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在思考，血统论与出身论究竟有什么区别。也许，血统论偏重的是文化的继承，而出身论呢，则主要是从经济、政治的地位考虑的。然而，这点区别，又算不得区别。血统论与出身论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所以我才讲血统论与出身论的比翼双飞。血统论与出身论，本就是荒谬的，那它们的比翼双飞就更加的荒谬了。指出其荒谬，现在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关键的是找清楚其荒谬的根源，不让这荒谬重演。那么，血统论与出身论，是不是非理性的产物呢？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它的理论也是一套一套的，对许多人还有极强的说服力。说实在的，血统论与出身论，实在是把人们心中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用精致的理论表达出来。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愿望呢？往大处说，是秦始皇的那点想头，即这天下永远是他一家的，一世、二世的往下传，直到千万世。这种万世一系的想头，不只秦始皇有，任何一个皇帝都有；也不只皇帝有，就是平头老百姓也有。无论任何人，都是为子孙谋划的。资本家希望自己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是资本家，整天在家里堆着座金山、银山，就是坐吃山空，几辈子也吃不完。然而，这种想法现实吗？秦始皇的万世一系，到第二代就破产了；平头老百姓的想法，那就更不必说了。古人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又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牛马”。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近些，回到现世的生活，那所谓的血统论与出身论就很可笑了。血统论与出身论的基础就是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而且从娘胎里就不平等。“红五类”天生就是根正苗红，所以就应该享有政治的特权；而“黑五类”呢，从娘胎里就是反动的，所以就应该受到歧视。人生而平等，这还需要论证么？这是基础，这是前提；然而，在文革中，这基础，这前提，确实不存在的。“红五类”“黑五类”的划分，就是人为地制造了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针对的是天真活泼的孩子。对于这种划分，“红五类”，是不会说什么的，因为他们是特权的享有者；而“黑五类”，就有怨气了，他们自己又没有做错什么，难道因为出身不好，就永远被歧视么？成绩好，却不能上大学；就业，又被许多部门拒之门外。这样的不平，确实很难忍受。遇罗克的《出身论》，大抵就发泄了这种不平之气。可以说，《出身论》写的小心翼翼，到处引经据典，而且还是从党的阶级路线出发，驳斥反动血统论。然而，这种小心翼翼，毕竟掩抑不住满怀的不平之气。所以，许多因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的人，读了《出身论》，往往热泪盈眶。然而，遇罗克的文章即便如此小心，依然被认为是反动的。同样是真理，由小人物说出来，往往被认为是反动的；同样是谬论，由大人物说出来，则能够大行其道。就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谓荒谬至极，但由江青说出来，那就是真理。血统论与出身论的比翼双飞，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会践踏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其次，会使社会背离最为基本的常识。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本身就是追求平等的；可文革为什么又要建立新的不平等呢？也许，平等永远是一种理想，而不可能变成现实。文革虽然以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的方式建立了新的不平等，但它又是追求平等的。不过，它所追求的平等，是向下拉的平等，而不是向上拉的平等，也即就是说它追求的是共同贫穷，而不是共同富裕。把富裕的变成贫穷的，很容易，只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了；可若把贫穷的变成富裕的就很难，因为这需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财富的积累。共同贫穷的平等，并没有太大的魅力；还是共同富裕，有吸引力。不过，共同富裕，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总有贫富的分化。穷了，什么也不怕；富了，就不免畏首畏尾。虽然如此，人们还是想着富，富了还想再富。而这，也会造就新的不平等。人生而平等，这个原则会被血统论、出身论践踏；但也会为血统论、出身论维护。血统论、出身论，本身就是违背人们常识的;文革中，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和常识颠倒着个儿。其实，在文革中，比翼双飞的谬论，决不止血统论、出身论。要领会谬论的真谛，也需要“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四）不能选择的出身，可以选择的道路
