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追求自由，但并不喜欢自由派。自由派对文革的态度，自然是猛烈的抨击，深刻的反思，甚至不惮于恶意的诅咒。说实在的，文革确实把个体自由的空间挤得非常狭窄。从决定要改造知识分子灵魂的那一刻起，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就已经失去保障了。什么样的人需要改造灵魂呢？按照现在的观点，自然是劳改犯，或者说是犯罪分子。但就是对劳改犯或者说犯罪分子，现在也不讲改造灵魂了。根据以往的经验，灵魂大抵没有法子改造的。因为改造灵魂，这个命题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它有一个假定，那就是被改造的灵魂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灵魂里就有罪，也可以叫做原罪；那这个罪，又怎么赎呢？也只有虚心接受改造了。可以说，就是这个前提错了。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在灵魂改造的陷阱里挣扎，而直接否定它的前提就是了。在我看来，自由派对文革的否定，是有一定道理的。高压的政治空气，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改造，这确实很不好。在文革时代，有着伟大的献身精神，有着高尚无私的集体主义，但却独独没有对个体自由的尊重。个体自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神圣的位置。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倾向于自由派的。但是，我和自由派，还是不一样的。自由的放任发展，必然导致人情的泠漠，公平与正义的丧失。因自由而失掉公平与正义，这已经成为了现实的一部分。自由当然是可贵的；但是，如果丧失了公平与正义，这自由又有什么价值呢？自由派在现实的许多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冷漠，甚至已经失掉了基本的良知。倒是与之对立的新左派，在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公平、正义与自由，都是神圣的；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它们却往往发生冲突。在我看来，无论因正义失掉自由，还是因自由失掉正义，都是不好的。我们既要维护社会的正义，又要保证个体的自由。文革时代，确实维护了社会的正义，而且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维护社会的正义，但是，它却践踏了个体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苦难，会成为自由派的精神资源；但是，这么重要的精神资源，却为新左派漠视。新左派虽然打起了公平与正义的旗帜，但却让我很担心，我分明地看到，他们的主张是在拉历史的倒车。回到文革时代，那是不可能的。我的本心是近于自由派的，但自由派丧失了公平与正义，也不免让我焦心。其实，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是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它们的冲突、论战，也不过给思想史增添点花絮而已。新左派，没有什么明确的主张；而在中国，也没有产生独立的自由主义。也就是说，这两派，都是缺乏原创性的。我虽然和这两派，都有共同之处，但不同之处更大一些。所以，我才讲自己的观点，即迥异于新左派，亦不同于自由派。我讲的是极限哲学，我认为文革的灵魂是凝聚着人类强权的精神自杀。这个意思，我已经讲过了，所以便不再重复了。我只补充一点新鲜的看法。我认为，人类强权，是要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精神自杀，则是要捍卫个体的精神自由。实际上，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往往漠视个体的精神自由。如果二者发生冲突，我恐怕会选择捍卫个体的精神自由。个体的脆弱，是勿庸质疑的；也正因为个体脆弱的缘故，所以个体的精神自由显得弥足珍贵。我在想，如果我们吸取文革的教训，首要的就是保证个体的精神自由，而不要妄想着用行政的力量去改造人的灵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讲，改造人的灵魂就是无情践踏个体的精神自由。在文革中，有很多用生命去捍卫个体精神自由的例子，譬如傅雷、老舍、林昭，他们留下的确实是洁白的纪念碑。我总觉得，只有纯洁的生命本身，才能捍卫个体的精神自由。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个体的精神自由，真有那么神圣，值得用生命去捍卫吗？我说，当然。人的精神生命是高于肉体本身的。人所以是人，而不是行尸走肉，就在于人有精神生命。越是在最痛苦的时候，越是在面临强暴的时候，人的精神生命，愈是彰显出自己的价值。自由，是可贵的；但不能被庸俗化。我们现在见得最多的，是被庸俗化了的自由。有了十年文革，我们知道，要在人间遍种自由花，总免不了血雨腥风的。 （四）车裂的痛苦
在研究文革的过程中，我确实感觉到一种精神上被车裂的痛苦。也许，这是由我的立场决定的。实际上，我是选择了两种立场的，一种是文革本身的立场，一种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如果站在文革本身的立场，就会发现它有许多光辉的东西，譬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崇高的道德境界，伟大的献身精神、反权威的精神、对官僚主义以及腐败的批判；而这些光辉的东西，都是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就是毛泽东的文革；而我们对文革的研究，也就是毛泽东研究的一部分。可以说，在文革中，所展现出来的光辉的东西，是否定不了的。如果否定这些东西，那整个的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呢？但是，现在，尤其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承认文革中有光辉的东西，而只是揪住灾难、浩劫不放。在我想来，这并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有人说，文革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人们却把责任推卸给林彪、四人帮。实际上，这样讲并不对。毛泽东确实是文革的发动者，但绝不是罪魁祸首，因为文革不仅有着高尚的动机，而且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当然，对于这伟大的历史，人们有着不同的态度。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那里，更多的还是怀念，因为整个的毛泽东时代维护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毛泽东时代最为闪光的一点，就是官员带头维护正义。这几乎是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的事情，但毛泽东却把它变成了现实。对于古代的官员，我们知道最多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即便是好的官员，我们听到的呼声，也只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但是，毛泽东却在中国建立了最为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虽然在文革期间推行的“大民主”，为许多人的诟病；但是，他毕竟在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捍卫人民，尤其是底层群众的利益。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是低重心的时代，他所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在毛泽东看来，以往的历史都是颠倒的，都是统治者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于是，他便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让人民真正为社会的主人，可以说，这是根本社会制度的变革，是非常了不起的。现在许多人把毛泽东的革命概括为阶级翻身，并且对这种阶级翻身嗤之以鼻。仿佛只要是阶级翻身，便会有农民起义的心态，甚至暴发户的心态。但是，在我想来，就是农民起义的心态，也有革命的意义；而阶级翻身，是解放了最广大的人民，尤其农民，其革命意义更大了。对于革命的传统，我们是应该尊重的，而不应该戴着变色的眼镜去诬蔑它。如果我的文革研究只站在这样的立场，就不会有什么矛盾了。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立场，那就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其实，用怎么样的言语，来形容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苦难，都是不过分的。因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文革中遭遇了灭顶之灾；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独善其身。我觉得，如果诬蔑文革那些光辉的东西，是丧失良知；那么无视知识分子在文革的苦难，同样是丧失良知。认识到文革中，有光辉的东西，这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而同情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苦难，则是人道主义或者说伦理主义的态度。说实在的，我是在追求历史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但是，在人类的史前时期，这种统一大抵是达不到的。也正因为达不到，所以，我在精神上感到了车裂之苦。当然，这种车裂之苦，只是一种形容；因为我对文革，并没有切肤之痛，所以我才力图超越知识分子的局限，去接近文革的真实。文革的真实，是多面的；它绝不仅仅是人民的狂欢、知识分子的苦难、官僚主义的灾难，那么简单。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去研究它。我大抵选了七十多个角度，而这种分角度展开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精神上的车裂之苦。但在另一面，这种精神上的车裂之苦，又是贯穿在各个角度的研究之中的。文革的立场，与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因为知识分子就是文革的对象，但是，在我心中，又有一种坚信，那就是相反适足以相成。我觉得，只有在对立双方矛盾的充分展开中，才可以接近历史的真实。
（五）诚望杰构与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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