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一瞬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为他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读过程中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悖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浮上的我的心里。
“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他由此发出感叹道：“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为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
在“文化心理结构”和“告别革命”理论的双重启发下，宗族社会与革命运动是陈忠实给《白鹿原》安排的两条主线，宗族与革命则是这部长篇的基本架构。如果说田小娥的“放荡”是对白嘉轩乡约巨大压抑性的某种自我调节，那么革命历史板块的错动，则是对传统中国社会变局撕裂性的猛烈推送，陈忠实认为正是宗族社会与革命运动的相互较劲，才能绘制出20世纪初叶到中叶中国社会历史的全图。鹿兆鹏和黑娃的形象是虚构的，然而白灵则来自作家对地方志的勤奋抄录。“地方志”凝望着这个本乡革命烈女的生与死，而这个烈女也会不辜负这个白鹿原的厚重期许。创造过“周秦汉唐”辉煌史的白鹿原，从来都是不断涌现慷慨悲歌之男女的非凡之地。
反过来说，没有少男少女英气勃发的地方志，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值得“文化心理结构”和“告别革命”理论观照并与之相匹配的研究对象?没有它们之间的相互审视和热烈讨论，《白鹿原》的历史精神气也就将丧失殆尽。这部在90年代初的文坛上引起轰动，接连被各种读者层次所认可，获得“茅盾文学奖”，又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年来“长销书”的长篇小说，究竟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余地呢?
在《寻找》“十三·原上的革命”一节中，陈忠实详细记述了宗族社会叛逆者白灵形象(她是白嘉轩女儿，另一个宗族社会叛逆者是鹿子霖的儿子鹿兆鹏)孕育产生的过程。1987年初夏，陈忠实到传说中的白鹿原腹地孟村小镇粮店寻觅第一个中共支部秘密诞生的事迹，据说这支部是由一位在北京某大学接受马列的青年创办的，他还发展了两个党员。
但历史猜测毕竟是猜测，即使写小说也要将史料做实。正当史料断线而作者的寻访再陷死胡同的时候，作家张敏寄来他主编的薄薄的刊物《革命英烈》。“在这本包装简单的小开本刊物上，我读到了张景文烈士的事迹。她是白鹿原上人，在西安读书加入了中共，因为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追捕，地下党把她送到刘志丹在南梁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在‘极左’路线执行者发起的‘清党’运动中被怀疑为‘特务’活埋了”，“文章不足1000字，作者是一位同样被怀疑为‘潜伏特务’的女战士写的，她和张景文被关押在一孔窑洞里，此前并不熟悉，关押的两三天时间里，才得知是白鹿原上某村子的人。她眼看着张景文被拉出去活埋了”。
陈忠实承认，“我的捶拳吁叹的失控心态，就在这一刻发生”。但是“从最初阅读这份简单的回忆文章的震惊里平静下来，一个鲜活的女革命者就横在我心里了”。“这是一个女性，一个能从白鹿原走进刘志丹革命根据地的女青年，我能充分感知需要怎样的思想和勇气”。“我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在未来的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发生的革命”。
他相信正如前面叙述过的：“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是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应”这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仍然是适用的。“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具有决定作用，在我看来这正是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诗眼，是这部长篇深沉的灵魂。
与90年代后中国当代小说家的长篇小说架构大多取法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不一样，陈忠实虽也曾一度迷恋马氏，但他终于醒悟还是要回到自己文学的老祖宗柳青那里去。“革命”必须“接地”，白灵必须是“本地儿女”，“中国现实”也未必一定要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包装来炫耀来限定。“卡彭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了这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
