真看得很重要，使客观真理、科学发展起来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形成了他们的科学精神，一直到近代科技。这是西方的特点，最明显的特点。我们跟西方人刚刚一接触就发现了，西方人的科技文明最发达。奇技淫巧，船坚炮利，打败了我们。你不得不承认。我们曾经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天下第一，但是我们发现英国人的、海外人的兵器远远超过我们，他们的科技文化要比我们强。其实追溯下去可以发现，在他们的文化心理里面已经有了这个根基，就是说他们经常把真看作是第一性的，看作是最基本的，而把道德和艺术，也就是善和美都看作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之上。所以西方人表现得重理性、重逻辑、重科学知识，这是西方人、西方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首要的因素是善，也就是道德。也有知识、审美，不过知识、审美都要建立在善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孔子对农业技术是瞧不起的。樊迟问他怎么种庄稼、怎么种菜，他说那是小人干的事情，君子不要干这些事情。他鄙视农业技术。宋明理学的张载把德性称之为“诚明所知”，那是最高的知识；而一般的科学知识、对于自然万物的知识，那叫做“闻见小知”，耳闻目见，那是小知识。闻见小知和诚明所知，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是儒家。道家的老子是根本就否定知识的，提倡反智主义。老子是根本否定一般的知识的。当然他也有他的知识，他的知识更多的是否定知识的知识。他知道怎么去否定。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我们从前面讲的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就可以对此加以解释。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西方人的这个关系是通过人和物的关系来实现人和人的关系，在西方文化土壤里面表现为私有制。我通过我占有、我所有这一片土地或者这一个所有物来跟他人打交道，做交易也好，拉关系也好，通过人和物的关系来实现人和人的关系。中国是通过人和人的关系来实现人和物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交代了这个基本模式。当西方人通过人和物的关系来实现人和人的关系的时候，人和物的性质肯定是不同的，人不是物，物也不是人。人和物的关系首先就表现为主客对立的关系。因为人和物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人要和物发生关系就必须处在一种主客对立当中。你要占有物，你就必须要采取种种手段。你至少要把它抓住，要把它保有。
所以，这就导致了主客对立的关系，导致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在每个个体面对对象的这样一种关系中，它首先体现为一种认识关系。因为物跟你是不一样的，你要保有这个物就必须要理解它，你要知道你掌握的是什么物，它有什么性质，它有什么属性，你才能够与物直接地发生关系。你要发财，你要赚钱，你要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你必须对这个行业有所认识，否则你是搞不好的，你到手了也会失去。所以人和物的关系是主客对立的，在哲学上体现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种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首先是认识关系、认识论的关系。认识论的关系首先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其次是基于这种关系之上的实践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理论和实践，实践是基于认识之上的。我们认识到了客观规律，我们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并且可以跟他人打交道。实践关系也包括跟他人打交道的关系。跟他人打交道的关系就是你的行为规范，比如说道德；以及跟他人传达情感，比如说艺术、审美。这些都是跟他人发生关系。所以最根本的是认识关系，然后是实践关系，然后是跟他人发生的道德关系和艺术审美关系。它是这样一个结构。
反过来我们看，当中国人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实现人和物的关系的时候，人和人之间性质是相同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和人之间是很亲近的。它跟人和物不一样，人和物是很陌生的。外界的事物跟你不一样，你要认识它，你就要掌握知识。至于人和人的关系，你生下来长在家里，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不是什么认识关系，它就是情感关系。你本来是你父母身上的一块肉，你跟你父母本来是一个东西，现在掉下来了，你父母把你生下来了，生在一个家庭里面。所以，人和人的关系是很亲切的，很直接的。最直接的就是天然的情感关系、伦常关系、家庭关系、血缘关系。这些东西是最直接的，它没有什么陌生化的色彩。在人和人之间最初的那种关系里面，它不可能介入一种物。比如说我送给父母什么东西，然后他才是我的父母。那不是的。你当然可以送给你父母东西，那是因为那是你父母，你才送给他东西；不是因为你送给他东西，他们才成为你的父母。所以，首先是人和人的关系，直接的关系，不可能把物介入进来，更不可能把他人当作物。当然实际上把他人当作物这种情况多得很，但是在理论上、在道德上，我们中国人通常认为你不能把亲人当作物，你不能把最初的那种人与人的关系当作人与物的关系。你把别人当一个工具来利用，你把别人当枪使，这都是不对的。所以一开始就要排除物，它就是一种直接的人人关系，是靠血缘亲情来维系的，它不是任何人所制定下来的，而是习惯传下来的。它不是间接性的推断，而是水乳交融、血浓于水的。既然是这样了，这种合一就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所有人伦、习惯传下来的，那就是伦理、道德。所以，最直接的那种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一开始就是伦理道德关系。它不是哪个制定的一套关系，它本来就是人天生的。
