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赵野的诗中用了大量的文言，用得并不生涩，反而极为妥贴。这表明他对新诗语言的关注已久，他改造了新诗的语言，使之具备足够的弹性、张力和兼容，使之成为一个能够容纳旧诗、文言等异己存在的大语种。
我们一般以为诗比历史更真实，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诗的叙述，即其语言文字是对历史叙事的超越。因此，最好的诗，是把语言从一时一地的口语中超越，还原到生存质地，还原到词语状态，甚至从字还原到文。在新诗的发展中，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旧诗天然属于文言、雅语，新诗属于口语、大众语言。但新诗如此发展的后果是，新诗成为了小众的读物，成为某种方言，其语言对汉语的演进贡献不大。
在文明史上，经典诗篇和经典诗人对其文化的语言更新作用是非常大的。在古典中国，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龚自珍等人的诗篇，几乎都激活了汉语，推动了汉语的新生。“李杜诗篇万口传”，这些诗人都教会了一个时代及其大众如何言说，并由其言词、诗语等言路拓宽了思路即精神思维的边界。在英语世界，乔叟、马洛、莎士比亚等人的贡献大大提高了英语的能力，英语之从一个岛国小语种成为世界性的语言，多半得益于诗人们的劳作。
从历史上看，一种语言要获得新生，需要从官吏语、贵族语、民间语中解放出来，需要文明的守夜人去言说，去歌唱。这一文明的守夜人即诗人，其文人语言是对官吏语、贵族学院语、民间语的超越。诗人就是使思想观念、大千万象定格为语言文字，回到文，以此斯文襄赞天地，以此斯文回向世间。
在百年国史上，胡适之、鲁迅、毛泽东的语言都曾经影响过一个时代，但他们的语言更偏于散文或时文。相较而言，诗人们如郭沫若、徐志摩、冯至、闻一多、穆旦等人虽然优秀，在语言上的贡献显然不足，这跟诗人的能力无关，而是跟时代、跟诗人们的认知和归属等等相关。如在诗人的归属上，从郭沫若到闻一多，他们多半是革命者，是国家主义者，是意识形态中的一员，是思想观念的化身，还未能超越成为真正独立的文人、诗人。
相比较而言，当代诗人的条件要优越得多。做一个独立诗人、自为一政府、一个人如同一支队伍，等等，当代诗人的条件要有利得多。但是，当代有语言自觉的诗人并不多；尤其是，在商人、科技、金融、官吏成为一时一地的成功人士之后，诗人们也加入了傍官傍商的队伍，甚至成为商人的一员。赵野的生活中也有这类诱惑，但他最终是游离于时尚之外。他博览群书，却很少借助于散文表达。一些诗人涉足于出版、地产、散文、金融、旧体诗，赵野笃定地守候着汉语新诗，把人生的抱负寄托到诗歌中，他的诗歌意识很早就形成了，而且有非常强烈的语言探索精神。因而，在当代先锋一时、山寨一时、灵感一时、因循一时的诗歌创作中，赵野把古今中外的语言熔铸到自己的诗中。这个集大成的文明语言或说斯文，成为了当代新诗的一大成就。
我们都知道，当代汉语每况愈下，留学生们的爱国表达都借国骂表达，庚子疫情的人道心情只是“加油”、“不哭”、“挺住”。当代人言说之粗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当代汉语言说跟文明无缘。经天纬地曰文，当代的汉语言说者多无日月、山河大地、历史长河意识；照临四方曰明，当代汉语言说者自身都多半陷入黑暗之中。而我们读赵野的诗篇，会惊讶他的语言纯粹，他入世但并不受时世污染。可以说，赵野的诗歌给当代汉语增添了荣誉，原来汉语还可以这样言说，原来汉语可以直指人心，可以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可以链接四维上下和我们的历史。有人说赵野的一大特色是擅于宏大叙事，这一宏大叙事在文明意义上是完全成立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叙事并不说教，相反多似独白、老友谈话那样亲切。
六
“庚子杂诗”的特点众多，语言只是其中一种。事实上，前述的诗体创新实验本身也是一大特色。读过“庚子杂诗”的人都会同意，双行四节体诗在赵野手中已经成熟。虽然诗人们有人在探索双行体诗，有人在探索绝句体新诗；但依我的经验，赵野用心经营的双行四节体诗，已经是一种成熟的诗体，是真正能供汉语言说者大有作为的绝句体新诗。
