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概括地论述了从《周易》哲学、先秦诸子哲学到两汉哲学的一些代表性哲学家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的特点。这是从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将其揭露出来，一个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都有他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总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否则就难以自成体系。如《吕氏春秋》、《淮南子》只能算是“大杂烩”汇编。然而，在王弼之前的全部哲学史，还没有一个哲学家能自觉地意识到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重要性，而予以专门研究并建立理论，往往是凭借天才和经验积累，自觉不自觉地在予以运用。并且把认识论与方法论纳入世界观之中，或混而为一。在一定意义上讲，世界观也是认识论与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两者必然是统一的。但认识论与方法论毕竟不能等同于世界观。两者不可混而为一。如《周易》的世界观是巫术“天命观”，认识论是巫术“天人合一观”，方法论是阴阳“八卦图式”。但古人在理解和运用这部典籍时，往往把“阴阳八卦图式”当作了世界观，视阴阳“八卦图式”为世界模式，“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被神化为通晓一切的神圣图式哲学。如老子的“道”，乃是他“道学”的世界观，以道为本，是他的认识论，崇本息末是他的方法论。但老子却把“道”既作为世界观，亦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虽然天才地在他的“道学”中显示了“以道为本”的认识论和“崇本息末”的方法论，却未能自觉地意识到，并予以提示。所以导致老子“道学”体系难以完善而流产。孔子视“仁”为道，作为他儒学的世界观，并明确地提出了“中庸”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所以就能建构起他完善的儒学体系。同样庄子、孟子、韩非理论的错误，主要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错误所造成的；而荀子、董仲舒的成功，则在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完善。但他们都未能自觉地加以认识和研究，都处在自觉不自觉的状态中。因此，汉以前的哲学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都未能脱离经验论的束缚，而且往往把经验主义实证科学方法论当作哲学的主要认识论和方法论，所有的哲学家几乎无一能例外。随着两汉科学的发展，反而更甚，董仲舒庞大的封建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汉易学的庞大体系的发展，谶纬神学体系的形成，直到王充《论衡》，不管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无不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实证方法论这一基础之上。严格地说来，“验证”或实证方法论属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而不是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所以导致了汉人哲学理性抽象思维的退步，不管董仲舒的儒术，京房、扬雄的易学，谶纬神学及王充的《论衡》，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往往把神学、科学与哲学混为一谈。如把宇宙生成论、构成论、天文历法、医学，都当作了哲学问题来研究，犯了舍本攻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错误。所以汉代的哲学体系尽管庞大，却不如《周易》、老子、孔子、荀子哲学的理论水平为高。所以哲学史发展到了汉末，对民族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与建构，就被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不解决这个历史任务，要想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推动哲学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就困难了。
摘选自苏东天著《易老子与王弼注辨义》（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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