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文化范式中，我们无法在山水中看到自由的本质精神，只有自然对自由和文化的束缚。别尔嘉耶夫不无深刻地强调，真理不是客观，而是经过主观超越的。如果要寻找真正的自由与文化自由无法让自然承担这一使命，自然并不给人类的文化自由提供有效的逻辑意义。同样的是，在向自然的逃遁中也无法达成自由与文化的和解，无法完成有效的对于文化奴役的挣脱。人的生命证明着更高的存在，人的精神自由来自更高的价值领域，只有在超验维度的参照下才能完成文化的自由，文化得益于更高价值的雨露。如果让人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只有把文化的价值系统开放并且打破其价值的唯一性。在文化的价值系统开放之后，文化才能时时更新，也才能适应生命中精神自由的需要。任何文化、任何结构和任何层面的文化也应该时时接受人类自由精神的审判，在生命价值的参照下对文化进行系统地反思，检讨文化在生成之后对人类造成的各种奴役。这种情况下，文化与自由会重新携起手来，打破任何世俗偶像造成的文化压迫，将文化创造回归到自由的创造状态。
人类的自由精神同启示一样来自更高领域的恩赐，它只有在绝对价值面前才能保持绝对的信仰。世俗世界的文化来自一种价值，它只是局部的精神自由，它必须在更高维度中时时校正其自由的方向，否则，文化的客体化会终结了精神的自由。人类的有限理性必须在超验价值的无限理性面前保持谦逊，任何文化价值也必须交给其检验，人类自身没有制造文化偶像的权利。任何封闭性的文化价值表面看来是在固守传统，而本质上是在用文化手段强化现实意志，以此阻挡文化自由对于权力偶像的挑战。文化与自由在精神审视的路径中不仅会继续恢复文化的创造自由，还会“在秩序中和美德共存，还会与秩序和美德共亡”。在文化的现代含义中包括了人权、价值体系、习俗和信仰，任何文化的统一面貌都不能涵盖不同认知主体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正是文化的自由所在，也是与更高价值领域的关联所在。按照尼奥克里尔斯的主张，必须在防止文化奴役的过程中保持对于政治国家和政治理论中浪漫主义文化的警惕，这种浪漫主义的兴趣在于消除千差万别的文化自由，在秩序等级的错觉中，实现文化共识的统一。其结果会成为对生命和文化自由牢不可破的强力奴役，使人类远离整体的真理。
2011年11月12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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