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绝大冀与方来
——不是结束的结束
辛若水
（一）就要结束了
我的文革研究，就要结束了。记得，在刚迈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我说，自己有一种朝圣的心态。实际上，这种心态是很矛盾的。我总认为，真正的神圣是在心中的，所以顶礼膜拜，便不怎么重要。我从来没有匍匐在偶像权威之下，而是努力地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做出独立的判断。我们知道，文革已经作为大灾难、大浩劫，载入了史册。如果文革真的就是大灾难、大浩劫，它又有什么神圣可言呢？我无意于动摇既定的结论，我只想通过哲学的思辨去接近历史的真实。其实，历史的真实，不只有一面，而且会有两面，甚至多面。大灾难、大浩劫，确实是一种真实，但这种真实，却被无限地放大了，而这种放大的真实，又恰恰掩盖了另外的、更大的真实。如果要问这另外的、更大的真实是什么。大抵也不过“全国山河一片红”，激情燃烧的岁月之类的。其实，这些鼓舞人们热情的东西，一旦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就会成为动乱的根源。我们也在疑心，这动乱究竟有没有革命的意义。如果动乱具有革命的意义，那就不是动乱，而成了革命。但是，我们已经把文革作为动乱，排除在了革命之外。那么，文革是不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呢？从大的历史进程来看，大抵如此。中国革命是神圣的，是伟大的历史造就的这种神圣。所以，把文革纳入中国革命，那就没有法子彻底否定它了。所以，也只有把文革说成动乱，说成灾难，说成浩劫，才可以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下，大凡牵扯到文革，都比较敏感。赞扬文革的，被指责为极左思潮的复活；而痛骂文革的，又可以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以说，讲文革是灾难，是浩劫；这是有一定限度的。俗话说的好，“胳膊折了藏在袖子里”；因为人们要的是面子。但是，要想把折了的胳膊接上，恐怕还得捋起袖子。然而，总是去揭疮疤，究竟不是什么好事。况且，我们现在已经医治好了疤伤，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吧。在文革研究中，我写了篇论文，叫做《告别“万岁”》，有人说，现在已经没人喊万岁了，这篇文章要是三十年前写的，那就有实际意义了。可惜的是，三十年前还没有我呢。我更同意另外一个人的说法，现在是不喊万岁的万岁时代。在我的心思里，自然有这层意思，只不过没有这样表述罢了。其实，在文革的研究中，我的心情一直比较沉重。对于十年文革，我是有着一种很深的敬畏的。在里面，确实有很多神圣的东西，颠倒不破的东西；这些方面，我已经讲得很多了，所以就不再重复了。对于那些神圣的东西，我既不想扬之上天，也不想绝倒于地，我只是在反思它。神圣的东西，也会跟伟大的人物开玩笑的。而伟大的人物，也很容易认识到自己的可笑。但是，这种可笑，并不妨碍神圣本身。反思神圣，绝不是去解构神圣。对于解构主义，我一直不怎么喜欢。我觉的所谓解构，不过屠夫的刀子。屠夫的刀子，会把许多美好的、神圣的东西，解构得支离破碎。我觉得，只有经过反思的神圣，才能成为真正的神圣。当然，文革中的神圣就是毛泽东，对于这个神圣，我从来没有不恭的态度。即便有人要佛头著粪，但在我心中，佛头上永远都是没有粪的。把脏水泼到人家头上，并不意味着人家就是脏水。我总觉得，中国人很难冷静的、理性地对待自己的历史。许多时候，历史是面目全非的。只有了对历史的书写，而没有了历史的真实，这样是很不好的。文革的真实，究竟是什么，已经众说纷纭了。但是，就是在文革，又有谁知道它的真相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惘然”，当时就不明白，后来又怎么清楚呢？我们当然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真相会水落石出，但这很难，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水有多深。其实，即便真相水落石出，又能怎么样呢？一切都已为历史。面对十年文革，我的心情确实沉重，但现在，可以如释重负了，因为很快就要结束了。我知道，所谓研究，自然是谈不上的。但是，这毕竟是朝圣的历程，反思的历程。在朝圣中，能得到什么呢？在反思中，又能得到什么呢？大抵也只是几行歪歪斜斜的空文罢了。
（二）迥异于“新左派”
