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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一
给赵野的诗作介绍，于我并不合适，却又当仁不让地有此义务。
说不合适，因为我并非专业诗人，我个人“向文学告别”长达一二十年，不与闻文学多年。除了偶尔听到诗歌的一二轶事或句子，我对当代的诗歌生态可以说完全不了解。介绍赵野的人，我想到的朋友如胡赳赳、臧棣等人就比我更为合适。
但我又有义务介绍赵野。最近十多年来跟赵野的交往，使我知道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的诗歌道路于我不算陌生，尤其是五六年前他的《剩山》组诗惊艳诗坛，我也算先睹为快者之一。为这组诗，胡赳赳及时写了数万言长文做了细致的文本介绍，胡赳赳把赵野归为“新古典主义诗人”。自那时开始，每从网络上、朋友圈看到赵野的诗，我是从不放过的。在我看来，赵野早年的诗不论，近十年来的诗在用词、抒情、写意等方面都相当成熟。虽然赵野一再谦称不在理论界、思想界，但我留意到，他的阅读极广，他的作品不多，但一首小诗也极耐读，看似不经意，却像是经过千锤百炼，举重若轻。
己亥年间，我出版了《己亥》。一次与赵野餐叙，我介绍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并朗诵了最后一首，“吟罢江山气不灵”。赵野告诉我，他会好好读我的书，肯定要为此写一首诗。我以为他只是客气话。但庚子疫情到了残忍的四月，人心都有些疲惫的时候，赵野发布了“读己亥杂诗”并给我的诗，还请小柯朗诵了。我深为感动。再次确认，赵野虽为新诗人，对旧学并不陌生。
九月，我和赵野、胡赳赳等一起到洛阳，在火车上，我问了赵野若干问题。近一两个小时的闲聊，让我了解了赵野的视野、诗歌观念。对于旧诗、新诗的前景问题，我曾经以为没有旧学工夫，新诗很难走下去；在目前对新诗无望的情况下，是否先寄望旧诗担当诗的使命呢？但赵野斩钉截铁的回答点燃了我心中固有的想法，赵野说，旧诗存在当然有价值，但诗的思维不可能再回到旧诗，新诗完全可以达到旧诗、西方现代诗同等的高度。
赵野提到了他对旧学的关注，在80年代大家争向学习西方现代诗的时候，他就对传统文化有兴趣，就知道自己要什么。“我知道我要写作另一种诗歌了，那是要真正表现出汉语之美的诗歌，古代的人物和事件，都隐喻般的充满了当代性。而那些古老的意象和词藻，则可以在现代汉语中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并和我们的现代经验融为一体。”
让我尤其意外的是，赵野对诗歌写作的态度跟我的汉语写作的态度一致，即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赵野早就说过，"我现在相信，对一个当代汉语诗人来说，对自己的传统认识多少，了悟多少并最终转化多少，可能最后决定他能达到的高度。"赵野的成绩一如胡赳赳所说，“赵野已与李杜、陶苏等先贤大师们站在同一个场域中。”……
我和赵野的聊天被胡赳赳偷录，俨然成了赵野较完整的诗学主张。但对我来说，赵野给我打开了一个自己的大思路。我虽然不在文学界，但也偶尔写诗，甚至在网友们心中，我的诗人的称号，始终在学者、作家的称号之前。如果从我的写作生涯来看，赵野的提醒正是时候，写了太多时文，在知命之年，采用诗的形式正是时候。
二
从在洛阳开始，我再度拾起诗歌创作。跟以前的零星写诗不一样，我这时拥有《己亥杂诗》一类旧诗或知命之年的经验，又有赵野的点醒。赵野还说过，他正在写作“庚子杂诗”，预计会写120首。对诗歌的形式，他也做了摸索，以为两行一节的四节诗最适合抒写。我读了赵野发布的部分“庚子杂诗”，叹服他把历史、现实、人心做了很好的表达，他找到一个短小的形式，而能做到神完气足。
但我一开始没有采用赵野的两行四节诗体，我用了六节。这个难度大于四节。以至于我很快认定六节诗类似于旧诗格律诗中的律诗，四节诗相当于格律诗的绝句。我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写了四五十首诗，基本上都用六节诗和四节诗来表达。我突然发现过去的人生，那些人物、场景，都可以迅速地转化为一首新诗，这一新形式的诗可以传记、可以思辨、可以回忆、可以表白。像是戴着镣铐跳舞，虽然只是沉浸在个人世界里写作并自我欣赏，偶尔拿出一两首诗分享，但我内心的快乐难以言说，我对赵野的感念一言难尽。
我知道赵野仍在写作他的庚子杂诗，我在他的诗中读到了很多东西。他的雄心和使命感极为突出，联想到他较早时候的宣示，他确实把写诗当作自己的责任："近日与友人谈中国何以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俨然两极。历史无道凶残，万物为刍狗，文化却一次次重生，坚韧如是。我以为天下观、士的传统以及乡村社会结构，是中国文明数千年来终能万劫如花的根本，今天这三者都被连根拔起，我们可否寄望诗歌承负这个使命。"
