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否认为鲁迅后期并没有完全接受当时流行的阶级论，《阿Q正传》也不是按照阶级论的理论概念写的？张梦阳：是的。人，生活在阶级社会中，肯定带有阶级性。但是阶级性能够代替人性的全部吗？我看不能！还是要透视人性的全部基因，才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记者：那么，鲁迅后期的作品还有价值吗？
张梦阳：有。例如他30年代阅读了《清代文字狱档》后，在《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一系列杂文中，剸刺刻骨、入木三分地剖析清朝统治者文化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就显出了无人可比的鲁迅式的尖锐、深刻。可惜至今对这些杂文的论析仍然非常不够。
记者：这些杂文是有其价值的。但您说鲁迅后期也有误区，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张梦阳：鲁迅在受到柔石等青年作家被杀害的强烈刺激之后，就更加贴近当时的阶级论，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下断语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把“第三种人”的中间地带完全抹煞了，这就未免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也难以经得住历史检验。他对苏联也有所误读，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就存在理论上的失误。历史业已证明，无阶级社会固然很好，但是恐怕是很难实现的乌托邦。而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不仅很难实现，反而会适得其反。不过，他内心深处是有困惑的。1932年11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王志之、张永年、潘炳皋一起访问了回北平探母的鲁迅，每人都写了回忆文章，据潘文所记，鲁迅在回答“中国文坛为什么萧条”的问题时说：“因为理论把人拘束住了吧！起先没有理论，还可以随随便便地作下去，有了理论了，反倒不能写了。”可见鲁迅对阶级论的教条是有所抵触的。理论上他觉得应该写，甚至产生过写红军的设想，但是艺术的良知与文学创作的丰富经验又使他无法付诸笔墨，又一次处于彷徨之中。鲁迅后期终止创作，是不幸，也是有幸。倘若他真按照阶级论写出新的作品，肯定会成为他的污点和历史的垃圾。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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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照您这样说，鲁迅经典是有的有价值，有的没有价值了。张梦阳：二律背反，或许对于宇宙间所有现象都是适用的。鲁迅毕生充满了矛盾。当他附合了阶级论的理论概念时，就难免浮浅和偏执；而当他的如椽大笔又犀利地直刺人性的深处时，则又闪烁出划破长空的光芒！即使他失误的地方，今天也有其价值。人们可以以史为镜，鉴古知今，避免陷入误区，使以后的路更为顺畅。
记者：鲁迅的作品能够都说是经典吗？张梦阳：我不认为鲁迅的所有作品都堪称经典。他也有不够成功的作品，前期有，后期也有。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足以称为经典。早就有专家说：鲁迅即使只有一部《阿Q正传》，也足以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称雄，何况他还有《彷徨》、《野草》、《且介亭杂文》那么多堪称空前绝后的作品呢？记者：历来有这种说法：认为鲁迅到后期艺术上倒退了。这些倒退的作品还能称为经典吗？在当今还有价值吗？张梦阳：是的。历来都有这种说法。但我认为并不尽然。为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我写了《论鲁迅散文语言的艺术发展》一文刊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8期上。根据我多年的体悟，觉得仅就鲁迅的散文语言来说，就是不断发展的。例如《自言自语》、《野草》、《且介亭杂文》这三部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就有很大的不同。从笔调上经历了平直-婉曲-幽深，色调上经历了平白-绚烂-淡然，节奏上经历了急板-行板-缓板，形成了鲁迅所独有的文体。例如《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半夏小集》是一束议论性的杂感，九段短论，各呈一番风采和理趣，一、五、六是对话体，二、三是箴言体，四、七、八、九是随感体。文体腾挪多姿，富于变化；风格冷峻洒脱，蕴藉深厚；立论警策机智，尖刻诙谐。试将一节剥A大衫的对话与《华盖集》中的《牺牲谟》进行一下比较，就会发现鲁迅晚年的杂文艺术的确更为清峻、简劲了，这里的几句话比那时的一大篇还要痛快淋漓！再拿四、七节的随感与《而已集》中的《小杂感》作一番对比，又会感到鲁迅晚年的杂文不仅更为峻拔，而且愈加丰厚、委婉、跌宕，不只限于哲理的凝聚，还展现“伟美的壮观”，增添了画面感和语言的顿挫、曲折之美。而文中所充溢的是更为炽烈的爱国热情，不甘做任何人奴隶的凛然正气，“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同是后期写的文章，鲁迅也是越到后来，越是成熟。就拿记人散文来说吧，《且介亭杂文》中的《忆韦素园君》和《忆刘半农君》，与《朝花夕拾》中的记人散文相比，是更上一层楼了，但似乎不及《我的第一个师父》那般苍老、浑厚。“庾信文章老更成”，鲁迅的文章是越老越成熟，越来越幽深了。我认为：鲁迅《且介亭杂文》中的许多篇目，至今仍然堪称经典，无人企及。鲁迅的文章自有他独特的语气系统，这就是杜甫式的沉郁顿挫、舒缓自如，而且越来越醇熟。这一点需要长年的反复涵咏品味才能体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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