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世平：美国人对科学的崇拜既是现代世界潮流的一部分，也同美国移民国家的历史有关，因为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各自的文化、历史都不同，无法用某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来整合国民的政治理念，只好用看来中性的“科学”这样的理念。两个多世纪前美国建国初期，作为立国的基本纲领，美国的国父们宣称，国家制度同科学有关。这恐怕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他们把这叫做“新政治学”。国父们认为，同以前和现在的所有政治制度不同，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美国的政治结构如果用图像的形式画下来的话， 显得非常对称，反映了国父们理性的思维方式，他们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很大。
英国的情况与美国很不一样。英国的政治结构中，不理性的因素很多。比如女皇有权否定民主选举产生的首相候选人。也就是说，英国的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传统来维持的，人民给予女皇这种权利，同时又相信她不会使用这一权利。
对于美国国父们来讲，这种政治上的科学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以及人们主观意识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人性正确的理解基础上的，人性的基本特征是贪婪。人们对权力、财富、声望和女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同时，在这一贪婪的追求过程中，人们会互相残杀，并且会经常犯一些错误。通过科学的方法，而不是良好的愿望才能把事情办好。政治虽然无法改变人的本性，但可以把人的罪恶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人类社会得以维持下去。在这一基础上，国父们考虑到首先应该限制领导人的权力，于是就有了三权分立制度。不单单是领导，人民也有贪婪的本性，于是选举人团制度相应被建立起来。选举人团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那些“不称职”的人民直接参政，如没有财产的、没有文化的人。美国的政治制度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选举人团的作用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的选举制度后来废除了对财产、文化的要求，使普通人能够参政，但美国的立国基础没有太大变化。美国现代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关于政治本质的言论同美国国父们的立国哲学没有太大区别。
美国的这种对科学的崇拜自然会渗透到科学领域。同20世纪末科学哲学界一些人认为“当今世界谁也不知科学为何物”的观点不同，美国社会科学界“科学万能论”仍然有市场。前面讲过的在政治学界有很大影响的系统论，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美国的一些欧洲来的工程师发展起来的。在美国，学者申请研究经费不用科学的方法很难拿到资助。在美国的大多数学校，社会科学的学生必须修方法论，主要是数量分析。我本人就教了7年“政治学研究方法”这门课。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个教授对我说，他所使用的数学模型可以解释任何问题。
关于自由主义，前面我谈到，美国学界在方法论方面以及美国社会结构有重程序、不重结果的特征。这一特征是当代世界科学研究规范的主流，也同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不谋而合，不受个别人操纵的选民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自由选择是美国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价值基础。同样，不受个别人操纵的法庭、学者在操作上坚持的客观性是美国司法系统、科学系统的价值基础。
4“中国问题专家学中国，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俄国问题专家学俄国，是因为他们恨俄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媒体的报道和学者的言论是普通民众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请介绍一下西方媒体和学者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华世平：我20世纪8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中国问题专家学中国，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俄国问题专家学俄国，是因为他们恨俄国。” 原因是西方学者学中国的起因好多是被中国5000年灿烂的文化所吸引，如费正清等人都是这样。费正清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的贵宾。美国俄国学专家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的好多俄国问题专家都来自东欧，在第二次大战中，俄国从东欧国家夺取了很多土地，他们是带着对俄国的怨恨研究俄国的。
我1988年出国，当时正值“文化大讨论”，许多中国青年学生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持批评意见。我是到美国以后才第一次意识到，中国经济在1949—1978年这个阶段总的来讲建设得不错。我记得当时一个美国教授持有这样的观点，我还同他争论了起来。他的解释是：1949—1980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为4%—6%，这个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看是比较快的。但他又补充说，中国的经济好，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勤奋。
西方媒体与学界情况很不一样。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媒体需要“耸人听闻”，即所谓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样才可以吸引读者和观众，这一特质必然会反映到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但是，“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说法不全面。因为，美国的媒体对本国领导人同样会“妖魔化”，比如，当年对克林顿总统风流韵事的报道在我看来也是很过分的。再者，西方媒体对中国也有客观的报道。比如前一段时间，《时代》周刊就以很大的篇幅论述美国应该从五个方面学习中国。总的来说，美国学界对中国的评判比媒体温和一些。
5 美国学者没有参政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国内要求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您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否有助于高校更加健康地发展？西方高校的管理体制对中国是否有借鉴意义？
华世平：美国大学的基层领导是系主任，相当于中国一些大学的“院长”，因为有财权和人事权，这一职务都是轮流担当的，少的两年，多的5年，也有连任的。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同学告诉我，这个系里最有势力的不是系主任，而是系里的大秘书。系主任任期只有两年，有的情况还没弄清楚就该卸任了。而大秘书了解系里的所有秘密。但大秘书没有管人的职权，因而，系里谁的权力也不是绝对的。系的运转主要靠制度，而不是靠某人的领导才干。一是因为任期短，来不及施展才干；二是因为大部分学界的基层领导也不是管人的材料，原因是他如果有管人的欲望和才干也不会来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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