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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春和:文化的传统与未来

2012-09-28 09:1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左春和 阅读
  左春和:文化的传统与未来
  
  一
 
  世界上所有真正的文化都来自文化的传统,文化离不开自由的表达、宽容的品质、悲悯的情怀和开放的环境,彻底离开文化的传统的文化是一种悖论。文化是文化的传统的延续和生长,今天所有形式和内容的标新立异都无法割断文化的传统。只有社会主义的狂想者们企图永远挥别文化的伟大传统,而用一种自负的梦想打造自己的美丽新世界,结果未能改变文化的传统,反而被文化的传统所批判。文化的传统来自文化自身的成长经验、成长检讨和成长过程,这个过程已经包含了自由冲动、自由选择和善恶扬弃,文化的传统形成于人类的自由梦想和对客观法则的超越。历史通过巨大的淘汰来筛选人类的智慧,文化的传统便是人类的心智经验与现实智慧的结晶。人类经验中沉浸着文化的自由冲动与自由创造,智慧则是对文化冲动的补偿。文化的传统意味着经过了苍桑岁月的伦理审查,积累了人类在自由选择中的宝贵财富,同时意味着修复过人类的精神创伤使之度过了无数的机警岁月。希尔斯发现,没有哪一代人能够完全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信仰、机构、行为范型和各种制度,即使生活在现今这个传统空前分崩离析时代里的人也不例外。无论一代人多么有才干,多么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无论他们在相当大的规模上表现得多么轻率冒失和反社会道德,他们也只是创造了他们所使用的和构成这一代的很少一部分东西。
  
  文化的传统的形成不是逻辑和建构的结果,也并非每一代人中权力中心主导的政绩,文化的传统一方面来自文化本身的秩序与伦理,来自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功能,另一方面来自历史和时代的选择,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合法性检验。这种文化的传统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自身并不强调和维护自己真理的唯一性,只是默默地潜藏在时代的背后,但任何建构的自负无法将其绕开或彻底毁灭。20世纪一系列乌托邦实验和极权主义疯狂也只能证明最终被文化的传统所征服。文化的传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是人类历史以来所有生存经验的积累,其自身的强大并非几个专制政权能够彻底取代,相反的是,这种传统会逐渐使人们明晓极权主义的真相。
  
  文化的传统的作用是专门来对付激情主义的,如果没有这种巨大力量的牵制,激情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结盟会彻底葬送整个人类。极权主义的承诺在于为人类建构全新的伊甸园,因此必须砸烂一切文化的传统,它会把所有理性的劝告视为应该横扫的牛鬼蛇神。极权主义不相信人类的历史经验,他的理性的自负只相信自己的想象和集中的权力,认为权力的集中可以彻底改变世界,同时也改变历史。文化的传统提供文化的发展坐标,它本身没有代替发展的野心,只是告诉你一种理性的通道。文化的传统关怀的主要是个人价值和生命意义,而极权主义强调的却是集体和国家。文化的传统来源于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热爱,因为它自身正是由无数的个体生命所创造的个体经验。极权主义来源于对个体生命的蔑视和否定,因为它的生存正是靠无数的个体生命为其做出牺牲。在极权主义的激情奔跑中,整个时代和社会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可能成为乌合之众,但文化的传统是始终保持清醒的。这样一来,极权主义常常会把文化的传统视为最大的敌人,把其妖魔化为保守、封建、落后、腐朽的代名词,从而为毁灭文化的传统创造理由。阿伦特说,撒谎者本来就是政治舞台上的演员,他具有一种不可比拟的优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正他的“事实”以适应他的听众的利益和兴趣,或者只是他们的单纯期望,所以他有可能比真理讲述者更有说服力。文化的传统接近于一种现实真理,极权主义的“文化建构”是经过精心编排的具有逻辑力量的“讲述”,因此,在一定的历史空间,文化的传统难以抵御这种谎言制造的力量。但文化的传统在面临权力强暴之时并不是永远默不做声,而是等待时间,并在细微之处提醒良知的及时反省。文化的传统可能一时被极权主义制造的谎言所遮盖,但并不会因此而永远消失,它依然肩负着保护人类的使命。20世纪以来,极权主义妄想改变许多历史,甚至让人们遗忘一些历史事实,但文化的传统并未垂手就范,而是以它极大的忍耐和信心将历史一步步得以还原。如果没有文化的传统的基本伦理和品质,历史还将一直埋没在谎言的乱石丛中。
  
