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娱乐至死”到“愚乐至死”
同文化一样，文化批评显然是异常复杂的概念。文化批评水准的高低，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观照、文化反思、文化发展的能力，但正是由于这一概念无所不包的复杂性和包容性，它也是我们社会生活中难以界说和难以回避的话题。
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文化批评的乏善可陈，凌空骂架的微博、插科打诨的秀场、泛娱乐化的舞台、权力寻租的理论期刊……正在遮蔽主流批评并汇聚成新的话语阵地。
1. 新型文化贫困笼罩着批评
文化批评泛娱乐化，批评家们趋红包化，批评载体无序膨胀
“我又不是人民币，怎么能让人人都喜欢我？！”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礼让三分；人再犯我，我还一针；人还犯我，斩草除根。”
“鉴于国内油价不断上涨，国家决定成立新的产油企业以打破垄断遏制油价。现在共有四家成品油生产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中地沟油。”
这是风靡荧屏、网络的“周立波语录”。语录主题分散、重心游移，“没有风格，只剩腔调”，“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这些靠庞大的幕后团队由网 上流行的“段子”整合而成的语录，却因聚集当下周遭社会、生活、情感的一切“桥段”——调侃、恶搞、社会情绪、人间乱象、流言飞语、流行时尚、恶性事件而 迅速“走红”。不能否认的是，由于文化批评的乏善可陈，凌空骂架的微博、插科打诨的秀场、泛娱乐化的舞台、权力寻租的理论期刊……正在遮蔽主流批评并汇聚 成新的话语阵地。
“个个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科技的高度发展改变了信息的发布方式，让每个人平等地拥有了发布信息的权力，以至有人惊呼，“在这样的时 代，甚至连讨论互联网都显得有些过时了！”据CNNIC发布，我国2010年网民总数达4.57亿，2011年第一季度手机用户总数8.89亿——在 “13多亿只麦克风”的舆论场内，中国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传播机制、干预机制、评价机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全媒体时代是一个“注意力经济”时代。边界不断远拓的新媒体场内，在“众声喧哗”中吸引注意力，如果不能及时作出切中肯綮的文化判断，就只能依 赖“先声夺人”的“异声”。然而事实是，文化批评既大量泛滥又严重缺失，文化理论既庞杂丰富也相当匮乏。在文化批评的日渐失落中，高发“异声”的“意见” 领袖正在抢滩占地。“一种新型的文化贫困正笼罩在各种批评之上，文化批评像促销广告一样华而不实，内容贫乏。”一位网友质问：“文化批评，我拿什么拯救 你？”
文化批评的失落不仅广受文化界质疑，同时也深为批评界诟病。“文化批评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有一种不正常的倾向，就是某些文化批 评不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而是更多围绕某种需要而展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存在着两个颇为极端的现象值得人们思考——一极是过度吹 捧，一极是一味谩骂。过度吹捧，毫无疑问不足取。一味地谩骂，把批评等同于骂，打冷枪、出冷拳、打群架，同样有巨大的危害。
文化批评本是一种借助文化学剖析文学或借助文本探讨文化的研究方法。但不幸的是，文化批评的时尚化、边缘化、口语化、散文化、纪实化、低俗化， 批评家们对于重大文化现象的缺席、缺位、失语、乱语、无序膨胀，使批评载体滑向媒体化、口号化、红包化、核心刊物化，这些是文化批评丧失生命力、降低文化 品位的重要原因，是文化批评失去读者、失去喝彩的重要原因，也是“微博撬开文化批评大门”、批评流于“泛娱乐化”的重要原因。
有人一针见血地说过，文化越是泛滥，整个社会就越没有文化。“现在文化不仅表现为一种热热闹闹的浅层化，还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被滥用的情况。当任 何东西都可以冠上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文化被消解得差不多了。”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认为。文化批评也是如此。当失语、乱语成为常态，评论也就逐渐失去了自 身的独立品格，甚至“受雇”于商业利益，为人吆喝，变相炒作，抢夺眼球，制造卖点，文化不再是尊严的存在。
2. 警惕“群体盲思”和“信息茧房”
如果信息聚合和文化判断失当，人们很快就会失去理性，人群很快就会变为暴徒
微博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言论的门槛，移动终端更使这种言论的发布趋于简便。在信息爆炸与媒介膨胀的时代，众声喧哗，观点纷杂，“意见”领袖的 “意见”、“石破天惊”的表达，不仅成为信息世界的新“入口”，而且主导着动辄数百、数千万“粉丝”的价值判断，进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观念与态度。
不能忽视的是，微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是一个传播媒体和娱乐工具，它巨大的潜能正在被挖掘出来。微博的“意见”渠道正在成为互联网公司“圈地 运动”必争之地的时候，动辄数百、数千万的“粉丝”其实是由某些利益集团操控的。“微博的作用与商业价值是建立在一个微博运作成功的基础之上的，试想，如 果你的微博粉丝‘寥寥’，关注者非常少，怎么可能达到效果呢。”一位叫做史光启的研究者撰文道。
他举例，在Twitter上，戴尔公司的@DellOutlet这个专门以优惠价出清存货的微博，目前已经有了近150万名关注者；而通过这一渠道宣传促销而卖出的个人电脑、计算机配件和软件，已经让戴尔进账650万美元以上。 值得警惕的是，在一个信息超负荷的时代里，人们对信息的随波逐流很容易使自己退回到信息封锁时代的偏见。文化判断是容易受到影响并且是可以模仿 的——86年前，鲁迅先生借助他的短篇小说，写出了他有感于中国人求同心理太重容易形成文化盲从的基本判断，从而高呼：“向庸众宣战！”
“在一个正见和八卦日益难分伯仲的世界里，许多头脑聚在一起上网的努力可能会提供最好的通向信息乌托邦之路。”美国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原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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