对比我的诗歌写作，他的诗歌写作要纯熟、圆融。我越来越肯定，赵野的诗具足了经典性，可以流传，可以注解，可以发覆。半个月前，我在网上读到了赵野最后的一部分，第120首则是“仿龚自珍”，尽管其中的若干首有应酬，有断续，但整个120首相连贯通，极为动人。随后赵野告诉我，他把这120首做了精简，共105首，最后一首仍是以仿龚自珍为结束。
“庚子杂诗”可以看作《剩山》的升级版和扩大版。《剩山》是速写，“庚子杂诗”则如曼陀罗画，富丽、繁复。《剩山》有宣言，有想象，最后落实，“庚子杂诗”如坛城，如繁花，最后化空、涅槃。如果说《剩山》相当于杜甫的《秋兴八首》，“庚子杂诗”则相当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当然，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赳赳对《剩山》的评论用于“庚子杂诗”同样准确，“历史笔意，自古至今的流淌，终至赵野，于当代形成一诗学的道统正嗣、传承硕果。无疑，这是新古典主义诗歌集大成式的一次写作。”
三
赵野的“庚子杂诗”以致我的那一首为序诗。跟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一样，基本上按时间顺序编排，从春天写到冬天，跟庚子年相始终。从第一首到第二十首，都是他在庚子春天写作跟疫情有关的诗。因此，我个人认为，《己亥》和“己亥杂诗”只是赵野诗的一个由头，庚子疫情这一空前的人类大事件，个人在春天被隔离禁足的事实，才是诗人借以抒写的理由。或者说，它们共同打开了诗人的锦心绣口，拉开了当代汉语一次重大歌唱的序幕。
由庚子疫情导致的文明苦果及其成因，应该是赵野诗作的重要任务。从媒体发布赵野诗作所取的标题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如媒体发布赵野的第21至40首时用的标题是，“隔空传来幽幽狮子吼，任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发布第61首至80首时，标题为，“我们何以竟走到今天，山河岁月集体失忆”；发布第81首至100首时，标题为，“我要找到什么样言辞，才能揭开种族的天命”；发布第101首至120首时，标题为，“我走出苍山，遍地的炼金士，全忙着重组善恶，让灵魂上市”。……
由此可见赵野诗歌的形态和任务。他要解决当代的问题，个人和社会在文明史上的坐标。作为一个自名为野的诗人，赵野自年轻时就自觉地置身江湖之远，比起学院诗人、公务员诗人来说，他的自由性不言而喻。在长达三四十年的读写和生活中，赵野也经历当代社会的变革，他的成名乃至生活，可以说也享受到了发展的某种红利。当然，跟他的同龄人、诗人朋友们相比，他更多地处于一种游离状态。这种生活姿态让他在不同人那里包括不同代际那里找到了知己。
当代汉语一度拥有过80年代诗人的先锋性，但随后诗歌就失去了活力，多在小众、圈子内存活或流传。最有活力的当代汉语首先源自其真实性，这也是纪录、口述、调查一类文字打动国人的原因。从《中国农民调查》、《我向总理说实话》、《黄河边的调查》开始，到南方系、财经系媒体，到外人何伟等人参与进来，都是当代汉语极有功德的表现。这种真实，一如诗人老威转型做口述记录文字表白的，“我在中国作家笔下，从未看到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东西。”
当代汉语的活力还在于其良知。在资本、技术、权力的多重诱导和管制之下，民族、民权、民生乃至个人的心灵都难得以安顿，成功学、励志学大行其道，以至于低端、弱势、青年、中产等等都被裹挟进一场无望的人生社会游戏之中。在此游戏之中，权势者为所欲为，直到被新贵碾压如蝼蚁；而平民大众自人的身份降维，成为码农、程序猿，或争向成为植物般的存在如韭菜，争向成为动物般的存在如996的牛马、风口上的猪或社畜。揭露、维权乃至诉诸自己政见意见的表达，成为当代汉语最有光彩的部分。
遗憾的是，当代汉语的这类真实、至善的功德，很少有诗人们的贡献。如果回顾最近十年二十年的汉语诗歌，国人心中大概都会想到“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一类的诗，会想起类似极端的个人诗句，或者会想到曾风行一时的打工者的诗篇。当代诗歌还没有为这一空前也许是绝后的改开时代见证、招魂。赵野的诗是少有的例外之一，虽然他说过，“当下配不上一首哀歌”，但他的《剩山》就是一组哀歌。至于“庚子杂诗”，由于写作的多重自觉，在批判性、安顿性上，他的诗超度了我们的时代。
四
我在赵野的诗中看到了独特而成熟的新诗语言，这一语言既是当代人久违的斯文雅语，又具有立此存照、命名审判的文明意象。赵野是少有的具备语言自觉的诗人，用他自己的话说，"语言如果成立，意义自会显现。"在表达个性方面，赵野类似于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
