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文革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充满矛盾。不只是各篇文章间有矛盾，就是同一篇文章中，许多观点也是相互冲突的。其实，研究文革，是不可能没有矛盾的。如果方方面面都能自圆其说，那倒失真了。因为文革本身有太多的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在人类历史上，是永远都无法解决的。也正是这永远都无法解决的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1966—1976，历史确实在这里沉思。如果说，文革过后的最初十年里，我们主要看到的是文革的错处、不好，并且把文革当做反面教员；那么，改革开放走过了十年后，积累了许多的社会问题，我们又渐渐发现了文革的闪光之处，譬如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维护。改革的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在文革时代，公有制确实出现了许多弊端，而这些弊端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纵然有这些弊端，那个时代，最主要的都是“天下为公”。而改革开放的历程，也就是由“天下为公”慢慢地转化为“天下为私”。譬如在农村所施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用私利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把付出与收获结合在一起，确实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的改革曾经被人们认为是最成功的；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则举步维艰。似乎承包制的作用不是很明显，于是人们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确实发展了中国，让中国富了起来；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在人的思想境界上，确实落后于了毛泽东时代。“天下为私”，我们不能盲目地说它好，因为它毕竟不合乎我们的理想；但也不能盲目地说它坏，因为他毕竟让中国发展了起来。评价一个时代，不只有意识形态这一个标准，更有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是比较完美的，因为它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讲“天下为公”，算不得虚伪，因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如果在“天下为私”的基础之上讲“天下为公”，那就是十足的虚伪了；而范跑跑所谓的“为什么非得崇高”，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正面意义。虽然真小人 ，并不比伪君子高尚，但他毕竟还有一点真，虽然这种真，不过是厚颜无耻。鲁迅先生早就讲过：“迷信可留，伪士当去”。我们现在面对最多的就是伪士。伪士的最大坏处就是败坏了崇高本身。当崇高，不再是人的一种思想境界，一种纯正追求，而只是求名求利的工具，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为什么非得崇高”。在毛泽东时代，更是要求人们崇高，但这种崇高却为人们的真诚所铸就，有着真性情，真血性，而决不是求名求利的工具。如果思想解放的结果，只是消解了崇高，消解了神圣，造就了物欲横流的现实，那这种思想解放的意义，就变得微乎其微了。就像现在一些酒店，招女服务员，在条件上总写着“思想开放”。这“思想开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张贤亮在《习惯死亡》中，曾经这样反思共产主义中国，他说中国是一座大的修道院，只有把它变成妓院，才有希望。很不幸的，这个希望正在慢慢变成现实。从最纯真的道德来讲，我们更向往毛泽东时代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更无妓女。有西方记者说，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消灭了妓女的国家。这并不是神话，就是曾经的真实，但是，这种真实，已经太遥远，太模糊了。毛泽东时代，当然有很多缺点，但是，它更合乎我们的理想。文革虽然是灾难、浩劫，但却是毛泽东生命的绝唱。我们不是爱听千古绝唱吗？其实，千古绝唱最好的命运，就是作为灾难、浩劫，永远地封存。但是，人们又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历史的真相。虽然巴金所主张的“文革博物馆”，并没有建立，邵燕祥先生所讲的“文革学”，也是虚幻泡影，但是，严肃的文革研究，还是存在的。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状况，终将改变。其实，我们研究历史，也许真正的兴趣并不在历史本身，而在历史的当代意义。我的文革研究，同样地追寻着当代的意义。但是，这种研究，显然不怎么到位，甚至有许多乖缪。固然如此，但毕竟阐述了我自己的思想，也完成了所谓的极限哲学。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我要说的也只是“诚望杰构与来哲”。将来的人们，会做得比我们更好，而我们也不过历史的中间物。
2008.7.11—2009.6.15辛若水于冷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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