从“地方志”里走出来的“人物”必须也应该是“本地人”，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原理之一。但它们又处在本地革命与宗族相冲突的真实的历史情境中。90年代“重返宗族”与“告别革命”的双重性历史架构，正是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必须去探索的历史架构。
然而对作家来说，个体与全部的辩证关系是最难把握的历史关系，在“本地人”与“九十年代思潮”这种重复叠加的两重架构中，我们想90年代的作家都面临着自己位置的重新勘定。
同样让人想到的是，在“今天”这个现在时间点和“过去”这个过去时间点上，在“本地”与“外来”这两种情景和思潮的交互节点上，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创作究竟有多大的回旋空间和叙述空间?也许对人物世界的进一步细读是不得不进行的工作。
三、白灵、鹿兆海和朱先生之死
“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白鹿原》的题记让我在小说里走近了这非同凡响的三个人。而且如果拿《白鹿原》与《寻找》对照阅读，这座古原人士的生与死就变得慷慨悲壮了，变得无比高尚起来了。小说艺术的感性化和形象化，能让地方志走出冷冰冰的县资料馆，超越于沉睡多年的资料堆，变成活生生的历史本身。
白灵是白鹿村族长白嘉轩最宠惯的女儿。他原想按白鹿村祠堂乡约的教训，把她调教成一个相夫教子的本地恭顺女人的。未想“五四”风起，白灵吵闹着要到西安城读新学堂；又待革命风暴席卷，这位热血女子先参与救助省城的死难者，后在投身国民革命时与村约鹿子霖之子鹿兆海情投意合私订终身；再到国共分裂，她被鹿兆海兄长鹿兆鹏诱惑，与兆海绝交，投入兆鹏怀抱，并在革命生涯中怀上兆鹏骨血。但吊诡在于，老练世故的兆鹏竟然让当国民军青年军官的弟弟兆海做掩护，一路把白灵母子送到刘志丹的南梁根据地。剧情跌宕起伏，亲情恋情革命情交错混杂激烈撕扯，感人肺腑动人心魄。
陈忠实充分调动现实主义文学与柳青“人物角度”写法，再用“文化心理结构”撬动家族史党史禁忌，令读者对这位深情执着却成极“左”路线“冤鬼”的可爱女子大怀同情悲悯之心。我读小说两次垂泪，一是为“白灵之死”，另一个是为“鹿兆海之死”，不是完全没有缘由的。且看小说叙述(白灵此时在被囚窑洞里面对抓捕她的毕政委)：
白灵冷笑一声说：“我早已不考虑我的下场了。我的下场早都摆在那儿了。我今天死比前半月前一月死没有两样，唯一的好处是我把骂你的机会等到了!你处死我，你也同时记住：你比我渺小一百倍!”
白灵被活埋就在那天晚上，天上下着雪。其余有关活埋她的细节和情节都无法查证。执行活埋她的两个游击队队员后来牺牲在山西抗日阵地上。
《寻找》对这位可爱可敬可悲的弱女子的命运感喟道：她“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藩篱，反手向这道沉积厚重的原发起挑战，他们除开坚定的信仰这个革命者的共性，属于这道原的个性化禀赋，成为我小说写作的最直接命题”。
然而世事沧桑，岁月轮回。几十年后白嘉轩老人竟还活在世上，年轻女儿却早早横死。他默默迎来的是被他逐出家门的女儿的真实死讯：“五个穿四兜制服的干部和一个穿灰色军装的军人来到白鹿村”：“百灵同志牺牲了……白嘉轩‘噢’了一声，微微扬起脱光了头发的脑袋，用只剩下一只明亮的眼睛瞅着蓝天上的太阳没有说话”。“白嘉轩这时才问：‘灵灵怎样死的?’六个人商量好了似的，全都不说死亡的具体情况”。又问具体时间，答曰“十二月。”老人指出这是阴历十一月初七。对方颇为惊诧。“白嘉轩以不可动摇的固执和自豪大声说：‘我灵灵死时给我托梦哩……世上只有亲骨肉才是真的……啊嗨嗨嗨……’浑身猛烈颤抖着哭出声来……”这是白灵在父亲视野里的人生的变轨，恐怕也是大历史轮回中的白鹿原子弟的必然命运。
鹿兆海是白鹿原上真正的情种。他是朱先生白鹿书院教出来的至纯至正的青年。他和白灵同为西安城念书的热血青年，在救助死难者时陷入热恋，但又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兆海因此决定终生独身，他对白灵发起毒誓：“你可以随意嫁人。我嘛……我还是恪守誓言，非你不娶。你嫁了人我就发誓再不娶妻……”与老练世故的兆鹏相比，这对青年男女的鲜明特点就是“单纯”。
兆海因为单纯加入国民革命，最后壮烈牺牲在中条山抗日前线。白灵因为单纯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嫁给兆鹏，最后冤死。这是单纯青年的横死，这是热血理想与复杂年代之间的格格不入，正是这种巨大反差才令人顿足心痛惋惜。
朱先生决定替从白鹿书院走出的这位忠义悌孝弟子守灵。“朱先生问：‘兆海的灵柩啥时间运回原上?’白孝文说：‘明天。先由全县各界吊唁三天，最后召开公祭大会，之后安葬。’朱先生说：‘我明天一早就上原迎灵车，我为兆海守灵。’白孝文提醒说：‘姑父，兆海是晚辈……’朱先生说：‘民族英魂是不论辈分的……兆海呀……’朱先生双手掩脸哭出声来……”这是陈忠实从地方志中抄录出的最动人的一节，他的深意是对革命是非曲直做最坦率的讨论。
