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在对人的问题上，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我们能够说我们比古人活得更幸福吗？今日的现代人还会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悠然见南山”吗，还能高山流水遇知音吗？还能发出孔子“逝者如斯夫”的喟叹吗？很难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我认为，不能一味地耗费我们的身心，还要学会养身、养心。有一些西方的后现代的人士提倡慢生活、简单生活，在文论界还兴起了生态批评等，从而臻至“与天地参”的人生境界，而这种境界无疑也就是艺术境界和美的境界。
可以说，中国的“三和文化”：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的思想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这种“和谐文化模式”奉行王道，反对西方黩武主义、霸权主义的“霸道”，对纠偏西方“丛林法则”文化(霍金认为，按照西方一套走下去，因过度开发、资源耗尽、地球升温、地震海啸，人类将活不过这千年)和人类的长久和平安宁的贡献将在今后的岁月中显现出来。就文论而言，中国文论思维中正邪观念、多元争鸣、绿色和谐、和而不同、辩证思维、综合模糊、尊敬差异、知人论世等，一定会对东西互动起到良好的作用。
文论中必须兼顾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必须将文论同文化、生活连接在一起，必须对人这一主体加以重新彰显。没有深厚的文艺、文化修养，学者只能成为抽象、干瘪的学术人
记者：有人认为当代文论的问题不在于“失语症”，而在于理论与当下文艺实践的脱节，您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传统的现代转换中，除了理论倡导和探索之外，具体可行的实际路径又有哪些？
王岳川：理论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个是形而下的，就是我们说的从文艺批评那里提炼文艺理论，这是一部分学者所关注的另一个是形而上的、哲学的，是基于某些特定的思想、学说而产生的文艺理论，西方20世纪后期以来的各类批评理论大体如此。文论失语症和当下文艺实践脱节这一问题是存在的，但是问题的解决并是让文论家都去做文学批评。因为现代学术分工日益专业化，这一部分更多地属于当代文学领域，但是文学史研究本身并不必然地以产生理论为唯一旨归，因为文学史有其自身的目的，就是还原文学历史本来的面貌，总结得失，提炼规律等，理论生产只是其部分的目的。这也不是说做文论研究的就不需要实践了，而在于我们的文论实践是什么。文论既然是有着哲学内涵的学术话语，形而上的探讨是必须的，但是文论又不能同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脱钩，因此还要兼顾形而下，要有适当的文学批评实践，除此之外还要兼顾形而中，这个形而中就是文化、生活。理论思考也罢，文学批评实践也罢，必须将文论同文化、生活连接在一起，没有深厚的文艺修养和文化修养，只能是抽象的、干瘪的学术人，其产生的文论也就可想而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人是主体，所以人的这一主体新必须加以重新彰显，但却是谦卑的，而非狂妄自大的。在传统的现代转换上，我也坚持这样的看法，没有抽象的理论，也没有抽象的实践，而只有本于某一鲜活个体的理论和实践。如果我们把这个鲜活个体性抽离的话，那么所谓的理论和实践也就很难真正实现了。
记者：您对未来中国、世界文艺理论的发展前景又有怎样的预见？
王岳川：文论的未来发展前景，这不是某个人所能完全预见的，但是大的方向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不断向世界传达我们中国文化的诚意和真意。当然，仅仅有预见、前瞻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在于“笃行之”，去躬耕实践，因为只有实践，未来才可以走近我们。“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不仅是现在的，也是未来的，但终归是要从现在开始的。所以说，未来掌控在我们的手中，即便今生很难看到，也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何瑞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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