在古典中国诗歌史上，汉诗从诗经、楚辞发展，从四言走向五言、七言，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当四言诗走向末落，即使陶渊明、曹操这样的大才都无能挽救其衰落的命运。而古诗十九首、曹植、谢灵运等人催生了五言诗的表达，屈原、蔡文姬、曹丕等人催生七言诗的表达，五言诗、七言诗因此登上历史舞台。五言、七言从古体诗走向格律诗，又经历了数百年的试验，其中人们又发明了汉字的四声，让诗人们在汉字的音韵、结构、意象的浑然一体中一较短长。到初唐，王绩、四杰、陈子昂、张若虚等人把格律诗推到诗歌的前台，一个新的诗经时代，唐诗时代拉开了序幕。
在英语诗歌史上，同样地，诗体形式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最初的头韵体诗、乔叟移植的英雄双韵体诗、民谣、白体诗，都曾经风行一时。到怀亚特引进十四行诗，经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的改进，发展成为成熟的英国型的十四行体。十四行体诗之于英语诗人，犹如七言律诗之于古典时代的中国诗人，从斯宾塞、莎士比亚、多恩、弥尔顿，直到后世的华兹华斯、雪莱、济慈、勃朗宁夫人、叶芝、奥登，都曾在其中一显身手。
在一百多首“庚子杂诗”里，赵野几乎试验了四节双行体的各种形式，独白、叙事、白描，诗行的长短，等等，这些试验显示，四节双行体新诗可以抒写一切领域。一百多年来的汉语新诗也有不少优秀之作，但有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即散漫、无章法，自由得往而不返。尽管闻一多等人试验过新诗的格律，穆旦有过形式的探索，但没有一个人像赵野这样推崇四节双行体，这是一个更小的镣铐、更小的道场，作者必须考虑如何在短小的篇幅内组织好文字，调动各种手段来突出诗兴。以我的经验，这一新诗绝句对作者言路思路都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提升。但一旦熟悉文字的气韵，读者都能参与诗的生成，作者完全可以如古典诗人那样即兴口占。
到目前的新诗写作，很少如旧诗那样可以不借助笔墨。我们似乎习惯了新诗要面对白纸或电子屏幕，去一句一句地写出来，或不断地涂抹改动。旧诗多可以如来，如在眼前，心中或脑海的文字、词语、意境可以定格在眼前，由我们再去吟哦、推敲。新诗虽然是写出来的，但新诗却难以背诵，难以脱口而出，难以反复吟咏。四节双行体新诗一如绝句，在精短的文字中考验作者的才能；同样地，重大的题材、惊心动魄的感受、意味深长的瞬间、历史意识，能否在短短的四节双行体诗中呈现，这是对四节双行体的考验。我们读赵野的诗，可以说，绝句新诗经受住了考验。
四节双行体即共八行诗，相当于七言律诗的行数。七言律诗的内容字数为56字，赵野的四节双行体诗最短者只有52字，比七言律诗的字数还要少，一般多为六七十字，长则近百字，只比七言律诗多了三分之一强。从字词构成的音步来说，四节双行体诗的每行诗基本上在四音步到六音步之间，比格律诗的三音步、四音步为主的规模略长；每行还有两个半句如四字五字或三字六字等多样的变化，由此可知它的表现力跟格律诗有所不同，它更适合现代人的思维。一百零五首庚子杂诗总字数不到一万字，仅比相同首七言律诗的字数多了三分之一强。这是一个惊人的成果。我因此愿意称其为新诗的绝句体。
在赵野的绝句新诗中，时事、友情、历史、风景，都得到了表达，其题材之广几可比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我们由此可知，绝句新诗的表现力非常强大。在新诗百年各种试验之后，赵野用四节双行体的形式给新诗找到了一个无往不复、去而能返的家园。这个家园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言志、抒情、叙事，可以安身立命。
正是看到赵野的成绩，我在“汉尊读者的2020年-2021年跨年诗歌朗诵会”的致辞中给旧诗、新诗做了一个参照，我说，“旧体诗的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有过自己的大众阶段、贵族阶段、文人阶段，它有过自己的民间性、宫廷性、文人性，它有自己的神性、人性。从集体的、个体的、国家的、地域的等等经验出发，旧体诗最终在汉魏六朝之后，发现发明了人。从唐宋开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牧童胡儿，都能用诗来立此存照，来见证人。在唐宋以来上千年的中国史上，我们的先人不仅是以历史为宗教，而且是以汉诗汉字为神圣的。”“新诗有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走过了从诗经、楚辞到汉魏六朝的历史，今天的汉语新诗走到了初唐，走到了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时代。新诗正在从口语、语言、故事、意象、情境中超越，回到历史和文字本位，并以历史和文字超度我们的生活现实。这一大的转向将带来汉语空前的活力，将把汉语的言说者都纳入到新诗的写作和阅读中来。就是说，不仅我们汉尊的读者，就是每一位言说汉语的人，都能用汉语创作诗，都能阅读诗、欣赏诗。”相信读过赵野诗作的读者会理解，在我心中，赵野就是初唐的诗人，就是呼唤新生的陈子昂。
