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海子所经历的，与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直至海德格尔)有着深刻联系的话，那么王小波则是与英法人文主义的、启蒙的传统有关。“启蒙”在今天是备受争议的一个词，不乏有人将“启蒙理性”与“社会现代化”划上等号，在对“社会现代化”进行反思批判的同时，抛弃启蒙理性的传统。对这些话题的辩驳不是本文的任务。我需要回答的只是——如果王小波与一种启蒙传统联系起来，你所说的启蒙指的是什么?在这里，我采用的是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在他那篇《现代性业已失去批判意义了吗?》一文中，对于启蒙原则的概括：启蒙肯定理性，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有自我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启蒙肯定个人，认定个人不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和追求幸福的最基本的单位;启蒙肯定平等，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以及启蒙肯定多元，肯定众多选项7。当然，我们不能把王小波的小说当成是这些原则的演绎，与海子一样，王小波也有他在中国现实的出发点，有他在现实中感到疏异、感到气闷的东西，他是在与某些东西的对话中发展出他的想象力。他的启蒙理性是在与人文主义精神与场景的结合中，最终发展出他自己独特的诗性。 我们不妨在与海子的比较中来看王小波，一个最大的、显而易见的差别是在王小波那里，不存在“精神家园”这种表述。在向往“精神家园”的意义上，海子是一个乡愁诗人，而王小波完全不是。王小波没有那种返回的冲动和不想做那种返回的努力。在是否一定需要一个归宿或返回某个理想化的过去的问题上，王小波显得死不悔改、决不松口。他的那篇《我的精神家园》文章，拐来拐去是对于“精神家园”这种说法的一种嘲讽。他说：“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他更宁愿同意安徒生的《光荣的荆棘路》的表达，认为“人文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8。“在火里走着”什么意思?就是宁愿忍受没有“家园”的痛苦和煎熬，也不轻易给自己找一个归宿，一个温柔乡，一个停下脚步来的歇息之处。他不是没有感受到虚无的侵蚀，不是没有感到除魅的现代生活特有的空虚乏味，但是他宁愿采取一声不吭的方式，他熬着、他能熬。实际上，用“煎熬”这个词对他来说还是太重了，他在运用了安徒生的《光荣的荆棘路》中“在火里走着”这个比喻之后，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比喻，这个比喻是理解王小波作品的一个关键：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个蓝蜻蜓。” 蓝蜻蜓会飞的，是飘泊不定的，而且在蓝蜻蜓的背后，是一望无际的天空，天空当然意味着自由，同时也意味着居无定所，飘泊无踪，谁能够在天空中安下家来?他的另外一段表述同样非常清楚，在《跳出手掌心》这篇文章中，他说“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9。比较起来，某种称之为“虚无”的状态对后期海子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对王小波来说却是创造性工作的前提。一个要回家，一个还嫌自己走得不够远，还要走得更远，显然这是不同的冲动，不同的诗意。
从美学形态上来说，这两人之间的区别无所谓高低对错，我们甚至可以借用米兰·昆德拉作品中的两个人物，来对此做进一步加以区分辨别，即《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两位女性：特丽莎和萨宾娜。特丽莎受不了国外的生活，一定要回家，只有回到布拉格才感到安心，她是一位乡愁者。而萨宾娜不能在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地方安下身来，小说中一个极端的说法是“背叛”，萨宾娜不停地背叛：背叛父亲、背叛丈夫、背叛情人、背叛祖国直到无可背叛，这里的“背叛”不需要坐实了来理解，它指的是一种“生命中能够承受之轻”的自由状态，在这个世界上独来独往，不被任何力量束缚住。对这种无家可归的状态，萨宾娜甚至一点也不感伤，她不为此自怜自艾。用小说里的语言来说，她不“刻奇”(Kitch)。
也许有人要说：这种人只配下地狱，因为他们从来不考虑救赎的事情。也许是这样。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宁愿下地狱，也要不依不饶地坚持自己不依不靠、“特立独行”的立场。这一方面是出于理性的怀疑论立场，不相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东西可以把自己交付出去;另一方面，想必有什么东西如此吸引他们，对他们来说更加重要，更加珍贵，更能够体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个东西可以称之为“自我引导”，即一个自我引导的、自己作主的、自我设置的、自行营造的生活，才是值得一过的。
1978年他给李银河的情书中写道：“我们生活的支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自己要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生活，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意义。”决定自己把自己扛起来，由自己创造自身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并不是来自任何一种外部力量，这种生活不是由任何他人来安排，更不能听由他人来强行规定，不是任何一种外部力量、外部环境所能够提供或者押宝押在上面的，——这样的起点，别说1978年，就是现在听起来也是那么新奇有力。他流传最广的、人们最熟悉的那个随笔《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在他的描绘中，那只猪从来不在猪圈里呆着，它后来流亡时，又以鸣笛般的叫声误导工人们上下班，体现了同样的“自我设置”的精神。类似的表述在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黄金时代》中的王二说：“如果一个人不会唱，那么全世界的歌对他毫无用处;如果他会唱，那他一定要唱自己的歌。这就是说，诗人这个行当应该取消，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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