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1993年6月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十七万字的长篇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自述》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为什么十八年后才在书中谈这部长篇的创作，陈忠实解释说：“如果自信作品基本展示了自己的体验，就没有必要作那种多为解释作品的后记”，“这种理解可能属于一种偏见，却几十年难以改变”。由于这个原因，《白鹿原》问世后许多出版社约写“自传”都被他谢绝。
2004年冬天，陈忠实的老朋友、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心宏乘来西安主持研讨会之机再提此议，陈似有心动，最后仍然作罢。还是改刊后急欲抢占卖点的《江南》杂志表现生猛：“不料到2007年春天，《江南》杂志张晓红电话约稿，让我写一些有关《白》书写作前后的有趣的事。我稍微做斟酌之后便答应试一试。”5月写成的首篇文章被陈忠实作协同事、《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拿去连载，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故事不让人惊奇，当代作家档案中的很多故事与此大同小异。不过“十八年”这个时间段却具有微妙意味。十八年，足令这个当红作家从批评家和媒体的吹捧包围中平静下来，冷眼打量自己走过的三十年文学道路。小说《白鹿原》与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以下简称《寻找》)两本书之间，就这样出现了一种相互审视的距离，形成一个对读的景观。
一、小说与地方志
《寻找》告诉我们，陈忠实1942年出生在陕西西安郊区灞桥，1962年毕业于西安第三十四中学。高考落榜后，回乡任毛西公社小学和农业中学教师，长期做公社基层干部。他一直遗憾没念大学，小说创作道路不太顺畅。
陈忠实1965年春在《西安晚报》副刊发表散文《夜过流沙河》，1973年在《陕西文艺》发表《接班以后》、《公社书记》等小说，曾是当地栽培的“工农兵作者”。他的《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还写过一二十篇中短篇小说，但顶多是全国二流作家和陕西本地知名作家。
在小他七岁和十岁且名满天下的路遥、贾平凹面前，陈忠实只能紧跟后尘毫不松懈。他不聪慧然倔劲十足，丁玲20世纪50年代的“一本书主义”对他刺激很大。况且灞桥与他终生崇拜的柳青蹲点的长安县毗邻，常年生活在这位小说巨匠身边，谁都难让自己紧绷的文学神经松弛下来。他在《寻找》中发狠地说：“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这书指的就是《白鹿原》。
但陈忠实对长篇小说这想象中的“史诗”一直心存畏惧。在他的文学观念中这种小说只能出自19世纪的文学巨匠之手，出自柳青之手。1985年后的陈忠实渴望着新的出发。《寻找》说：
西北大学教授蒙万夫告诉他，“长篇小说是一个结构艺术。其实在我不单是一个结构问题，我既想见识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也想看看各路作家的语言选择，甚至如何开头和结尾才恰到好处。我已十分切近地感到某种畏怯，第一次写长篇，人物和内容又那么多，时间跨度也那么长，写砸了就远不是某个中篇或短篇不尽如意所可类比”。
他对如何驾驭史诗性的小说规模心中没底，可禁不住在文学前辈的光环下蠢蠢欲动：“我自然会想到柳青和王汶石，他们对渭河平原乡村生活的描写，不仅在创作上，甚至在纯粹欣赏阅读的诗意享受上，许多年来使我陷入沉醉。”
他记得1974年在南泥湾“五七干校”锻炼时，除“毛选”外，还“悄悄私带了一本《创业史》”，藏在窑洞里细细琢磨了半年——“这两位作家对我整个创作的影响，几乎是潜意识的。”而将长篇小说落实到人物塑造，他认为柳青贴着人物写历史的做法对他影响最大：“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是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应。”
但他纠结的是，新时期文学已大异于柳青、王汶石的文学年代，“十七年”的“柳青传统”应该搁在自己文学世界的哪个位置上，变成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首先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
柳青和王汶石都是陕西“本地人”。确切地说，“柳青传统”应该是一种本地人的“文学传统”。许多一生专注个人家族及其“地方志”的作家，最后都成为了伟大的作家，例如鲁迅、沈从文、柳青、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等等。路遥、贾平凹也都是从这里走向全国的。80年代末“告别革命”的思潮开始从北京传到西安城，这时陈忠实正醉心于美国人赖肖尔的著作《日本人》。
不过，《小说评论》编辑李国平认为另一本书也许能解开作家心中的困惑：“书名为‘兴起与衰落’。这是青年评论家李国平推荐给我读的，他大约风闻我在查阅西安周围几个县历史资料的举动，让我读一读他已读过且以为很有见解很有深度的这本书。
