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中“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话题,但是无可否认,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又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不仅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而且更是审美的动物。凡有记载以来的历史,无处不可以看到审美现象。试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即衣食住行之中,哪里不存在审美呢?至少我们可以说,从西方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而至于今日,审美在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已经“审美化”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知识阶层的无数种形式的话语系统中直到今日方才出现“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一个话题呢?是因为现代生活方式、现代传媒、现代消费文化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程度更高吗?那么在古人那里,例如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平日里的琴棋书画、吟诗作赋、游山玩水、衣食住行之中何处无审美?他们甚至写一封家信都是美的创造,连走路都要讲究姿态,其审美化程度低于今日吗?西方古代的贵族同样如此,连日常交往的言谈举止都是精心打造的审美活动,这难道不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吗?为什么古代知识阶层没有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个话题郑重提出呢?在我看来,这原因恐怕主要不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程度与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在于言说者与这种文化现象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人类早期,即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尚未分化的时期,审美活动本来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看那些民歌、民谣以及绘画与日用器物的装饰,无不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彼时尚没有独立的精神生产者,也就没有反思的主体,故而也不可能产生对包括日常审美活动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的反思意识。只是到了人类文明比较发达的时期,脑力劳动获得独立性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控制着文化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卡尔·曼海姆曾经指出:“在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一些社会群体,其任务在于为社会提供一种对社会的解释。我们称他们为‘知识界’。一个社会愈是处于静态,这个阶层将愈可能在社会中获得明确的身份或社会等级地位,因此巫术师、婆罗门、中世纪的教士都被看成知识阶层,他们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在其社会中享有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的垄断性控制权,而且享有对于重建其他社会阶层朴素形式的世界观或调节其差异的控制权。”[3](P10-11)这是很符合实际的见解。在这个社会阶层产生之后,社会的主流精神文化就被他们所控制,平民百姓的世界观也在其直接影响下生成。在审美趣味方面同样如此。平民百姓的审美趣味实际上是受控于这个承担着主流精神文化的社会阶层的。
这个新的知识阶层无疑具有反思能力和意识,但是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却是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这批知识精英们所关心的是如何精心营构自己的精神空间,创造精妙、深奥的贵族化审美趣味,以此来确证自己的身份,从而保持其高于一般大众的社会地位。看看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活动就一目了然了——从汉唐以降他们一直致力于文学艺术和日常审美活动的雅化追求。他们自我塑造成为一种从吟诗作赋、著书立说的纯精神活动到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的日常生活方式都充满“雅”的情趣的人。渐渐地这个知识阶层就开拓出一种与日常生活剥离开的独立的审美空间,他们常常驻足于其中自我陶醉,流连忘返。所以他们的言谈或反思也是关于自身的这种独立的审美空间的。对他们来说平民百姓的审美趣味根本是不值得关注更不值得言说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代表着文化的主流,当然也代表着社会审美趣味的主流。百姓们只有追随其后的份。他们的日常审美活动只能一言以蔽之曰“俗”。而其之所以“俗”并不是因为他们别有一套独立的审美价值观念,而是因为他们虽然拼命效法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但由于文化修养和经济力量的限制而无法到位之故。传统的知识阶层似乎有一种普遍的习惯,即对于被自己的价值观所控制的、习以为常的社会文化现象没有言说兴趣,只是面对新奇陌生的、异质的、不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东西才会产生言说的冲动。所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尽管日常生活的审美乃是与人类的诞生和发展相伴随的事情,可以说从来就是无处不在的,但是知识精英们却从来不愿意将其当作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来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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