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恢复与变革：新时期的文学
文革后的“新时期”确实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历史的时期，因而它具有“现实主义恢复”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又以自身面向现实的激情，开创着新的道路。
1， 伤痕的展示：拨乱反正后的历史反思
伤痕文学在二个关键点上给时代的致思趋向提示了情感基础。其一，揭露了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广泛而深刻的灾难；并把所有的罪恶根源都指向“四人帮”。其二，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重新确立了历史的主体和主体的历史。
“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刘心武《班主任》（1977）被誉为“新文学潮流当之无愧的发韧点。”；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直接给“伤痕文学”命名。鲁彦周《天云山传奇》（1979）中，文革后的知识分子通过对自我历史的书写，获得了重构历史总体性的机遇。而对于张贤亮来说，重述文革历史不再是单纯呈现苦难，而是要展示出伤痕的美感，他通过抹去主体的苦难伤痕，也抹去了历史总体性的非法性。
王蒙与“伤痕文学”主流存在一定的偏差，他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历史反思。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里，他没有竭力去展示苦难或表达人们的忠诚，而是关注这些人的内心世界，以此表达文革后依然存在的当权者与人民的界线问题。
伤痕文学对历史的解释简明扼要，纠正历史悲剧的根本方法，就是重提人性论，强调人道主义可以避免这类悲剧。如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1980）等。
2，“朦胧诗”：从地下到新的时代的号角
“新时期”是一次主流文学的命名，而“朦胧诗”在其萌芽阶段，却是对主流思想文化的怀疑与潜在反抗。“文革”期间聚集在白洋淀的青年诗人在诗中大量运用比喻，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和超越现实的情感。这就造成他们的诗大都在艺术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些诗具有真挚的个人感受，另一方面又显得隐晦曲折。
1978年12月，《今天》创刊，1980年停刊，前后共出了九期。其主要撰稿人都是后来被称之为”朦胧诗”的中坚分子。
最早关于“朦胧诗”的讨论的文章可能是公刘的《新的课题》（1980）。随之，《福建文学》自1980年开始，就这批诗人的创作展开了长达一年的争论，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诗”》，由此确认了对“朦胧诗”的命名。而对青年一代诗人进行肯定的则推“三个崛起”：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诗刊》1981年第3期发表福建师大孙绍振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3年初，兰州的《当代文学思潮》发表徐敬亚的重头文章《崛起的诗群》。这些文章把“朦胧诗”的出现看成一次诗界的划时代变革，中国诗人第一次以个人的声音表达思想和情感；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考；诗不再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再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自70年代末起，北岛的名字就成为“朦胧诗”运动的象征。北岛的诗感情充沛，怀疑、否定的不屈精神以及悲剧意识，使他的诗有着一种内在理性力量。而舒婷和顾城在当时是以真挚清新的风格博得读者的欢迎。相比较而言，有过“四．五”经历的江河更接近北岛，比江河稍晚而诗风接近的是北京诗人杨炼。
“朦胧诗”事实上呈二极分化，北岛与江河们为时代提供精神镜像；而舒婷顾城们则为人们提供情感抚慰；这二者都依据文革为文化资源，并且共同逢合在关于“大写的人”的神话中。
3， 重建主体的理想主义：改革文学与知青文学
1979年，天津作家蒋子龙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当推“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它不仅仅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它无可争议是整个“新时期”经济改革的的一部及时的启示录。
1984年，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把改革文学推向高潮，这部长篇小说长期被看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里程碑，现实主义文学最辉煌的神话。