其实，在血统论与出身论的夹缝里，还是有比较理性的观点的。人们并没有完全被血统论、出身论禁锢住。譬如常讲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这对于那些出身于反动家庭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道光明。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他们或者出身于地主家庭，或者出身于资本家，但是，他们都背离自己的家庭，走向了革命的道路。这就给“不能选择的出身，可以选择的道路”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但是，人们允许不允许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学习革命家的榜样，背离反动家庭，走向革命道路呢？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是怀疑的，因为最有市场的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的谬论。人们对于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弟是不会怎么信任的。即便获得信任，那也是有前提的，就是背离反动家庭。家庭一加上“反动”两个字，似乎就成为了罪恶的渊薮，然而事实却并非这么简单。“反动”不过是政治的标签，这并不妨碍这个家庭内部，有着脉脉的温情，即便老子是反动的，但儿子对父亲，依然有亲情。这是人的天性，不是政治的强权，所能够改变的。我说过的，中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伦理的情感是高于政治的选择的。要求那些出身反动家庭的人，背离自己的父母，走向革命的道路，确实很难的。不是革命的道路不好，而是再神圣的革命也不应该以扼杀人的亲情为前提。让天真的孩子去背负因袭的重担，这是不负责任的。革命不应该以背离亲情为前提。人生而平等，这个原则不应该被践踏。什么样的出身，这是无所谓的，关键的是现在走着的路，和将来要走的路。革命者也在强调亲情。可是，他们却让出身不好的人，大义灭亲。大义灭亲，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境界不仅高，而且高到了残酷无情的地步。在文革中，许多出身不好的人，为了表明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甚至动手殴打自己的父母。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人类精神的悲剧。难道只有殴打自己的父母，才能表明自己坚决的革命意志吗？难道这就是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吗？他们知道革命为何物吗？一场深刻的革命，也会导致精神的畸形。如果说在血统论的阴霾下，背离不好的家庭，走向革命，是一条光明之路的话，那在这条光明之路上，却有太多的痛苦。为什么要把亲情与革命对立起来呢？如果定要让二者对立，我更愿意让革命顺从亲情，而不是相反。人的亲情，是不能够扼杀的，那些在文革中，殴打父母的子女应该忏悔的。所以要忏悔，既不是为了父母，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自己的良知。如果革命的迷狂让人泯灭了自己的良知，那就应该找回来。最可怕的，也许还不是泯灭自己的良知，而是把泯灭良知当作崇高与神圣。文革所以可怕，就在于它让崇高与神圣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许多时候，崇高与神圣并不值得信赖；因为崇高与神圣可以是语言的陷阱，甚至是花言巧语编织成的。我决没有否定崇高与神圣的意思。我们只是希望人们不要被虚假的东西欺骗了。如果神圣与崇高都不值得信赖的话，那究竟什么值得信赖呢？我想，也只有人的良知。人的良知是一切价值的天平。其实，即便所有的价值都不存在了，人的良知依然是存在的。人的良知是不会为神圣与崇高蛊惑的。如果说“出身不能选择，人的道路可以选择”，这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而人的良知则能够走到理性光辉的背面，看到这会造成革命与亲情的冲突，甚至亲情为革命所扼杀。人的良知，不会偏重于理性方面，因为他很清楚，人的理性会疯狂；它偏重的是情感方面。人首先是情感的动物，其次才是理性的动物；然而，人们总想用理性来压倒情感，以成就道德的崇高，而这就忽略了母亲的眼泪，妻子的柔情，孩子的哭泣。无论基于多么崇高的目的，背离自己的家庭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人的道路当然可以选择，但是，永远不要以背离家庭为前提吧。亲情，是最基本的；在亲情面前，也许革命不过是“满街红绿走旌旗”罢了。革命所以吸引人，除了利益的驱动，崇高的诉求，我想，还有另外一点，那就是能够名垂青史。其实，名垂青史又有什么好呢？那不过是虚花泡影。人世间哪怕一丁点儿的亲情，就可以让人陶醉一辈子了。
（五）别了，阶级种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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