汉语新诗有一百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年中，尽管有过诗歌语言的讨论，但新诗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我手写我口式的。诗人们自己也以呈现鲜明的个性、生活性、口水性为新诗之新。但一如艾略特一样，赵野很少表现个性，不如说他更多地从新闻报道、同行、前辈、传统中寻找语言形式。“庚子杂诗”给人最突出的一大印象，就是用了足够的典故。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者都有自注的诗句出处，如果把全部的用典标明出来，几乎每一首诗都有引语、互文。
以前二十首为例。作者的自注分两部分，一部分出自作者的朋友、当代人和媒体报道，如第一首注：“孔雀肺”语出张枣。第八首注“九百万种心碎”语出《南方周末》。第九首注：“悲观是一种远见”语出木心。第11首注：网传一小行星2月29日晨可能撞上地球。第15首注：“话在风中说，一半被卷去”语出小引。
一部分出自外人的作品，如第五首注：“大众是一个幻象”语出博尔赫斯；“最好的人会最先死去”语出莱维。第六首注：策兰有句“他们把我治愈成碎片”。第八首注“那里的空气可还能呼吸”语出托马斯•曼。第12首注：齐奥朗有句“一本书是一道伤口”。第13首注：“活着过一生，毕竟非儿戏”语出《日瓦戈医生》。第十四首注：普拉斯有句“死是一门艺术，我要让它分外美丽”。第16首注：“他人即地狱”语出萨特。第17首注：“任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语出《马太福音》。第20首注：辛波丝卡有句：“我向所有事物道歉”。
至于未注的用语典故，更是每首都有若干，如第一首，除了“玄鸟”、“阴阳手”、“猪鼠年”三个词语外，还用了一个文言感叹词，“嗟乎”；第二首“忆武汉”，将武汉最突出的人文意象如“龟蛇”、“黄鹤”、“武昌的子弹”等放在一起；第三首“哀荆楚”，有“襄王梦醒”的典故；第四首“波涛如怒，峰峦如聚”出自张养浩；第五首，有“平庸之恶”和“奥斯维辛”的典故；第六首有“上帝的骰子”和“一切有为法”的典故；第七首，“我劝天公”出自龚自珍；第八首，“平地波澜，鱼龙知性命”出自禅语；第11首，有“圣人不论六合之外”、“宇宙是完美的设计”、“朱子语录”等典故；第12首，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典故；第14首，有“斯文底线”的用语；第15首，有“醒世书”的用语；第17首，有“狮子吼”和“结绳记事”的用语，第18首，有“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用典；第19首，有“白发三千丈”的用语；第20首，“从作伪开始，以无耻结束”语出严复，还有“酱缸”、孔子乘槎浮于海的用典。这些典故之所以没有注出来，在赵野心中，它们都属于传统，而当代人对传统应该是熟如家常的。
前二十首诗中还有两首诗，是从图书、人物、文化景观中受启示而写，即第十首，“读《后汉书》”；第14首，“惊蛰”。类似的诗篇还有一些，如第42首，“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第43首，索尔仁尼琴；第44首，索尔仁尼琴1973年如是说；第45首，王闿运致郭嵩焘；第46首，郭嵩焘在1879；第67首，想起司马相如……
读者如能不厌其烦地字读我征引的这些条目，一定能对“庚子杂诗”的规模和广度有所想象。是的，赵野的这部诗作堪称诗中之诗，他把历史、传统、现实中众多的诗意、诗兴、诗句、人物、情境提炼到自己的笔下，铸进短小的四节双行体诗中。不夸张地说，这部诗作是赵野腹笥的一次展示，是赵野诗学的一次表现，也是赵野人生的一次总结。
在博士们反对洋节、批评家们反对文中慎用外来词时，赵野的诗作链接了古今中外。他关注现实，但他跟大喊大叫式、直白式的关注不同，他站在历史的维度关注现实，因此他仍能从容，仍有信心。这部诗作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我们当代汉语并不孤单、偶然、侥幸，我们是活在悠久的文明之中，由于这部诗作的言说，新诗获得了增富传统、激活传统的意义。不夸张地说，这部诗作给新诗带来了里程碑的荣誉，它证实，当代汉语的言说，最精粹的当代诗歌配得上我们的传统。
艾略特的话几乎就是针对这部诗作说的，“它含有历史的意识，我们可以说这对于任何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人，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仅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的确，在赵野这部诗作里，从荷马以来的西方文学，从易经、春秋以来的中国文化，以及印度文化，等等，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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