路遥的《人生》（1982，《收获》第3期）则是把视点对准乡土中国，去观察青年一代农民的希望、追求与他们面对的困境。而有些小说描写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发生的变化。总之，中国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是那个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它下意识地采取种种曲折、颠倒和自相矛盾反映现实的方式，但它也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心理愿望，并有效地建构了那个时期人们（想象）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返城或上大学，其中不少人开始写作，追叙知青生活经历，因此有了知青文学。80年代初期，知青作家群体与右派作家群平分秋色，虽然知青作家群还显得稚嫩，但他们也显示出那种新鲜与活力。大多数的知青文学采用一种回忆性的叙事，这种回忆少有反思的力度。随着这一代人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知青文学从低调向高昂转变，在承前启后的作用中，同时建构了主体生成的历史。
最早而有影响的知青小说当推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1979），同时期还有甘铁生的《聚会》（1980）和阿蔷的《网》（1980），这些知青小说调子显得低沉灰暗。1980年底，叶辛《蹉跎岁月》则使知青文学具有了高昂悲壮的基调。张抗抗的作品现在看来虽不深刻有力，但在当时无疑给寻求个性和思想解放的一代中国青年提示了精神导引。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青年文学》1983,1）写知青生活与众不同，不再直接剖析知青一代人的心灵创伤，或对失落青春的概叹，而是写知青与当地村民相濡以沫的情意。王安忆关于知青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1981）较早注意到知青返城面对的现实问题。小说通过对现在的失落与迷惘的描写，深刻揭示了这代人被耽误青春年华的悲剧命运。1982年，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引起热烈反响，这篇小说把知青返城的那种失落感和迷惘，改变成积极主动的理想主义。而由于梁晓声的出现，知青文学被注入了粗犷的情愫，并被涂抹上一层浓重的英雄主义色调。
80年代上半期是一个激情横溢的时代，文学充满了昂扬向上的力量，这时期张承志的理想主义也许最为耀眼，他的《北方的河》引起强烈反响，那种洋溢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给一代青年及时提示了自我意识理想范本。
4， 假想的超越：现代派与寻根派
如果说80年代中国文学有什么最根本的变动的话，那就是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艰难转化的趋势。文学的现代主义在80年代兴起，根源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较早的理论倡导发生在1978年（徐迟的文章），但创作方面也几乎是在同时就开始尝试。王蒙的数篇意识流小说可以看成是中国当代现代主义的滥觞。直接从艺术形式技艺方面主张大量吸取西方现代派的则是剧作家高行健。
就叙事文学而言，现代派的高潮直到1985年才到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1985），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1985）被认为标志着中国真正的“现代派”横空出世。
寻根口号的提出和具体实践源自于现代化／现代性的历史愿望。 “寻根派”的崛起显然与当时国内风行的“反传统”思潮有关。
汪曾祺的小说远离当时的意识形态的热点或时代精神，给青年作家以别样的惊喜：原来回到传统，回到旧时的事物中的文学另有一种意味。当时写作传统风格而得到文学界推崇的作家还有北京的林斤澜。这两位老作者的创作对寻根文学的兴起有所启发。
而1984年12月在杭州西湖边一所疗养院里的一次聚会之后，各种关于“寻根”的言论见诸报端。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引起热烈反响，标志“寻根文学”形成阵势。
事实上，“寻根派”的写作不是遵循“寻根”的宗旨（寻根本来就没有宗旨），而是遵循知青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记忆。那些记忆中的贫困山村、异域风情、人伦习俗，原来不过是作为找回失去青春年华的背景，现在却被赋予了历史的和文化的意义。其意义也奇怪地具有截然相反的二重性，或者具有温情脉脉的人伦美德，显示出中国传统的精髓；或者是令人绝望的劣根性。
寻根文学的群体效应并没有淹没个人化的风格。贾平凹刻画秦地文化的雄奇粗砺而显示出冷峻孤傲的气质；李杭育沉迷于放浪自在的吴越文化而具有天人品性；楚地文化的奇谲瑰丽与韩少功的浪漫锐利奇怪地混合；郑万隆心灵的激情与自然蛮力相交副而动人心魄；而扎西达娃这个搭上“寻根”未班车的异族人，在西藏那隐秘的岁月里寻觅陌生的死魂灵……
总之，“寻根派”作为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命名，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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