在对文革的评价中，“新左派”已经占一定势力了。与彻底否定文革相对立，他们是为文革唱赞歌的。就一段历史来说，文革自有不容泯灭的价值；彻底否定甚至妖魔文革，自然不是历史的态度；但是，无原则的唱赞歌，也未必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民族，还没有能力消化文革。所以，对于文革，这笔巨大的遗产，我们只能以否定的形式封存。实际上，“新左派”也有他们非常光辉的一面，那就是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执著。文革时代，虽然被定位为大灾难、大浩劫，但是那个社会却维护了公平与正义，这是否定不了的。文革时代，也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公平与正义，会成为永远的神话，这个神话是建立在“天下为公”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天下为公，所以才有公平与正义。但在天下为私的时代，我们会认为那么崇高的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现在的“不可能”，却是以前的真实存在。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的时代，较之文革时代，确实进步了，但这种进步主要地体现在经济方面。然而，在人的思想境界方面，我们实际上是落后于毛泽东时代的。当然，现在许多人指责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甚至说毛泽东时代还不如旧中国。这确实是极大的诬蔑。而新左派在驳斥这些诬蔑面前，是最有力的。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恐怕不是任何言语所能动摇的，因为他把一种伟大的理想带给了人间，他建立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而这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属于未来的。无论什么时候，人心都是最重要的。他赢得了人心，所以人们可以为之生，为之死。不是用私欲、金钱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而是依靠道德理想、思想觉悟，这确实是一个创举。“新左派”，是有自己理由的。虽然人们已经习惯了消解崇高，嘲笑伟大，但是，这却改变不了崇高伟大本身。即便你再讲革命者的崇高比汉奸的卖国更不可原谅，但是，革命者的崇高永远为人们景仰，而卖国的汉奸只能落得千古骂名。我发现，现在人们的是非观念越来越淡薄了，以至于连大是大非都分不清楚了。好在这世界上并不是空无人。对于“新左派”的一些东西，我也是在吸收的，譬如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执著，就很不错。但是，在读了许多“新左派”的文章之后，我终于发现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虽然执着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却有太多的“左”的东西，而完全忽略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苦难。在我看来，“新左派”大抵在拉历史的倒车。虽然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算不得拉历史的倒车，但是让文革再来一次，显然是荒谬的。新左派把文革界定为向官僚主义开战，并不错；但是，所以这样界定还是根源于现实。现实走什么样的路，还是让现实自己选择的好。我们早已奔向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是不可能回头的。在我想来，新左派的意义，也只是有助于我们认清文革中被掩盖的另一面真实。不可否认，我的文革研究确实吸取了“新左派”的一些东西甚至是灵魂性的东西。公平与正义，就是新左派的灵魂；但是，我觉得，在公平与正义之外，还有自由。我们并不能为公平与正义，牺牲掉自由的。在文革中，确实体现了公平与正义；但是，知识分子的自由却荡然无存了。如果没有了自由，那公平与正义就不再具有任何的价值；因为公平与正义，已经成了和我们漠不相干的东西。公平是别人的公平，正义是别人的正义，而知识分子，却只是受苦受难。文革是知识分子的灾难与浩劫，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新左派”恰恰忽略了这一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虽然未必多么崇高，但也不一定就那么卑贱。把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对立起来，大抵并不对。知识分子本就是大众的一员；怎么能因为有点知识，就变得罪该万死呢？反智主义是不对的，它不过泥淖而已；而我们，迟早是要从泥淖中走出来的。“新左派”在揭露一面真实的时候，也掩盖了另一面真实。这大抵即是荀子所谓的“有所见，必有所蔽”吧。毛泽东时代，是公平与正义的象征；对于公平与正义，我们自然不能抛掉，但是，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捍卫个体的自由。
（三）不同于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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