然而陈忠实深知历史远未提供这种讨论的正常环境，他于是像司马迁那样使用了春秋笔法，使用了小说曲笔。这样，在兆海、兆鹏、朱先生等人物身上就建立了一个“相互参照法”的阅读性架构。作家隐而不露，他让读者进入这个架构，与他一同来到苍茫的白鹿原上，面对百年中国，在这几个历史节点上做出比较分析。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白鹿原的儿孙，陈忠实决定小说的逻辑安排顺从乡约和宗族血缘的规定，他想让兆海按照文化传统的礼仪归葬乡里。“白嘉轩的喉咙有点哽咽：‘兆海是子霖的娃娃，也是咱全族全村的娃娃。大家务必给娃娃把后事……办好……”
朱先生之死是《白鹿原》全书的高潮。他像作品所有故事、人物、冲突的总线头，把全书紧紧串联在一起。这位白鹿原的大儒，忠义的象征，所有乡党的道德楷模，却生在一个风起云涌改朝换代的非凡大时代。他避世白鹿书院，默默为文化传统守节。他文雅儒弱，但俨然是纷乱巨变的白鹿原的定海之针。在白嘉轩内心深处，他是“白鹿原最后的一个先生”。在乡民心目中，他是乡约的制定者和守护者。由他起草的乡约中的“德业相劝”一节这么写道：
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敬长上能睦亲邻能择交游能守廉洁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规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结朋友教后生御僮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教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
乡约是中国教化约束乡民并自我修身的最古老的乡村协议之一。它是道德的边界，是做人的相互约定。起草并遵守乡约教义的朱先生就像一面镜子。
在这面无声的镜子前，我们读到白嘉轩对宗族祠堂文化遗传的坚守，鹿子霖道貌岸然掩盖下的淫荡，田小娥的越轨，鹿三的忠厚，兆鹏的机动主义，孝武能事父兄的质朴，还读到黑娃和孝文最终的浪子回头。
这面镜子更被转化为陈忠实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论所阐释的“地方志意识”：“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
20世纪上半叶白鹿原的时代惊变、红旗翻卷，多少儿女的出走与重返，在具有循环规律的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原不过是一个瞬间的移动。历史不过是若干回“兴起与衰落”的循环与往复，每个人的命运都被规定在这里面。一个共时性的结构把历时性的结构看得清清楚楚。孤立在白鹿原深处的朱先生的白鹿书院，正是这么一座无比沉着的历史瞭望哨。
《寻找》解释说：“朱先生是这部长篇小说构思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个人物。”他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我在尚未上学识字以前就听到这个人的诸多传闻。”“牛才子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对关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有重要建树的一位学人。关学派的创始者张载，有四句宣言式的语录流传古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也就是说，朱先生的存在一方面约束着白鹿原人们的反叛与躁动，另一方面又赓续传递着中国古代的文化血脉，但他知道这是一种绝望的反抗。像中国历史无数次的“兴起与衰落”、废除与重建一样，他知道自己就站在旧历史的最后一页，新的一页将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掩盖。
这是一个无情无义的自然规律。朱先生预感到天命将尽，淡然吩咐夫人朱白氏给自己洗头剃须：“朱先生死了。怀仁率先跑到前院，看见父亲坐在庭院里的那把破旧藤椅上，两臂搭倚在藤椅两边的扶栏上，刚刚剃光的脑袋倚枕在藤椅靠背上，面对白鹿原坡。”
我读完《白鹿原》和《寻找》全书，将其中纹理脉络一一对照，便隐隐感觉这部长篇不完全是新历史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也不仅仅是柳青《创业史》的再生转世。它乃是从地方志上抄录的关于白鹿原的小说，兴叹于历史的建立与衰落，落泪于各种人物的出走死亡与挣扎，是陈忠实自己关于故乡“灞桥”的故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它最值得注意的秘密。
在今后历史上，它大概就是《西游记》之于江苏淮安，《三言》、《二拍》之于苏州，《金瓶梅》之于山东临清，《红楼梦》之于南京北京，《废都》之于西安，《人生》之于陕北等等之类的文学名著。在人生和创作上的连连受挫之后，在“告别革命”思潮的前因后果之中，这部长篇小说藏于西安灞桥人陈忠实的心中之久矣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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