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文盲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所肯定的只有一个事物，就是对求智的无止境的否定进程的肯定，这样的肯定有什么意义呢？它是非历史化的，不会有任何痕迹留下来。这就是拒绝与否定的文化，也是破坏的文化。当然，摇滚是激进的青年文化，如果说摇滚也四平八稳，循规蹈矩，那我们的文化也就太乏味了。而文盲的乐音却是在摇滚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生命本能和魂灵本能及身体本能的艺术，它的声音不是像音乐那样，从歌喉里发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本能和魂灵本能及身体本能里爆发出来的。他在不断穿越击中。实际上，文盲要弃圣绝神，目的就是把富有革命性的乐音，拉回到身体本身。拉回到直接本能。
文盲的反音乐并不疯狂，有一种奇怪的安详，一种平静中产生的自虐，那种幽默洋溢的快感。看看他的那些歌词，如《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你这个老实人/专门干坏事/干尽了坏事/干坏事又不留名/还那么谦虚/老让别人怀疑不到你头上来……”这首歌当然带着强烈的反讽，一看就知道是在套“做好人好事”。在这里，它颠覆了我们既定秩序认定的好人/坏人，老实人/不老实的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做好事不留名，这是我们所热衷于提倡鼓吹的新风尚，现在，做坏事不留名，这显然是在嘲弄伦理表象体系。而到处都是我们的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切当年尖锐凶恶的阶级斗争，现在都变成玩笑。这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解构了“我们”的阶级与政治归属性。谁是我们？我们是谁？那个老实人就藏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是老实人，老实人就是“我们”。虐待生活的快感，来自民众的自嘲与自虐。把生活挤压到最边缘的地步，在那里把无意义的东西撕碎给人们看，一种无害也无意义的破坏，一种对破坏性的破坏。在这里的解构中，面对权威秩序发问，面对伟大的象征体系挑战，使得乐音具有锋利的先锋性意义。像崔健当年所做的那样，那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不管崔健如何把自我与个人作为一个反叛的小人物，但他的意义依然是巨大的，他终究是“红旗下的蛋”。但在文盲这里，全是无意义破坏，全是比卑劣更卑琐的行为，比拙劣更拙劣的愿望。文盲们认识到破坏本身的意义的有限性，破坏着一种理想与抱负。而文盲作为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要建构的只是“鸡巴博物馆”：“ 在这克隆时代/在技术完成想象的创造力之后/我要让克隆人都知道/人类生孩子需要性繁殖更需要精子……”技术克隆时代标志着男性生殖力的丧失，这也象征性地指示着人类的创造性存在的可疑之处。凸现了人类对技术这种文明副作用的反思。
文盲的情绪复杂而矛盾，他亢奋又忧郁，虚无却又雄心勃勃。文盲作为一个绝对的另类，创造着当代文化最极端的景象，也把当代文化的张力推到极限。在这样的时代，有人在玩蹦极，有人在克隆人类，有人在侵吞公款，有人在逃亡，相比较而言，文盲是最温和兼恭的：他在做着文盲的梦，要把乐音（反音乐）和文盲行动变成一种永远探索未知的文化，试图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多样化景观增添奇异的色彩。文盲说过：风筝的命运和人类不断探索未知的命运颇为相似：不管飞多高，只要那个家伙的手轻轻一拽，风筝就会掉下来，天空就不再属于它。倔强自信的文盲能飞多高，人们都在拭目以待。（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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