七
事实上，赵野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庚子杂诗”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参与发明了当代汉语言说者的人格，发现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利、义务，发现了跟天地历史对话的历史意识。
古典时代的个人在命运遭遇不幸时往往会呼天、怨天、詈天，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后来的诗词曲赋，人们都有面对“天高但抚膺”的感慨和“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悲情。“庚子杂诗”中的绝大部分诗篇，都是针对现实而作。但对现实的观察、感知和意见，诗人并不归因于命运或天意，他更多地指向了人。如第一首，“满地古怨要找到出处”，第三首，“为什么是我承受这一切”，第四首，“贪欢的人民一直沉睡，多病的人民还在恐惧”，第五首，“刀笔吏也奢谈奥斯维辛”，第七首，“苍生不担雄主的僭越”，第八首，“英雄总爱以天下试险”，第九首，“时代坍塌时，我们每一个全成代价”，第十首，“治大国若跳神，一乍一惊”……
前二十首多写疫情，不用征引完毕，仅仅前十首诗就构筑了一个从历史到现实的人文景观。人民、苍生、刀笔吏、雄主、代价，似乎自古以来就如此稳定。诗人的追问、痛心、斥责、揭露，不仅仅指向某种人，也指向全体。因为这全体人没有成就为某个具体的人，某种人中也没有成长为某个独立的人。
在后来的抒写中，作者带我们上天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一个类似屈原那样的形象渐渐浮现出来。作者对现实多抱有批评、审慎的态度，但这种批评是温和的、斯文的，换句话说，他是悲悯的，他以历史和天地的维度为生活赋予形式，他的否定、挽歌仍是和解式的。“好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童年时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轻时纯粹的友谊和情怀，也包括那些优雅理想和伟大志向。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疯狂和想象力，我应该谦卑地与生活达成和解。”但他自己的生活选择又是决绝式的，所以他游离、远观、投身于汉语诗歌写作，让自己成为诗或词语的化身。
我们也跟着诗人去朝圣、行吟，去批评、嘲笑、招魂。我们跟着诗人一道成长，一起完成。借助于诗人和他的诗，我们能够跟这个可诅咒又无奈何的生活拉开距离，我们的精神心灵超凡脱俗，生活的污泥浊水没能玷污我们的精神，相反，我们独立地触摸到了永恒、爱和意义。终于，在第85首出现了这样的诗句，“我说出了反省和希翼|以及对诸夏隐秘的忧心||我已深入到词语骨髓|一脚踏进色空之际||流云在苍山上时聚时散|我的不朽已然足够||君子言行当可动天地|所以每阵风都必须永存”，第87首说，“我已为汉语增添了新的气象|枯坐苍山，耻与魑魅争光”，第89首说，“你们注定要坚守黑暗|而我会把诗写在水上”，第98首，“我让语句深入生死之际|在虚空中呼唤出爱和意义”……
当然，这样的信心、从容一闪而过，因为人仍要回到天地中去。所以人需要直面虚无。第91首，“这些诗句是留给后世的|不详的后世，虚无的读者哦”，第93首，“我应该热爱他们，但此刻|很难，虚无带我上苍山”，第96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如此可疑|燕子掉头而去，读寒山子”，第104首，“观心的燕子日日笑我|何时才能堪破文字执念”……