  一直以来,人们生活在谎言教育的巨大误区之中,以为文化的传统即是保守的、封闭的,或者是对自由与创造的束缚,于是文化的传统在社会主义时代背负了沉重已久的骂名。文化的传统恰恰是自由和开放的产物,它本身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话语安排,也并不是历史以来权力中心所进行的形象工程,只要形成了在今天得以感知的文化传统,就必然意味着它温暖过无数前人的心灵,也意味着其中浸透了无数人的个体经验。文化的传统不同于政治制度,文化的传统的流传不是靠强制命令进行的,而是完全依靠自身的文化魅力,本身已经是历史筛选的结果。在文化的传统诸多要素中,自由、开放、宽容、反思、伦理与悲悯是最为耀眼的,它之所以能走向今天,完全是文化自身的力量和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这种生命力又恰恰来自它的开放与宽容,同时也来源于和极权主义的势不两立。文化本是人类自由的产物,文化的传统,正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传统,没有哪一种文化的传统是专门歌颂专制和集权的。文化的传统同时具有高贵的品质,正如托克维尔所描绘的贵族那样,长期以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
  
  由于文化的传统集聚着人类追享自由的共同经验,它不会是自我封闭和静止地躺在历史一隅,而是开放地加入了今天的文化发展之中。人类的普世价值决定着文化的传统的生命力,只要能够增进人类自由与福祉的文化传统都会被今天理性的人们所选择,那些不利于生命而利于极权主义生长的因素也会被文化的发展所淘汰。文化的传统并不是只存在于历史走廊上的传统符号,而是鲜活于当下的文化流动,通过不断参与今天的价值选择而显现其自身的独特魅力。文化的传统的开放性还在于各种传统之间的文化生态,文化发展之中,传统参与之时必然发生各种对抗与冲突,在完全自由与开放的文化选择中这种对抗和冲突会达成和解。只要没有权力之手的介入,任何文化传统的冲突还会激发文化的生长能力,不仅使文化传统更利于文化的成长,还有利于文化在生态平衡中完成价值选择和自身和谐世界的使命。
  
  二
  
  文化的未来在接受普世文化的价值认同中具有多种文化和解的可能。文化虽然分属不同的种族、国界,随着世界的一体化,普世文化会越来越被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人们所接受。世界上,除了极少数极权主义国家和既得利益集团之外,普世文化已经在构成文化的主流发展方向。在这方面,文化没有了种族和国界的阻隔,只有文化对于心灵的浸润和对于现实民生的抚慰。虽然享廷顿极大地夸大了文明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一些文明的冲突并非是真正文化的冲突,而是具有地缘政治、大国角逐等多种复杂因素。从人类文明的现代取向来看,除非顽固地认为对他人的统治和奴役是一种幸福和武功,只要一心向善的人们都会选择普世文化的基本立场。普世文化具有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文化传统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在历史发展、文化进步和精神成长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生存经验、挣脱自然奴役和社会苦难以及抑制人性中潜在之恶的结果。普世文化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广泛认同和接受的,而是人类经过了诸多巨大灾难从谎言中不断反省之后开始反思并予以公认的价值原则。普世文化虽然已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类中的文明群体所接受,但仍然有一些极权国家坚决阻挡普世价值的光芒。普世文化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关怀、对权力集团的防范和制约,恰恰成为与极权主义势不两立的冤家。因此,一些极权国家就像防范真理一样来阻挡普世文化的传播,并将其等同于西方价值或美国价值。但是根据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和普遍追求自由的愿望,柏林墙已经无法永远挡住普世文化的魅力和号召。虽然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文化追求普世价值的未来会给这种不确定性提供价值坐标和进行方向导航。对于普世文化的共同追求便是各种文化冲突和解的标志,人虽然是有限的存在,但其理性能力尚在把握自己的理性、情感、选择、实践等范围之内。
  