人和人的这种直接的关系在伦理道德的背景下就成了一种制度性的情感。我们中国人讲情感，非常重视情感。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中国人最重视的情感是那种制度性的情感、伦常性的情感、亲情伦理，不是随便什么情感。你随便什么情感碰到这种制度性的情感是不值一提的。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父母是为你好，把女儿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人。如果女儿说你要尊重我的情感，那在中国是不成立的。尊重情感，最重要的情感是你要爱你的父母。所以中国人讲的情感是一种“应当”的情感，你应当爱你的父母。至于你后来偶然发生的那种自然的情感、自由的情感，那都不算数，那要服从这种制度性的情感。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的这种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伦理性的情感，是一种“情理”。只有以这样一种伦理性的情感、伦常作为前提，我们才能占有和利用自然物。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以人和人的关系来处理人和物的关系。首先是家庭、血缘、亲情，一个一个的圈子，这些圈子定了以后，我们来分配我们之间的物质、财产。财产归谁，这些东西都要以这样一种血缘的关系作为前提。体现在社会上也是这样。当我们团结起来和大自然打交道的时候，这就是用人和人的关系来处理人和物的关系。在中国人中间，既不是“知识就是力量”，也不完全是西方那种“德行就是力量”，而是“团结就是力量”、人定胜天。我们讲“人定胜天”，通常理解就是人一定会胜天，其实我认为不对。人“定”，它这个“定”就是“安定团结”的意思。人们安定团结了就会胜天，这就是团结就是力量的意思。安定团结，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好了，我们跟大自然打交道就有优势了。这个时候，我们团结起来跟大自然打交道，也许我只有一个人，但是我心中装着全体、装着国家、装着天地、装着人类。
那么我们在跟大自然打交道的时候就有一种移情现象，我们把自己的情感移入自然界。移情是美学里面的一个术语，心理学也是这样说。这个移情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中国人经常移情，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是采取一种情感态度，包括我们的新闻联播。我们的新闻联播里面动不动就是移情，有时候是滥情，好像不是在播新闻，而是在播一首顺口溜，播一首韵文、对偶句、抒情诗。我们经常是采取这样一种修辞的方式来播新闻联播，而不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语言。刘勰早就讲到过这种审美的世界观，“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你登山的时候，你的情充满了山峦；观海的时候，你的意就是在海中体现出来。所以，我们经常讲中国是一个诗化的国度，而这个诗又不是史诗，它主要是抒情诗。就是说中国人善于移情。你善于移情，你就可以去做官。开科取士，最开始就是看你诗做得好，你就可以当官。我们今天看起来很荒谬，其实是对的，因为中国就是一个诗化的国度。他诗做得好，他就随时可以讲出一番打动人心的道理来，他就可以治国平天下，他可以动之以情嘛，而且他这个情是一种伦理性的情。所以他是靠这个以情治国。他不是以法治国。当然也是以德治国，但是也是以情治国，因为中国人的德就是情。我们经常讲圆明园的兽首的拍卖“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西方人会觉得伤害感情算什么理由，但在中国就是理由。你伤害了我的感情，那就不行，我就跟你没完，鱼死网破，大家都讨不到好。
中国是个移情的国度。我们把情移于大自然的时候，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移情使我们在大自然里面悟到了我们的伦常关系。伦常关系是我们的根本。我们中国人的人格的根本就是这种伦常关系。我们在大自然里面通过审美、通过移情，意识到这种伦常关系。什么伦常关系？就是提升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我们在审美的时候最高的境界就是物我两忘。因为在这样一个境界里面，所谓的物，它是另外一个我。我们所看到的物都是我，比如说山，我的情灌注在里面，它就是我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的这两句诗就说明人的各种移情把青山当作他的朋友，甚至于当作他自己的一面镜子。他可以用自己的心去猜测青山会觉得怎么样。这就是移情，物就是另外一个我。我就忘记我了，我并不是我这个我了，青山也是我，大海也是我，到处都是我，这朵花也是我，这只蝴蝶也是我。那么什么东西使它成了我呢？就是一个情。贯穿于物、我、人之中，是同一个情。而这个情呢，我们刚才讲了，是一种伦理性的情，它不是那种一己之私情。你说你爱上了一个人，你要嫁给他，那是一己之私情。那个是不作数的，父母要骂你的，说你“真无情哪！”你或许很奇怪，我现在爱着一个人，不是有“情”吗？但那就是无情，你对父母无情嘛。所以这样一种情呢，它不是一己之私情。哪怕在恋爱中，也要强调那种普遍的、共同的情。《诗经》里面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诗序》解释说是讲“后妃之德”，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当然也不否认恋爱，中国也有很多爱情的故事，梁祝什么的，这都是爱情的故事。但这种情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已经从一己之私情升华了，梁祝没有违抗父母之命私奔，而是自己悲痛而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在我们移情的过程中间，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忘情。
“忘情于山水之间。”你已经忘掉一己之私情了，你已经把山水都看做是万物之情了。中国人讲的这种伦理之情，实际上也就是万物之情，就是天地之情。天地有情，山川有情。你要把自己的一己之私情升华到这样一种程度，梁祝就是把私情升华到了山川万物之情，所以才得到人们的歌颂嘛。只有忘情，才能够达到情景交融，情和景，情和大自然交融一片。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特别注重这方面，情景交融，它跟西方的那种模仿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忘情本质上是忘我。物我两忘，本质上是忘我。那么忘我呢，它就有一种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它就是忘我嘛。你生在伦理体系里面，血缘关系里面。谁把你生下来的？你的父母。所以你生下来，实际上你不是你，你本来就是一种关系。你要把自己放在关系里面你才能够把握真正的你。
所以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他们都强调人在关系中应该忘我。忘我恰好就是个体意识不独立嘛，中国人在审美的时候，他的前提，是要忘掉个人。你把自己放大为整个山川，整个天地，你就能够欣赏了。如果你怀有一己之私情，那你就欣赏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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