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灵间的对话关于巴赫金(2)

　　就亡灵的向往而言，我想巴赫金最想见的亡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尽管他们相隔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巴赫金一生都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巴赫金的思想，而陀氏的小说也因巴赫金而焕发出新的美学生命。如果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这本书带给作者的命运来看，那么更富戏剧性的是，1929年的第一版，从流放索洛维基集中营的威胁中挽救了巴赫金的肉体生命，而1963年的第二版，则从被遗忘的角落挽救了他的思想生命。陀氏与巴赫金的命运庶几相同，他差点在谢苗诺夫斯基校场被行刑队枪决，后被减缓为流放西伯利亚。并且他们有着相同的思想倾向：“二人都深思俄国东正教那些偏激的反论，都设法调和对欧洲文化的深情与对原子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恶之感。”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亡灵更想与巴赫金的亡灵会面。巴赫金显示了作为批评家的真正本色和杰出才能，并因此而发掘出一个全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之前，有不少批评家只取陀氏小说中的某一点，或者某一个声音当作陀氏自己观点的代表，如同瞎子摸象一样。这造成了对陀氏小说的片面理解，甚至贬斥与攻击。有趣的是，巴赫金以陀氏对待笔下人物的平等方式对待其他批评家，他在书中一一陈述这些不同的观点并将之并列，让它们之间的冲突来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性。他认为，陀氏创立了作者与笔下人物的一种独特关系，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奴隶，而是自由的思想主体，“他人的我，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另一个主体”，因而陀氏的小说世界别具一格地拥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时空，它是对话性的、双向流动的，因而是未完成的、敞开的时空。“小说人物并不象蝇虫那样被固定在整个文本的琥珀之中。”陀氏与小说中人物的关系，类似基督与人类的关系，而不是上帝与人类的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基督被证明做过错事，但他仍然愿意同基督在一起。陀氏正是象《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基督一样，平等、仁爱并放弃至高无上的特权，而降身于他的作品和被创造者之中。这是他与福楼拜的不同之处。福楼拜认为，作者象耶和华一样能够对笔下人物行使一种旧约中的权力。那么，怎样表述巴赫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呢？作为生者的巴赫金与作为亡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携手建立了一种超语言学，一种对话或复调的美学。在我看来，巴赫金正是陀氏所说的那种“人身上的人”，同时也类似于陀氏小说《孪生兄弟》那样的关系。我想，两个隔世的亡灵一旦见面，肯定将有更多的话要对谈，连同他们的苦难和悲哀，都将作为对话的因素产生出新的意义来。
　　
　　不管怎么说，巴赫金最终要从“人身上的人”，变成“亡灵身上的亡灵”。那么，这时的巴赫金仍爱读《十日谈》里那个“夏泼莱托先生如何变成圣夏泼莱托”的故事吗？一个奸商死后被修士封为圣徒，香客们于是纷纷去朝拜那无比神圣的墓地。这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除了对他所处的时代是妙不可言的讽刺外，其中也包含了民间的狂欢化和恶作剧的意味，巴赫金坚信狂欢化能将绝对的、权威的一切颠倒过来，并撕破给世人看。在巴赫金临终之前，他要人再给他重读一遍这个故事。这是意味深长的。在我看来，在极端“独白”的专制时代，作为生者的巴赫金，其实已不止一次作为亡灵而存在了：他是一个喜欢质疑与对话的“亡灵”，一个被当局勒令不准居住在莫斯科周围一百公里内的可疑“亡灵”。这个亡灵，甚至被剥夺了在当地学校讲授俄语的权利而成了语言的亡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卫国战争期间他只能讲授敌国语言――德语，并且是使用德国人空投到城中的传单作为课本。与此同时，他在瓦吉诺夫的一部叫《山羊之歌》的小说中提前死过一次：那位酷似巴赫金的哲学家自杀身亡了。
　　
　　因此，亡灵之于巴赫金而言，正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独异思想所造成的。不论他是作为“人身上的人”，还是“人身上的亡灵”，乃至“亡灵身上的亡灵”，他注定既是那个另类的“他人”，又是这个和而不同的“自己”；他注定只能作为两种相互差异的亡灵流浪于阳间和阴间了。只是阴间也象流放地库斯坦奈那样暴风肆虐吗？当亡灵们在屋外行走时，他们也必须抓牢绳索以免被大风刮倒吗？
　　
　　2003.11.28
　　
　　主要参考书：
　　《米哈伊尔·巴赫金》——着者：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
　　译者：语冰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
　　定价：24元
　　《巴赫金文论选》——译者：佟景韩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定价：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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