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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庆:建构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

2019-10-25 08:4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曹顺庆 阅读

曹顺庆

   曹顺庆(1954年2月-),湖北荆州人,满族,男,生于贵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的第五批博士生导师(1993年)。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

   近年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文化强国也成为中国的文化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别人就是信口雌黄,我们也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甚至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①

   1995年,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笔者提出了中国在文学理论中的失语现象:“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②时至今日,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失语”问题仍然没有得以解决,一旦离开了西方学术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进行学术研究。中国的比较文学同样如此,在长时期内依赖西方学者建构的理论话语,以“求同”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排除文学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异现象。

   然而,由西方比较文学界构建起的比较文学理论,存在着许多漏洞与不足,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新的危机。作为一门国际性的人文学科,比较文学学科应当具备世界性的研究视野,承认异质文化间文学的可比性,这就为建构比较文学中国话语提供了前提。在跨文化研究的学术浪潮中,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学者们历经不懈努力,建构起了真正适合全球的学科理论。变异学学科理论的构建,使比较文学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术话语,弥补了西方理论中的现有缺憾,使中国学者在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一、比较文学中国话语建设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不少从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有了法国学派所提出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就是一座完满的大厦。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通常,没有学过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比较文学是既求同又求异的,比较就是求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这种直觉,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是求同的,而不是求异的。不管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其研究基础都是“求同”,是求异中之同。具体来说,影响研究求的是“同源性”,即渊源的同一性;平行研究求的是“类同性”,即不同国家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类同性。

   法国学派提出的国际文学影响关系的同一性保证了实证性研究的可能性和科学性,但是却忽略了文学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法国学派所倡导的文学影响研究,实际上是求同性的同源影响研究,仅仅关注同源性文学关系,忽略了其中复杂的变异过程和变异事实。实际上,变异是一个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基本事实,更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交融及创新的基本规律。影响研究不研究变异性,是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最大缺憾。在平行研究中也存在着变异问题,这是指在研究者的阐发视野中,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的交汇处产生了双方的变异因子。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导致了不同文明在阐释与碰撞中必然会产生变异,而这种变异恰好被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学科理论所忽略了。

   缺乏“求异”的理论,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都存在的问题,也是他们都忽视了的问题。事实上,不承认异质性与变异性的比较文学,不可能是真正的全球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而对异质性与变异性的重视,也正是比较文学变异学超越前人学科理论的创新之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比较文学“中国话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前瞻性很强的学科。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只有自身的学科理论强大了,本学科的民族话语充实了,我们才有底气、有实力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设好人类共有的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

   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整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对学术研究领域而言,谁占领了学术创新的制高点,走到学术最前沿,谁就能够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和先机。尽管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学术创新,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学派创建却并不多见。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过程正是一个学术话语创新的典型案例,比较文学在中国作为专门的、建制性的学科被学术界公认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就是这样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学术队伍的庞大和学术创新的潜力却是不容低估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快速的成长中经历的波折是可以想象的,有一些问题是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诞生伊始就已经存在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干扰着大家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理解,影响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存在的学理基础。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奋斗,中国学人终于建立起了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学科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作为一个示范性个案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创新的视角。

   二、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发展历程

   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意即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既属于中国自己的,又符合世界的理论体系和表达方式,使其理论能够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指导意义。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这期间历经了学界的多次论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领域力图打破西方的理论架构,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在这期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争鸣,在探索中不断推动着学科理论的构建。中国学者提出的诸多观点,在早期并未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异质性与变异性的合法地位曾多次遭到批评。然而,面对质疑与反对的声音,中国学者却迎难而上,用积极的态度面对西方学界的挑战,以鲜明的话语观点和跨文化传播的具体例证,证明了变异学理论的合法性。

   (一)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话语建构初期的努力

   尽管比较文学的实践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等学者就曾使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文学研究。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理论的自觉意识,却大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台湾由于派出学生留洋学习,接触到大量的比较文学学术动态,率先掀起了中外文学比较的热潮。一些学者领略欧美比较文学学术风气后返身自观,觉察到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之不足,认为有必要通过比较文学研究来讨论中国文学民族的特征,取得文学研究方法的突破。

   1971年7月中下旬在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朱立民、颜元叔、叶维廉、胡辉恒等学者在会议期间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这一学术构想。在此次会议上,中国台湾学者首次提出了援西释中的“阐发法”。在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初期建构阶段,李达三、陈鹏翔(陈慧桦)、古添洪等学者致力于中国学派的理论催生和宣传。1976年,中国台湾学者古添洪和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正式提出:“由于这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学,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论与方法作一考验、作一修正,故此种文学研究亦可目之为比较文学。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③在这段阐述中,古添洪、陈慧桦言简意赅地提出并界定了“阐发法”,同时也对中国学界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实践进行了一次理论总结。编者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④这是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较早的说明性文字。尽管其中提到的研究方法过于强调西方理论的普适性,遭到了美国和中国大陆比较文学学者的批评和否定,但这毕竟是第一次从定义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学派的本质进行了系统论述,具有开拓和启明的作用。

   中国台湾学者提出的“阐发法”,引起了国内外比较文学学界的强烈反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美国学者奥德里奇(A.Aldridge)认为:“对运用西方批评技巧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上的价值,作为比较文学的一通则而言,学者们有着许多的保留。……如果以西方批评的标准来批判东方的文学作品,那必然会使东方文学减少其身份。”国内学者如孙景尧、叶舒宪等人,也反对“阐发法”的理论思想,主要是认为这种方法是用西方文学观念的模式来套用中国的文学作品,势必会造成所谓的“中国学派”脱离民族本土的学术传统之根,最终成为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的学术支流。