  文化的未来对于普世价值的选择又恰恰是对文化的传统的回应,普世价值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经过无数的传统筛选而得出的结果。之所以说文化的未来具有普世价值的灵魂内核,是因为普世价值依然来自美好的传统,并且也是文化的基本要素。文化的未来离不开对于文化的传统回应还在于传统的既定性。传统是所有生存着的人们的生存背景,传统早已经先于目前的所有建设与创造而存在。除了其中个别的看起来具有消极倾向之外,大多数因素都已构成人们无法回避的生存事实,因此,文化的传统又不单单是一种经验,它的既定性已经组成世界的基本结构。希尔斯也认为,文化的传统的这种既定性尚具有规范的力量,既定事物早已成为人们行为的自然方式,这种方式已经很难用命令和暴力来消除。20世纪的乌托邦实验中,极权主义领袖们确实想一劳永逸地解除与传统的契约,想彻底打烂传统,然后用自己的狂想来建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事实证明,领袖们的浪漫造成了人间的巨大灾难。
  
  文化决定论的错误在于把目前一切的问题都归结于文化的传统的问题,而同时又大力推行所谓的优秀传统文化,其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圆满的悖论。在所有文化的传统中都存在积极与消极的因素,目前有些文化得以繁荣发达不只是文化本身的力量,更多的是制度文化的因素。未来的文化发展一方面取决于文化的普世价值和对生命与自由的关怀,一方面决定于文化制度的选择。这种选择又不仅仅因为普世价值的生命之关照,还在于普世文化恰恰来自文化传统的开放性,正是这种开放性才使得文化的传统影响至今。如果将普世文化当作一种文化侵略只多是一种政治安全和利益安全的需要,而不是文化安全的需要,因为文化安全是个伪命题,文化侵略也同样是一个伪命题。文化的未来选择是对人类理性和能力增长的考量,同样也是对社会制度试验结果的检验。任何一种文化强制只能造成短暂的表面现象,它无法长期统治时间,虽然历史在一些环节上有不作为现象,但历史的结局还是将裸露更多的真相。
  
  文化的未来离不开对于传统的回望,更离不开继续进行自身的开放。传统为未来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我们今天的许多所谓创新其实是在恢复传统。市场经济并不是今天的发明,而是把曾经最优秀的传统释放出来,因为多年来自发的市场已经被权力之手牢牢地嵌住了。文化的自由也不是明天所进行的伟大创举,因为自由一开始就是文化得以诞生、延续和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没有自由就不曾有文化。文化的未来的开放性会首先恢复文化自由与宽容的传统,以此才能形成文化得以生长的力量和机会,也才能使文化的发展葱郁茁壮。在开放的社会体系内,语言文字只是一种交流媒介,文化是整个社会生存的精神背景,而在封闭社会,文化会变成一种政治目的,语言文字也不再是手段。因此,专制社会的形成往往是从控制语言、文字以及文化发展而开始的,往往把文化的未来作为一种可随意打造的工具,于是便出现了“占领文化阵地”的政治宣言。政府应有文化立场,但政府的责任并不在于来发展文化。因为政府未能握有文化,更不具有发展未来文化的能力。政治的文化立场在于恪守政治伦理,在于行政行为守则在文化的基本秩序与伦理范围之内,应遵守普世的文化价值规则,但不能用行政权力的手段达到主导文化未来发展的目的。否则,以此推行的文化发展不仅不具有文化的基本魅力,还缺乏文化的道德性。政治权威与文化权威分属两种不同的领域,如果以权力为后盾、以财政资金为铺垫而进行文化的未来的主导与发展不仅不能接近文化秩序的真理,而且可能是权力者包藏了统治动机的个人意志。哈维尔说:“权力者已经失去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样运转,靠惯性或憜性运转。消费主义日益盛行,腐败也日愈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没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在文化的未来发展中,国家介入文化的强力建设,也就意味着要建立文化的真理中心,除了权力中心之外,重新把文化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来进行政教合一的准备。如果过于夸大文化对未来的决定因素,又会有把制度的发展与变革进行淡化之嫌,最终复古以文化之德来治理社会。   三
  
