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发现”
——严绍璗谈日本文化研究
记者 李佳
编者按：“山片蟠桃奖”在国际日本学界有崇高的地位，被称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诺贝尔奖”。自1982年设立以来，共有23位学者获得该奖，绝大多数获奖者为欧美学者。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荣获最近一届——第23届“山片蟠桃奖”，是继周一良教授(1913—2001)以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本刊记者对严绍璗教授进行了专访。
从情感层面进入理性层面的日本研究
读书报：您治学从传统国学的古典文献起家，转而研究日本中国学以及日本文化，并获得了“山片蟠桃奖”这样的殊荣。您的日本文化研究得到了本次日本审定委员会的高度评价。您能谈谈您的日本文化研究有着怎样的特质，您是怎样把握到日本文化的关节点？
严绍璗：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基本上瞧不起中国人的日本文化研究。这三十多年来我们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我此次获奖之前，我国学者已经获得了几个日本的奖项，王仲殊先生获得了“福冈亚洲文化奖”、王晓平先生获得了“奈良万叶奖”、严安生先生获得了“大佛次郎奖”。只是“山片蟠桃奖”是专门评价国际学者的“日本学”业绩的，授奖仪式隆重一些，国际学术界的反应强烈一些。我们这些人的获奖表明，中国的“日本学”研究的总趋势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与日本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层面：首先，我们从较多的情感色彩的表层研究推进到了致力于把握关于日本文化内涵的哲学本体的研究，包括对日本国民的精神信仰特征、美意识特征以及他们在历史和现实世界中面对自己的生存利益和突然事变时所表现出的精神形态和行为模式等等的研究。其次，我们致力于在“世界文明”的总体进程中解析日本文化内在的构成机制，即十分注意日本作为一个偏居亚洲东部海域中的、地域并不广大的国家，它在自身发展中、在不同的“时空”中与世界文明的“共感性”与“同步性”；我们把它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成员，揭示文明的发展过程是有共性的。再次，我们致力于揭示日本文明是在和世界文明共通共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变异体文明形态——它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本体，广泛地在不同层面上吸收了亚洲大陆特别是东亚和南亚的文明，近代又吸收了欧美文明，变异为自身文化的材料，组合成日本文明，从而呈现多姿的光彩。
读书报：在您看来，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文化取得的成绩体现在哪些方面？
严绍璗：对于我们来说，日本文化研究的跃进在两方面。第一是我们的研究脱离了情感形态。这种情感形态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文化是微不足道的，因为20世纪中日之间的特殊关系，至今很多人仍然不能客观地将日本作为研究对象。另外一个层面又恰恰相反，我们有些学者愿意跟着日本学者的总体思路发展，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从江户时代日本的“国学”形成以来，不少日本学者的基本思路是，日本文化是日本民族创造的、是为日本民族提供的一种专有的消费品，外国人是看不懂的。诚然，一个研究对象国文化的人，一定要在对象国生活，没有对象国的文化生活经验，很难深入，但是一定得有自己的思考能力。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思考能力是以中国文化教养为本体的。第二还要有世界文明史的、人类学的等等的基本知识。作为一个中国人，从中国本体的文化去观察日本文化，会感受到很多的不同，但是也会从一个局限陷入另一个局限。这时候需要世界文明史的知识、需要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修养对其思考进行质疑和提升。
我认为，这30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日本文化研究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研究已经从情感层面进入到理性层面。日本文化作为世界文明的一个成员，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层面，这个层面的形成和历史发展、内部构成和各种变异、它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它的发展过程中的教训，作为一种认识世界文明的参考，对我们从世界文明的整体认知中理解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形态的形成、发展和价值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重新发掘日本学
读书报：您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这本书的内在理路与您的学术转向之间是否有关联？
严绍璗：首先我要说明，我从中国古文献学经由日本中国学而发展到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不是“学术的转向”，而是在不断的“自我质疑”中从一个层面推进到另一个层面的必然，存在打通学科壁垒的内在逻辑。以《日藏汉籍善本书录》(3卷)为首，也包括《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日本中国学史稿》和《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等著作——这些研究，都是从跨文化的层面上来揭示日本文化内含的特征。这样的一种文化视角，可能日本学术界觉得是有价值的，值得继续推进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这部书不是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著作，这些文献是参与对象国文化活动的“活物”。这部书多少体现了我的这一观念，即以文献实证为基础，在相关学科的综合层面中生发出对文化的阐释。日本文化以本体哲学为基础，又包含了很多外来文化，汉籍传递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日本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并把它分解为自己文化的材料，变成了自己的营养。文化的传递是以“不正确理解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对中国古代很多文学材料的接受，例如关于白居易文学的接受，大部分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在不同层面作出不同的解释。“白居易文学”成为推动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相反，对于“李白文学”，由于他们不能感知李白作品中表现的美感价值，日本文化与之共鸣的成分比较少，因此“李白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很微弱的。
读书报：能否请您举几个具体的例子，阐释您重新发掘日本学的过程？
严绍璗：日本的古文献是非常难懂的，当时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早期官方的文书是汉文写的，之后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文字形态，同样使用汉字，有的作为“意义字符”，有的作为“记音符号”，例如《万叶集》就是运用这样的形态记载的。相对于后来的表音系统的文字——“假名”，这一形态就被叫做“真名”。“假名”的“假”，不是真假的“假”，是假借汉字形态编出来的意思。“真名”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之一，不同的人根据自己运用汉字的经验进行文字记录，没有统一标准。比如“倭”这个字，古代“倭”是没有单人旁的，18世纪的时候在九州的志贺岛上发现了一枚图章，叫做“汉委奴国王印”，这个“委”是现在“倭”的本字。我请教过王力先生，他说，“委”在上古属于“哥”部，发“a”声，“倭奴”应该念“Anu”。我一直认为“倭奴”是对阿伊努人的早期称呼，这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佐证。20世纪初期，英国人类学家E. Balze在日本进行民族学调查的时候，调查到北海道有一群人跟普遍的日本人很不一样，他们就是我们在《山海经》上记载的毛人、虾人，汗毛很长，正式学名应该叫阿伊努人。阿伊努人是日本最早的原住民(Proto-Japanese)，现在还有两万多人，在北海道居住。他们已经很日本化了，但是还保留一些舞蹈一类的原始习俗。1992年，我参加日本的一个关于阿伊努人的民族调查，在北海道的白老地方碰到一个阿伊努族老太太，她说她女儿嫁给日本人了。她认为自己不是日本人，有非常强烈的阿伊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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