这是研究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的书，尽管历史教科书向每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普及了长安曾经的几度辉煌，然而作者对这块土地的兴盛和衰落的透彻理论，也给我认识近代关中的演变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他承认，“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
这种理论所阐释的“地方志”实际是对家族、革命、传统、情欲和习俗人性的忠实记录，它是当地老百姓千百年来的“日志录”。被“文化心理结构”理论所提醒所关注的“地方志”，因此悄悄绕开新时期文学创新探索的潮流，同时扫清了他与柳青、王汶石之间的历史障碍，被借用到《白鹿原》的构思过程之中。陈忠实正是从这里走出了被路遥、贾平凹笼罩的阴影。这才是他重新出发的地方。
1986年4月到1988年清明节，陈忠实辗转三县埋头查阅地方志。1986年初春他盖完新屋，便迫不及待背起挎包，趟过家门前的灞河(春水有刺骨的感觉)，再穿过对岸的村庄，乘上去蓝田县城的班车。沟壑纵横的白鹿原在车窗外展开，又一一闪过，“历经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小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这是19世纪长篇小说里的自然和历史场景，它们令作家激动。这种史诗般宏伟的陕西的山川河流曾在柳青《创业史》和路遥《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中多次出现。
陈忠实是怀揣着这块19世纪伟大长河小说的模板踏上查阅地方志征途的。反过来说，藏在资料馆的长安、蓝田和咸宁三县神秘莫测的地方志，也在这里指引他，激励他身怀抱负去重建心目中理想的长篇小说。他知道，他这是在重建个人意义上的“白鹿原”的“历史”：
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
《寻找》叙述这位名气不大的地方作家，觉得自己就像两千多年前为写《史记》踏勘北国山川河流的陕西乡党司马迁，正经受着寂寞屈辱和含辛茹苦的走访生活：
我到长安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的时候，正是暑热的8月。
走过大街进入一个村子，再走进挂着写有“旅舍”二字的一个农家院子，在主人引领下上了一幢简易单面二层楼，楼梯是粗钢棍焊接而成的，房间有木板床和一张桌子，还有脸盆和热水瓶……
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
有了在蓝田的经历，对于“一次只能借阅一本看完再换”的政策，不仅再无异议，而且很为这种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我便小心地翻揭那些太薄太软的纸页，摘抄其中有用的资料，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裹起来，送回县资料馆，再换一本来，每天在县城里往返跑路，脚上的劲儿一直很足。
查阅资料就像沙里淘金，翻阅者则如失去方向在大海上茫然颠簸的帆船，整日劳而无功或几日才偶有所得的事情会经常发生。人对历史的研究，犹如与历史之间无缘无故的博弈角斗，那是经受万重困境才能与遥远未来情景凝望的孤独心情——古往今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大概都有过相类似的文字记载。
我住在蓝田县城里，平心静气地抄录着一切感兴趣的资料，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仍然兴趣十足地抄写着，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即一个硬皮活页笔记本的每一页纸抄了正面又抄背面，字迹比稿纸上的小说写得还工整。
我说不清为什么要摊上工夫抄写这些明知无用的资料，而且显示出少见的耐心和静气，后来似乎意识到心理上的一种需要，需要某种沉浸，某种陈纸旧墨里的咀嚼和领悟，才能进入一种业已过去的乡村的氛围，才能感应到一种真实真切的社会秩序的质地。
1986年到1988年之间，三县资料馆外面的文学世界正喧腾翻滚着“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滔天巨浪，新潮批评家两眼紧盯一帮敢于艺术探索的青年作家。陈忠实呆着的这个“历史死角”不在这个架构之内。他似乎被人抛出了历史之外，但是又以这种方式回到历史当中。他可能深感委屈。文学史从来就是以一些作家的委屈，来成就另一些作家的事业。压抑是它最古老的机制。
1952年柳青(陕西榆林人)从北京的《中国青年报》回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蹲点，一呆就是十四年，在那里写出传世之作《创业史》。司马迁(陕西韩城人)在汉武帝建元初年开始查阅史料并游历各地，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基本完成了《史记》的著述。