  文化的传统与未来不是对立的二元结构,而是一种互相生成的一体关系。文化的传统是文化的未来的基本底座,任何对于传统的背叛或革命还是离不开对于传统的参照,即使是对于传统的打倒也会以传统为目标。文化的传统是文化的未来发展之中难以逃脱的基因背景,这种传统并不是为阻止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理性和宽容的背景。文化的传统之下的文化未来发展远远比逻辑与想象、激情与浪漫之下的发展切实的多、安全的多,文化的传统早已是生命成之为生命的基本底座。文化的未来实际上是文化的传统的生长,传统的开放性、宽容性已经赋予其强大的生命力,文化的未来并不会数典忘祖。文化的未来的价值取向建立在对于传统的回应和发现之上,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曾经被强权扭曲了面孔,文化的权力多被皇帝把持。
  
  文化的未来对于传统的回应是公民社会在文化自由的环境中对于文化的自由选择,不是按照某种“真理的中心”所推行的传统文化去行事,更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去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或者穿上古人的服装来摇头晃脑,而是恢复文化在诞生之时起所确立的伟大的、丰沛的自由传统。托克维尔曾经提醒过,要求现代人具有适应合他们祖辈的社会情况的美德,也决不是合理的,因为祖辈的社会情况已经成为过去,而它所衍生的一切善和一切恶,也随着它的崩溃而完全混乱无法辨别。那么,文化的未来选择主要是与传统优秀的精神部位链接的基础上展开对于民主制度文化的选择。同样是汉语文化圈的港、澳、台地区的文化发展成就已经证明这种制度选择不仅会保存更多的文化传统,还会生发出令世人瞩目的现代文明。这些地区与大陆文化圈不同的是他们通过制度文化的选择与嫁接,把文化放在了私域空间,在政治空间只让制度与法律来发挥作用。因为法律是共同底线,文化可以有多元类型。大陆文化圈内不同的是,总是把文化放在公共政治领域,强调文化的引领作用,而把本属公共空间的政治和权力把持在私人之手。因此才出现卢梭所说的那种专制社会总是强调以文化促进和谐,而公民社会则注重以文化带来公民自由。
  
  权力意志也会夸大文化的民族性来达到排挤普世文化的目的,似乎民族性是未来的文化发展合法化的护身符。其实,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标签,虽然每个民族的确有过不同的独特的文化基因,但是同样的民族具有不同制度模式的比比皆是,具有不同文化发展方向的也屡见不鲜。这里的选择只是一种能否适应生命要求和未来生存的检验,而无关乎对于所谓民族的特色的热爱,因为民族本身就是对于人的自由的奴役之一。对于民族特色的文化强调还会培育民族主义的膨胀,别尔嘉耶夫说:“民族主义是潜在的战争。”权力意志主导下的文化未来采取民族特色的强调并不具有民族热爱的真诚,至多是一种政治想象,因为他们的统治方式早已丢尽了民族文化的特色,只不过把文化的民族特色当作一种打压普世文化的工具,以此抵挡民主制度文化的传播。可是,托克维尔说,如果我们不逐渐采用并最后建立民主制度,不向全体公民灌输那些使他们首先懂得自由和随后享用自由的思想和感情,那么,不论是有产者还是贵族,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谁都不可能独立自主,而暴政则将统治所有的人。他还说,我们可以预见,如果我们不及时建立绝大多数人的和平统治,我们迟早要陷于独夫的无限淫威之下。假若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在人类吸取传统的理性状态下对于民主制度文化的热爱会极大地防止各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巨大震荡,从而减少意外因素对于文化基本要义和结构的破坏,以保证文明的有效延续和给人们提供精神福祉。文化的民族特色强调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而是一种自卑、自闭状态下形成的文化保守,其本身已不具有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能力,同时还意味着对于过去的重复与临摹。权力中心主导之下的民族文化特色强调只是利用了一些表面化的文化符号元素而已,其真正的精神实质早已抛之夭夭,最后成为一种政治效果的假面舞会。
  