   针对台湾学者“单向阐发”的观点,陈悖、刘象愚在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双向阐发”的观点。⑤“双向阐发”指出其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应该是两种或多种民族的文学相互阐发、相互印证,修正了“单向阐发”的缺陷。杜卫在《中西比较文学中的阐发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阐发研究的核心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解”⑥,充分认识到了阐发法的基本特征及其学术意义。据此,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学派的“阐发法”应该是跨文化意义上的对话和互释,“跨文化”意识上的“阐发法”,才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独树一帜的比较文学方法论。

   (二)关于“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论争

   尽管道路崎岖,在中国比较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大陆学者仍不断致力于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倡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话语。季羨林先生1982年在《比较文学译文集》的序言中指出:“以我们东方文学基础之雄厚,历史之悠久,我们中国文学在其中更占有独特的地位,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认真钻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然能建立起来,而且日益发扬光大。”⑦

   1983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新中国第一次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朱维之先生作了题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旗帜鲜明地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不是建立)已经有了长远的源流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颇具特色,而且兼有法、美、苏学派的特点。因此,中国学派绝不是欧美学派的尾巴或补充。”1984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朱维之、方重、唐弢、杨周翰等人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保持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点和独立风貌。1985年,黄宝生发表《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读〈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多篇讨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论文,标志着大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讨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⑧

   然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出,并未得到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可,他们甚至撰文抨击中国学派的合理性。1987年,荷兰学者佛克马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就从所谓的国际观点出发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了质疑,并坚定地反对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同时,很多国内学者也反对“中国学派”的提出,邓楠、王宇根、严绍璗等学者都认为,“中国学派”的提出是故步自封的表现,在多元文化时代提倡学派,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现。“研究刚刚起步,便匆匆地来树中国学派的旗帜。这些做法都误导中国研究者不是从自身的文化教养的实际出发,认真读书,切实思考,脚踏实地来从事研究,而是坠入所谓‘学派’的空洞概念之中。学术史告诉我们,‘学派’常常是后人加以总结的,今人大可不必为自己树‘学派’,而应该把最主要的精力运用到切切实实地研究之中。”⑨

   来自国内外的批评声音并没有让中国学者失去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热忱。中国学者智量先生就在《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比较文学在中国》一文,文中援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学派辩护,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成绩和特色显著,尤其在研究方法上足以与比较文学研究历史上的其他学派相提并论,建立中国学派只会是一个有益的举动。⑩1991年,孙景尧先生在《文学评论》第2期上发表《为“中国学派”一辩》,孙先生认为佛克马所谓的国际主义观点实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而“中国学派”的提出,正是为了清除东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史中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11)在1993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的全美比较文学会议上,李达三仍然坚定地认为建立中国学派是有益的。

   围绕“中国学派”的持续论争,促使中国学者在长期不懈的研究中慢慢成长,进而较为清晰地呈现出自身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这正是一个学派成长的标志。二十年之后,佛克马教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2007年4月的“跨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成都)”上,佛克马教授公开表示欣赏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想法。(12)

   (三)关于“异质性”的论争

   在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前,首先亟需解决的问题在于是否承认“异质性”,即跨文明文学间的可比性是否能够成立。1995年,笔者在《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上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对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十余年来的发展成果作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作了全方位的阐述。在该文中笔者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基本特色概括为”跨文化研究”,包括跨文化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寻根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

   如果说法美学派在跨国和跨学科上跨越了两堵墙的话,中国学派就跨越了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笔者认为,跨文化研究将法美学派求同的研究思维模式转向了求异,这样才能穿透中西文化之间厚厚的壁障,与跨文化研究相配套的五种研究方法更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对理论架构法、附录法、归类法、融汇法等中国学派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方法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认为这些方法对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其他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同样适用。

   然而,西方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在于相同性,差异是不可以被比较的。因此,中国学派的异质性研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巴登斯贝格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点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13)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也认为:“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14)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说:“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15)

   在西方话语体系建构下的比较文学理论,一直是西方求同式比较为框架,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文学比较的合法性是受到怀疑的。西方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同源性”和“类同性”,那就不构成可比性。显然,在西方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东西方文学是没有可比性的。多年来,中西比较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产生了王国维、钱钟书、季羡林等等大家,但这种成就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看来是没有理论合法性的乱比。出现这种论断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乏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始终被束缚在西方的“求同”研究之中,导致中西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但却不被西方学界所认可。

   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如果不承认不同文明间的可比性,比较文学就不可能是真正全球性的理论学科。因此,西方学者仅仅强调“同”是远远不够的,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绝不是为了简单的求同,而是在相互尊重差异性、保持各自文化个性与特质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在进行跨文明比较学的研究时,如果只求“同”,不辨析”异”,势必会忽略不同文化的独特个性,忽略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最终使研究流于肤浅。这恰恰是西方比较文学理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实际上,文学的跨国、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文化的流传影响过程中,更多的是变异性;文学的影响关系应当是追寻同源与探索变异的一个复杂的历程。

   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泛滥与忽略异质性的缺憾,构成了当前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成因,根本原因当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若不建设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不以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刷新西方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就难以避免陷入西方面临的危机中去。而西方比较文学面临的危机,恰好成为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建构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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