可见，这一回答文明现实的诗人之旅，不仅有屈原的形象，还有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寒山子、鲁迅，等众多文明人格的形象。他们的精神血脉合铸出一个当代汉语诗人，赵野在《剩山》中自承，“我是一个词语造就的人”，“庚子杂诗”呼应了、实证了这一自我期许。但直面虚无又是对《剩山》的超越。终篇，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清净圆满，“我对命运已不再感惊奇|好风吹纸笔迳入龙溪||天台雪重，七卷经礼毕|白茫茫大地万法空寂”。
八
“庚子杂诗”是说不尽的。双行体的形式如此突出，如此成熟，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赵野认为，古汉语诗歌，都是两句为一联，或者说两句才为完整的一句，可以独立。他的两行一节，实际上是承继了古典汉诗的句式。句式的汉语性，也许就带来了新诗形式的汉语性。而两句一联（古诗）和两句一节（新诗），也暗合了中国传统的阴阳两仪关系。就是说，赵野给双行体诗找到了汉语的知识产权，找到中国文化的知识产权。由此可知，汉语新诗不再是翻译诗的镜像版，不再是西方现代诗的山寨版，而是中国自家气象的精神创造。
“庚子杂诗”中的用韵常有出奇出彩之处，对新诗无韵或用韵，这部诗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八句中的用韵千变万化，尤其是句中韵常让人叫绝。一如胡赳赳对《剩山》文本的分析，我相信对“庚子杂诗”用韵的研究会给人很多启示，会使人对汉语的言说增富一种思维的训练；我更相信读者们会把诗中的用典一一找出，从而使阅读增添丰富的意味。
在某种意义上，这部诗作把汉诗读者的精神提升了一个高度，如果我们愿意说是要求读者提高其素质也可。要而言之，那些还不具备历史意识的读者，那些还在本能生活中听说持诵的读者，那些以观念交流或口水交流为荣的读者，欣赏赵野的诗作还有些距离。
但汉语的最高成绩绝不缺乏知音，相反，真正的读者不仅从诗歌中受益，也参与了诗的意义的生成。“庚子杂诗”在网络上流传的时候，我看到艺术家戴光郁称赞说，“意蕴深邃，直击现实，字字珠玑，汉语之美尽在！庚子华夏之难揭示文字重要作品。”胡赳赳留言说，“气象烁古吞今，幽明沓来。……诗人发心底语，感时溅泪，得游吟之正。隐隐有峨冠博带之貌。”
在我看来，赵野的这部诗作如同古典诗歌一样，会生成很多东西，比如注译、比如摹拟，比如集注，以及比较研究，等等。谈论这部诗作的不足是容易的，但也是轻佻的。因为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重大，它需要我们熟悉、接纳，并在它的基础上继续汉语言说，并进行新的创造。
我读完“庚子杂诗”后还有两大感受，一是四节双行体的绝句新诗，仍有不少空间，如汉字的对称性思维、词语的对韵特征，在诗中还有待体现；二是盛唐如诸神一样的诗圣、诗仙、诗王、诗佛，等等儒道佛耶回人格还有待表现。所以我相信“庚子杂诗”既是回答、完成，又是呼唤、催生。
“庚子杂诗”元气淋漓，本自具足。它的整体精神是“尘世挽歌”，既超拔，又有救赎，视野开阔，气象浑然，因此，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杂诗，不如用文明和现实的哀辞更为贴切。我更愿意称赵野的“庚子杂诗”为“庚子哀辞”。这一悲哀既实既虚，如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而赵野以他的“苍山”为立足点，向天下心灵和文明的历史发问、招魂、印证。
我还愿意再度强调，赵野的“庚子哀辞”是汉语史上的一大精神性事件。借用古典诗人的历史眼光，未来人们会同意，赵野的功德一如陈子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
最后我还愿意说一句题外话。庚子年我读到了两部重要的诗集，一部陈初越的《十年诗选》，一部赵野的《庚子杂诗》。陈初越先生的诗以旧体诗为主，赵野的诗是新诗。他们的诗代表新、旧两大诗歌在当代的高峰。他们都为汉语的当代表达提供了新的资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意味深长的是，两人的诗都是古典式的。显然，当代汉语诗歌还有一大领域，自由体诗歌道路。我乐意看到人们在此道路上的收获，跟陈初越们、赵野们的诗歌一起，百葩怒放，与日争煌。
2021年1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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