  对于文化的未来中形成的文化特色大都是一种不经意间而携带的文化印记,是自下而上的文化表达过程中对于传统的回应与眷顾,与权力主导之下的文化特色有着本质的区别。权力之下的文化特色只是按照顺从权力的意志方式而固定的文化样式,它只适合权力的膨胀和肆虐,而不会有利于个体的自由与权利。那些文化的传统中的自由因素往往不会被权力选取在“优秀传统文化”之列,选取的只是对于顺民的规制与训导,那些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斗争以及公民人格的训练会被剔除之外。因此,一味强调的所谓优秀传统文化只不过是一种选择性的传统文化的皮毛,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文化的传统。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化应该是在不断扬弃中取得自身进步与成长的,如果一种冠以特色的文化被认为是不可证伪的永远绝对优秀同样是可疑的,因为一切价值都具有相对性。与权力和某种制度捆绑在一起的文化只有“绝对的真理”的现在,而永远不会有文化的未来,因为制度和权力是暂时的,它无法超越时空的限制。因此,没有未来取向的文化已经远离了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操守,只是一种被奴役之下的工具,它自身不具有价值理性,这样的文化从被捆绑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死去。犬儒化时代的谎言文化便是这种死去了未来的典型化,这种文化形式讲的只是即时的权力享受而从不会考虑文化的品质和基本伦理。这种没有未来的文化像没有历史的速朽之物一样,它往往比文化的真理更具有世俗的蛊惑力,因为历史的公正从不在当下有效作为,这样就给了某种邪恶文化大行其道的机会。从文化的未来检验文化的传统,与从文化的传统来想象文化的未来一样,文化的真正品质会始终恪守基本的伦理和底线,它主导的自由与开放、悲悯与宽容的价值方向不会改变。这并不是文化的民族性、民族特色、国情与西方价值问题,而是关乎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国家主权的问题。
  
  文化的传统对于文化的未来有着一定的决定作用,从传统可以引导未来,但同时,文化的传统也可以否定文化的未来,从某种传统出发便可葬送未来。幸亏人类的理性和20世纪的灾难性试错已经让人类有了足够的经验,从错误的传统的出发已不具有广泛的市场。对于文化的未来的发展心存谨慎,这是理智的作用所在,任何运动化都会提醒人们的警惕。文化的未来能否继续修复人类因试错而留下的历史债务,这里关键是看文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怀抱的社会理想,也取决于一个时代对于文化品质的选择。真正的具有反思与批判精神的文化不会失去在一切公共空间行使理性的兴趣,甚至会对时代的进步保持警惕和怀疑。只有那种既轻蔑传统也没有未来的文化才会对当下的世俗权力报以赞美,甚至会歌颂权力中心对于真理的控制。在一种对于文化的传统的选择中会清楚地想象一种文化的未来,因为传统滋养未来,传统理性依靠的是对生命的忠诚。没有未来兴趣的文化依靠压制生命来补充给养,以此成为权力中心的“声响器”,它的兴趣只在于从权力的中心获得奖赏,真理从不在它的兴趣之列。文化的真理与文化的谎言的区别正在于阿伦特所强调的,就是看它是讲述着一种意见还是行为者,文化的谎言是一种没有疑义的政治含义,它所赤裸裸地改写当代历史。文化的谎言与文化的未来的冲突在于谎言从来拒绝承认文化的未来取向,因为它坚持认为自己真理的永恒性,一切未来与发展都是对其当下权威的打碎和否定。具有未来取向的文化因为怀抱关怀生命的动机和理想,它不仅敞开自身、接受争论,争论又意味着宽容。专制并不接受争论。人们往往相信在一个物质飞速发展的社会一定会迎来一个文化的繁荣发展的未来, 这是对于文化本质的深刻误解,也是对于文化的传统的无知,文化的生成机理早已证明物质并不与文化的发展发生必然关联。制度是影响文化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文化的未来又会促进或摧毁某种制度。限制文化未来的不是物质资本,又不仅是制度权力,还关乎人们对于生命与自由的兴趣。如果人们都失去了这种天赋权利的基本兴趣,就不要再把自由和公平作为一种正义要求。
  
  2011年12月24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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