他们是处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三个人，我不太想辨析他们各自不同的意义。令人感兴趣的倒是“某种沉浸”的“耐心和静气”的陕西人身上所散发的历史的气息。小说既然脱胎于历史纪传，它必然就会与历史签订有某种原始而神秘的协议。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和新历史“现实主义文学”的猜测之外，我有点点相信它同时也是一种古老的地方志范畴里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这方面，《白鹿原》大概应该被称作一部贯通着司马迁和柳青某种文化血脉和传承性的长篇小说。
二、白鹿原地方志里的人物
由于具有“文化心理结构”理论所阐释的“地方志意识”，陈忠实再看他司空见惯的家乡就不一样了：
我顿然意识到连自己生活的村庄近百年演变的历史都搞不清脉络，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做蒋村。我的村子紧紧偎依着白鹿原，至少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且不管两千年前的刘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诸多诗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过久远的轶事。
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经过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初，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儿的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
就像柳青在长安县皇甫村苦苦寻觅符合“合作化运动”历史尺寸的主人公梁生宝，以及梁三老汉、改霞等人物那样，陈忠实深信乡村轶事和县志里也必潜藏着自己小说里的那些灵魂人物。但与柳青明显不同，他把“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设计改造扩充到两千年王朝兴衰和村庄近百年演变的这个大架构之中。作家查阅走访的地方志，就这样开始为我们叙述符合《白鹿原》历史尺寸的那些人物了。
既然要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家乡，《白鹿原》里的灵魂人物白嘉轩以这种形象出现在小说架构中就变得顺当自然。《寻找》说，在找村里几个爷爷辈的老汉了解村史家世失望而归后，
“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把范围缩小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这个门族的最早一位祖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他手上，先盖起了这个陈姓聚居的村庄里的第一个四合院，积累囤攒了几年，又紧贴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我是东门子孙无疑。
“到我略知火烫冰寒的年纪，我的东门里居住着两位叔叔和我的父亲。西门人丁更为兴旺，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八家院，这位说话的爷爷就是西门的。东门西门后来再未出现过太会经营治家的人，因为后来聚居在这个四合院里，没有再添一间新房，也就无人迁出老宅，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我在弄清家族的粗略脉络之后，这位爷爷随意说出的又一个人令我心头一颤。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
“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街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禀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也就在这一刻，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融进这个人的血液，不再是干死的条文，而呈现出生动和鲜活。”
那两年无论是在骑车、吃饭喝茶，在地里锄草、培土、浇水和一人独处时的陈忠实，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人。
与白嘉轩这块千百年乡村秩序的“基石”，以及“乡约”所代表的规范约束村民和自我修身的传统文化精神相对照，小娥这个人物的构思则被安排为乡村社会价值观的另一维度。埋头抄录地方志时的陈忠实想到，与《创业史》里长安县的先进女青年改霞不同，这个人物与地域性有着更为原汁原味的连接。
他发现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关于贞妇烈女的卷本竟然有四五本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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